Mausoleum of the First Qin Emperor

An area of both outstanding human creativity and pristine natural landscapes

秦始皇的皇帝理论及其政治伦理思想

秦始皇的皇帝理论继往开来,既继承了先秦诸子理论遗产,将先秦诸子政治理想表述与政治制度体系建构的努力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形成了皇帝理论,也开辟了秦汉以后政治理想表述的新路径,奠定了两千余年皇帝制度体系的核心政治理想。秦始皇的皇帝理论在政治伦理主题上集中表现为圣人救世,它在内容上既表现为圣王崇拜,也表现为轻贱黔首。先秦诸子的圣人救世话语经过秦始皇的过渡性创造后,转换成了一套实践性的制度体系及其观念支撑。

与秦始皇相伴终生的迷藏游戏

心理学认为,童年的经历和记忆会伴随人的一生,影响人性,内心被压抑的意识往往会在适当的时机爆发出来。秦始皇出生在敌国赵国,在被追杀中度过了童年时光,如同陷入了一个迷藏游戏躲藏者的角色。在他以后的人生中,始终难以摆脱迷藏游戏,在分别扮演了旁观者、追逐者的角色后,晚年由于对死亡的恐惧,又回归到了躲藏者的角色。赵高利用迷藏游戏成功策划了沙丘政变,并把秦二世操控于股掌之间。迷藏游戏的印记贯穿了秦始皇一生,也影响了秦朝的政治与命运。

秦王朝皇帝理论的政治伦理缺陷及其后果

秦王朝短命而亡固然有其执政理念、政策体系及六国残余势力等的影响,但它所建构的皇帝理论在政治伦理上存在的缺陷在根本上是难辞其咎的。皇帝制度建构起来以后,秦王朝仍然延续了无限尊崇圣人的理念,并因圣王合一的特点而将帝王摆在了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上,使其能够以圣人之禀赋而率性而为,奉行霸道政治伦理,虽以圣王自居,以救世自命,但在实践中却已是政令日非,民生愈艰,终至于不亡不止。秦王朝的短命而亡,并非皇帝制度体系的缺陷所致,而是皇帝制度体系在政令制定及政策运营的伦理指导上存在根本性缺陷所致。

《秦始皇本纪》“项燕立昌平君反秦”辨正

睡虎地秦简《编年记》简二八,云:“(秦王政)廿一年,韩王死。昌平君居其处,有死属。”综合有关材料和研究,其中的阙字应释读作“为”,而“昌平君居其处,有(又)死”当单独断句。由此可知,昌平君应死于秦王政二十一年。故而《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记秦王政二十三年,秦军虏荆王负刍和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于淮南一事,是值得重新审视的。考《六国年表》《楚世家》《蒙恬列传》《王翦列传》等,这些篇目相关记载的史源均是《秦记》,一致记述了荆王负刍被虏于秦王政二十四年,且都没有昌平君反秦的身影。清人梁玉绳又指出《本纪》自身存在的一些史事发展矛盾。因此,有关项燕立昌平君反秦的记述虽载于《本纪》,但其可靠性应该被审慎对待。

秦始皇死亡疑案续解

秦始皇死后,胡亥一行秘不发丧,假借始皇乘舆名义前往九原,看似绕道,其实隐藏了一个巨大阴谋,是他们基于对当时严峻的政治军事形势,为了顺利接掌政权,扫清政治对手而作出的必然选择。之所以能够做到在长达一个多月里秘不发丧,始皇遗体得以大致保存并未被外人发觉,应当是得益于沿途郡县的凌室、陵井、凌阴设施,以及车队从齐地带有数量较大的干鲍鱼的缘故。

《帝王略论》中的先秦及秦朝帝王论

中国古代史论著作《帝王略论》卷一记录了李世民与虞世南对先秦至秦朝夏禹、秦始皇等帝王得失荣辱的讨论,在后四卷中也多次论及这些帝王的功过是非。这些论断对于贞观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玄武门之变被比作周公诛管放蔡的义举,贞观盛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先秦治世的悠长回响。

从“皇帝之威”到“皇帝之贵”:秦至汉初的集议与政治变迁

集议是君臣通过合议的方式对一些重大事项进行讨论和决议的政治形式。君臣在一套固定的集议程序或仪式下完成对主题性话语的讨论。这时集议程序就变成了一个呈现和强化君臣秩序的舞台,其核心便是“尊君卑臣”。秦朝集议无处不显现出皇帝的绝对权威,秦朝试图建立的乃是绝对的专制皇权。汉初统治者则采取温和的方式来达到强化皇权的目的,将“礼”大规模引入集议中,突出“皇帝之贵”,侧重的是君臣之间等级区别和身份高低。

历史记忆中的秦始皇——《史记》《资治通鉴》秦始皇书写比较研究

《史记》和《资治通鉴》中关于秦始皇的书写是司马迁、司马光历史记忆文本化的表现。将二书秦始皇书写进行对读,通过司马光关于秦始皇记忆的有意重构,可以发现政治立场上司马迁“六家兼容”与司马光“儒家主导”的差别。进入二书文本内部,司马迁采撷不同主体、不同物质形态的历史记忆建构文本,形成“复调”,司马光删削修润,叙事走向“独白”,其背后是书写目的上司马迁“成一家之言”与司马光“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差异。最终二书也呈现出“功过兼存”和“罪莫大焉”两种不同的秦始皇形象,这与睡虎地秦简、北大竹简等出土文献中的始皇形象又不相同。将文本作为一种书写下的记忆探讨,历史记忆在不同的书写立场中会被重新建构,在不同著述目的统摄下会被再次阐释,具有多元性、存在性、历史性的特点。此一视角的选择有助于打破文献作为“历史事实载体”的思维,对理解两司马的始皇书写差异、历史记忆与历史的关系大有裨益。

关于陕西省秦始皇陵立法保护的分析与思考

文章通过总结和回顾陕西省关于秦始皇陵的立法实践活动,重点阐述了《陕西省秦始皇陵保护条例》的修订背景、修订过程和主要变化,分析了立法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不足,指出地方人大在制定文化遗产领域专项法规时,应当把握“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的立法原则,坚持问题导向,紧紧围绕遗产特性和地方工作实际,贯彻全过程民主,制定出务实管用、人民拥护、高质量的文化遗产地方性法规。

秦始皇帝陵防洪堤调查研究

秦始皇帝陵因其宏大的规模、科学严密的布局、丰富多样的艺术内涵为世人瞩目,吸引着大量学者研究。秦始皇帝陵园防洪堤作为保护秦始皇帝陵不受季节性洪水冲击破坏的最主要防线,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首先查阅了古籍和考古报告中防洪堤相关记载,结合秦始皇帝陵园所处位置及骊山自然气候环境,系统梳理了防洪堤的起源、功能与现状。之后通过多次实地考察与走访村民,确定了防洪堤的地理位置、整体走向及外观尺寸。结合文献记载、时代背景与遗址现状,对其所采用的夯筑工艺进行了合理分析。最后,基于遗址所存现状与前期工作,完成了材料特性研究和动力性能试验,进行了抗震仿真分析等多角度研究。

秦二世十二岁即位说

秦二世即位之年龄,学界多谓二十一岁,然考之史实则似不符。《史记》引《秦记》原作十二岁即位;少子即幼子说不易推倒;胡亥缺乏起码的政治和生活常识,是非不分,甚至难辨鹿马;胡亥无淫乱记载,也未曾留下后代;胡亥童趣未泯,思路幼稚。诸多迹象表明,秦二世十二岁即位说应可成立。

秦汉时期的“太上皇”

"太上皇"称谓体现了帝制时代最高权力集团中特殊的亲族关系,其最初发生与"皇帝"同时。"太上皇"和"皇帝"之间的帝位传递与帝权继承,历史上有过复杂的情形。以称"太上皇"为标志的最高执政者生前的权力转让虽然在秦汉时期没有直接发生,但先秦时期类似的历史记忆以及汉代皇帝向异姓出让国家管理权力的情形,很可能于深层的潜意识影响着帝王晚年的心态。另外,兴起于社会下层的武装暴动集团以反政府为旗帜,却并不否定皇权。所谓"妖贼"自称"太上皇帝"的史例,也值得政治史研究者、文化史研究者以及社会思想史研究者予以关注。

秦亡于二世的历史文化因素考察

秦亡于二世,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秦帝国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和秦始皇专横暴虐的高压政策,是沙丘政变这一偶然事件的必然因素。法家文化的培植和浇灌养成了秦二世自私暴虐的性格;所受教育,使他局限于法家学说的圈子之中,无法改变秦朝残暴严酷的统治政策;用人的失误,为赵高篡权创造了便利。法家思想与文化的缺陷,是造成秦亡于二世的深层次原因。

秦陵文官俑矿料来源研究

K0006(K6)of Qingshihuang’s Mausoleum was excavated in July 2000, from which 12 terracotta officer figures were unearthed for the first time.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e preliminary research of 19 samples from 8 individuals. Their More’s hardness and water absorption are approximately the same as that of the terra cotta warriors, which implies the similarity of their pottery properties and conservation measures. Both the result of cluster analysis an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indicate significant homology of clay materials among individuals of K6 and K1,K2,K3,especially with that of K3. K3 and K6 were simulations of key departments of Qin government and the number of figures was limited. It is quite possible that clays from one single spot could supply enough material for two pits. The supposition that the clay spots and workshops were designated based on the rank of the figures is yet to be proved.

法家文化与秦朝的兴亡

法家文化与秦王朝的兴亡密切相关,它在秦国历史上的作用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秦孝公时期,商鞅以法家文化为指导实施变法,使秦国迅速壮大,为吞并六国、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同时也确立了法家文化在秦国的主体地位;秦始皇时期,由于过度迷信并片面使用法家文化,实行君主专制,崇尚权术,严刑峻法,残暴统治,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秦二世而亡,同时也扼杀了法家文化的优点,极度膨胀了其不足。秦兴于法家,也败于法家,甚为遗憾!

秦始皇陵规画初探

秦始皇陵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赢政的陵墓，也是中国古代帝王陵墓中规模最大、埋藏最丰富的一座大型陵园。本文对秦始皇陵的规划布局与营“建过程进行宏观考察，发现秦陵规划设计与营建符合“都邑规画”的一般规律。通过探讨秦始皇、吕不韦、李斯等人的行为活动与思想观念，在“天一地一人”关联的思想体系下，考察秦始皇陵的规划设计与营建：一方面是“山川定位”，将秦始皇陵纳入山水体系这一比较恒定的参考系中，探究区域范围秦始皇陵轴线的定位，复原秦始皇陵空间规划、设计与营建的过程；另一方面是“形数结合”，尝试建立考察秦始皇陵的尺度体系，认为尺度揭示了秦始皇陵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形态、数量关系及其内在的统一。秦始皇陵的空间形式是由地理环境基础及规画过程决定的，即在一定的地理环境基础上，通过仰观俯察、相土尝水、辨方正位、计里画方、置陈布势等过程，形成了规画的空间格局与形态（可称之为“规画图式”），这是造成秦始皇陵空间形式这个果的空间的因，也是直接原因。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室内含硫颗粒物的SEM-EDX研究

对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室内采集的长短期降尘、大气悬浮颗粒物和彩绘漆层进行了SEM—EDX研究，在大气悬浮颗粒、短期和’长期降尘中，含硫颗粒的粒径分别为0．9～22．8μm、1．0～29．0μm和1．2～37．7μm，多为石膏与粘土或石英以内部混合的状态存在．降尘中附着型絮状硫酸钙的比例多于大气悬浮颗粒物，显示降尘和大气中二氧化硫发生了累进化学反应．在彩绘漆层表面的坑和裂隙附近观察到原位生长的硫酸钙晶体，显示漆层材料或降尘颗粒物与大气二氧化硫之间的酸化学反应，可能是彩绘漆层表面受侵蚀形成微小坑和裂隙的原因之一．

LIM模型辅助“规画”研究——秦始皇陵园数字地面模型构建实验

以秦始皇陵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为契机,应用Autodesk Civil 3D和Infra Works等软件对秦始皇陵园进行数字地面模型构建实验,探索风景园林信息模型构建技术路径。模型融合汉中区域、陵区范围和陵园范围3个尺度的地形数据,模拟秦始皇陵园所处的地理景观,对陵园"规画"研究的结论加以验证。实验在陵园数字地面模型基础上想象复原秦陵封土和地宫的空间关系,通过封土和地宫工程中土方挖填方量的估算,验证应用LIM模型场地信息管理功能辅助"规画"研究的可行性。

先秦法家功利思想的结构性矛盾及其演进

传统中国以术驭法而非以法抑术的政治实践,凸显了法家思想法与术之间的矛盾关系。那么,为何术能够替代法成为法家思想的主要实践形式?为何法的治理主张和精神未获承继,而势最终变成了君主专制之势而并非法治之势?实际上,先秦法家思想存在公共利益与君主利益两种不同取向,从而形成了结构性矛盾,厘清这两种取向及其结构性矛盾发展的脉络,进而解构其法、术、势的阐述,不失为解答这些问题的路径。一般来说,公共利益取向的法家强调道的客观确定性,认为应以规范促进共同利益,主张公共利益优先,强调君臣共治、法治为主,因此,势即法之势。而君主利益取向的法家则利用道的主观玄虚性,基于利益冲突不可避免的逻辑,主张君主利益优先,强调君主独裁和术治为主。这时,势就成为君主之势。申不害、商鞅、慎到等的功利思想虽然各有侧重,但在基本逻辑上体现着两种取向的结构性矛盾。作为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竭力融合君主利益与公共利益,化解两者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达成了其思想在逻辑上的自洽。但是,在君主至上的传统政治实践中,韩非以道的主观玄虚性吸纳其客观确定性,实际上使得君利与公利之间的冲突更加凸显,从而使得君主利益处于优先地位。这就为法家侧重君主利益的论证与儒家主张君主专制的学说融通苟合,进而为传统中国专制政治的统治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