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郭皇后被废案探议

宋仁宗郭皇后是宋代第一位被废黜的皇后,郭皇后被废事件是仁宗时期宫廷矛盾掺杂朝臣斗争的产物,其主要原因是仁宗不满刘太后的垂帘听政,同时也与仁宗作为少年即位的皇帝,与其母亲、妻子之间的感情纠葛有关,另外,朝中大臣的介入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论北宋的黄老思想

北宋是继西汉以后黄老思想流行的另一个高峰。北宋多数帝王有崇尚黄老之举,君臣上下共同推行,思想界互相呼应,黄老思想几乎漫延于整个北宋王朝,其中仁宗朝尤为显著。宋仁宗不仅对黄老十分推崇,并且更加自觉,在位期间被时人及后世称为太平之治,故宋仁宗才是北宋崇尚黄老最有代表性的皇帝。而宋神宗言及他对汉之文景、唐之太宗、孔子均无间然,可见黄老与儒学在国家治理上同样具有相融之处,这也是北宋黄老与西汉黄老区别之所在。

王安石与龚自珍改革智慧的比较分析——以《上仁宗皇帝书》和《对策》为中心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书》与龚自珍《对策》,都以"法古而不泥古"为改革思路,重视人才选拔、培养和任用的正确方法。但由于两人所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不同,他们强调的改革重点也就不完全一样。王安石注重理财,龚自珍则侧重"务本"、"河漕"和"西塞"等问题的论述。王安石和龚自珍敢于担当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勇于破旧立新的改革智慧都是中华民族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

宋代制科与士风——以仁宗朝为中心

宋代制科与士风关系甚密,这以仁宗朝最为典型。制科自仁宗天圣七年复置后,较之前朝,科目增至十科,施行时间长达40余年,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与连续性。当时士人或亲身应考,或谏言得失,以各自方式、立场处身其中,扩大了制科的影响力。而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有官者举贤良方正,无官者举茂材异等”的现象。其意义在于: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赋予了士人直言犯谏的权利与精神,正与此期士人的议政风潮相互激荡;茂材异等科则深刻影响了当时的布衣群体,引发了布衣精神的新变。

从《清平乐》看儒家文化的影响

电视剧《清平乐》让人们的视线聚焦在了文豪大儒辈出的仁宗盛治。在史实的基础上,《清平乐》加以合理的艺术创作塑造了多个复杂立体的人物形象,如天性仁孝、爱民如子的宋仁宗和叛逆乖张、直率任性的公主赵徽柔。剧中宋仁宗的种种行为体现了儒家的仁爱思想。《清平乐》剧情体现了儒家的纲常伦理思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体现了宋朝士大夫“大同社会”的理想抱负,尊儒崇教的治学风范和重气节礼仪的自我规范。

论宋仁宗时代的经筵讲《诗》

经筵讲读是宋代学术史上的重要现象,对宋学形成和发展有推波助澜之功。将包括《诗经》在内的经筵讲读制度化是从仁宗开始的,这一时代的经筵讲《诗》在继承《毛诗》、《郑笺》的基础上,时有发挥,有着明显的通经致用色彩,其诠释方式也体现出由名物训诂为主向义理诠释为主的过渡趋势,对其后《诗经》宋学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

元仁宗与《五牛图》——以赵孟頫题跋为中心

元代书画艺术家赵孟頫题跋《五牛图》,除鉴定它为唐代韩滉真迹,还记录了该画在元代前期的流传过程。收藏者“太子”和“唐古台平章”,即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和武宗时期的中书平章西夏人教化。太子将《五牛图》赐给教化,具有现实的政治意义,是至大时期中枢权力斗争的反映。从赵孟頫的题跋,还可以推测出《五牛图》系由他献给太子,君臣的知遇时间要早于传统文献记载。

论北宋真宗、仁宗时期关于甘青蕃部的民族立法问题

宋真宗和仁宗时期,为对抗西夏,北宋政府竭力经营甘青吐蕃诸部。与恩信稳边、"联蕃制夏"的边地民族基本政策相适应,在法律上,北宋制定了许多针对甘青蕃部诸族的民族法律法规,内容涉及行政、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本文试就此问题及其在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中所起的历史作用略作探讨。

熙丰变法与宋仁宗形象的提升

宋仁宗赵祯在位42年,基本上算是个平庸之君。他在位期间,臣僚对他的评价并不高。不过,其形象却在身后得到极大的提高,这一过程始于熙丰变法时期。神宗与王安石强力推行新法,遭到元老重臣的反对。但神宗不为所动,元老重臣转而反对变法,鼓吹祖宗之法不可变,更积极地制造赞颂祖宗之法的舆论,仁宗的形象也被美化。仁宗形象的提升与宋代政治关系密切。

北宋仁宗时期的阵与阵图

北宋时期是阵法与阵图研究较多的时期,当时,朝野上下、文武官员都非常关注阵法与阵图创制与研究。仁宗朝是北宋阵法与阵图研究的高峰时期,但实际作战中却收效甚微。文章对当时的阵法使用以及阵图在这一时期的创制应用进行研究,试图对北宋中期阵法、阵图研究繁盛,却无法转化为实际战斗力等问题进行探讨。

父子关系与新旧交替:再论北宋“濮议之争”

濮议之争中存在两种不同的父子关系,分别是血缘型父子和收养型父子,两种不同的关系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濮议的展开和决定了其结果,其中养父与养子的复杂关系是推动“濮议”的关键所在。而濮议之争除了复杂的父子关系,也存在着两对重要的矛盾,即先帝和新帝、旧朝和新朝之间的矛盾,在这两对矛盾的作用下,英宗朝开始破坏仁宗朝逐渐完善的台谏制度,打破了“共治”的政治格局,集中了皇权,为后朝的改革和新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情礼之间:北宋真仁之际三后并配太庙探析

北宋真宗、仁宗以庶子身份即位,按照“子以母贵,母以子贵”的常理推测,真宗、仁宗的生母理应升格为皇太后。然事实并非如此。真宗、仁宗在追尊生母时都颇费时日,在实现生母神主配享先帝太庙时更是费尽周折,先追赠尊号、然后别庙奉慈、最后经过十几年的运作才能升祔太庙。真宗、仁宗利用帝王权势为其生母在宗庙世界中争得一席之地,突破了一帝一后的宗庙配享原则。但是按照礼法“今皇生母”仍然没有资格配享太庙,真仁之际三后并配先帝太庙,只是儒家礼法与权势、人情的暂时妥协,可谓权宜之计。真宗、仁宗为其生母升配先帝太庙的实践过程,凸显了情礼之间的冲突与调和。

西夏天盛年号纪年时间辨析

出土西夏文献中保存了一批可用于研究西夏纪年的材料,通过对西夏天盛年号纪年材料的爬梳,结合夏仁宗天盛末期西夏政局和乾祐改元动因可知,夏仁宗李仁孝天盛年号并非《宋史·夏国传》中记载的二十一年,而是有二十二年,纪年时间为己巳—庚寅(1149-1170)。夏仁宗于天盛二十二年八月诛杀任得敬后改元乾祐,乾祐元年与天盛二十二年乃同一年,该年干支为庚寅,换算成公元纪年则是1170年。

河南沁阳肖寺村元代济渎庙行宫碑记考释

元延祐六年(1319年)《大元济渎清源善济王行宫遗庙碑》是河南省沁阳市济水故道岸边济渎庙行宫遗存的碑刻。该碑撰文者萧璘应是武陟县萧让第五子。济渎庙在豫西北地区分布最为密集,主要有两种分布方式:一是沿济水河道分布,一是在泉眼边、非济水河道附近分布。肖寺村济渎庙行宫属于沿济水河道分布的类型,修造时间较后者更早。碑文“至元十有八年诏封济渎清源善济王”应有误,其准确时间应为“至元二十八年”。通过碑文可知,怀孟路改称怀庆路在元延祐六年三月二十一日至十二月之间。另外,碑文对研究元代加封济渎神封号、豫西北民间济渎信仰、元代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具有重要价值。通过碑文还可了解元代儒士崇尚的顺天应时、各守本位、以德化理民等天道哲学思想,这种思想至今仍具有积极意义。

西夏文《御驾西行烧香歌》中西行皇帝身份再考

本文在西夏文诗歌《御驾西行烧香歌》甲乙合校本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汉、藏文资料,对其中西行皇帝的身份进行了讨论。首先,本文通过对《黑水桥碑》的汉藏文本的对比分析,认为西夏诗歌所记皇帝若为仁宗,则其西行时间应在1176年以前。其次,本文将诗歌内容与藏文巴绒噶举历史文献所记录的帝师热巴的事迹加以比较,指出诗歌中西行礼佛的西夏皇帝除了可能是仁宗以外,还有可能是桓宗。

关于宋仁宗时期弓箭手田的几个问题

宋真宗时期建立的弓箭手乡兵组织,由于其兼具屯田制与府兵制的优点,在防边、垦土及省费方面的作用日益凸现,从而得到宋朝在土地等方面的大力扶植,大致在宋、夏战前的康定元年(1040),从弓箭手田数和人数来看,都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弓箭手在保卫西北边疆安全、开垦沿边土地及节省北宋财政开支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是募兵制时代亦兵亦农的典范组织,受到此后北宋历代帝王特别是宋神宗的高度重视。

宋仁宗为赤脚大仙转世神话考论

仁宗是继太祖、太宗、真宗之后宋朝的第四位皇帝,其父宋真宗大力发展道教,以神道设教,仁宗朝仍受到"崇道热"的影响。赤脚大仙是知名的道教神仙,其形象产生于真仁之际。宋仁宗为赤脚大仙转世神话的产生、流传和演变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赤脚大仙在神化仁宗皇帝形象中应运而生,以道教势力为主导的各利益集团共同催生和传播了该神话,其目的在于为道教争取宋朝皇权、皇室的持续支持。元明清时期,道教、佛教典籍、类书中基本保留仁宗转世神话的原貌,而诗词小说话本或借用赤脚大仙转世的故事,或借用赤脚大仙的名号,赤脚大仙已不再拘泥于宋仁宗前世的身份,其形象也变得独立和多元化。

仁宗朝馆阁翰苑与词坛论略

仁宗朝是宋词发展的关键阶段,出现了北宋文人词的第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的著名词人除柳永和张先外,大多曾任馆职或翰林学士。在馆阁翰苑文化的影响下,仁宗朝词体完成了从伶工、宫廷之词向士大夫词的蜕变,语言渐趋典雅,内容乐而不淫,抒情主人公逐渐转变为思致深远、气节相尚的士大夫形象,并由此奠定了士大夫词的范式,对其后的元祐词坛及词史发展影响深远。

元赵孟頫书《投龙简记》碑考释

《投龙简记》碑记录了元仁宗派人祭祀济水和王屋山的过程。这次祭祀是仁宗登基之后对济水神和王屋山神佑护的感恩之举,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该碑为著名书法家赵孟頫书写,具有极高的书法艺术价值。

元仁宗爱贤尚文意志下的文坛样态平议

元仁宗朝是元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一般来说,文学史提及仁宗朝,常将其与重开科考相关联,以此作为这个时代最可言说的成绩。植根于儒治理念的爱贤尚文时政风气是讨论仁宗朝文学与文坛样态的必要基础。以元仁宗及其时代礼遇贤文兼备之才这一观念性风尚为切入角度,有助于把握当时文人及其文学创作的整体状态,定位出仁宗时期在整个元代文学史上的关键位置。与此同时,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元代映像,这在当前加强多元一体中华文化认同的现实语境中有着重要的研究和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