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海歌》考论

柳永名下有一首诗,或作《■海歌》,或《煮海歌》,或《鬻海歌》。《■海歌》最早见于元代大德戊戌(1298)《昌国州图志》。比勘各种相关文献,“鬻”实乃“■”之误,而“■”“煮”形异而音、义同,柳永在任晓峰盐场官时所作应该是《■海歌》。钱锺书易《■海歌》为《煮海歌》,利于广大人民阅读,其要言不烦的解题和注释揭橥《煮海歌》的独特认识价值,扩大了《煮海歌》的社会影响。将柳永相关诗词对读,柳诗与柳词,虽体面不同,然自有其内在组织结构的互文性,皆讲究声韵格律。《■海歌》是一首自具“柳氏家法”独创性的七言歌行体叙事诗,拓展了中国古代诗歌的表现领域,我们理应维护柳永对《■海歌》的著作权。

刘完素“阳气怫郁”论治火热病浅探

[目的]探讨刘完素从"阳气怫郁"角度论治火热病的方法。[方法]通过研读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黄帝素问宣明论方》等论著,分析其对火热病证治规律的认识,着重阐述其从"阳气怫郁"角度论治火热病的机理。[结果]刘完素医理精深,临证经验丰富,善于创新。在《黄帝内经》病机十九条理论的启示下,对火热病证加以扩充,提出"六气皆从火化"学说。认为风、寒、湿、燥诸气太过,玄府闭塞,阳气怫郁,均会产生火热病。"阳气怫郁"是六气化火的一个关键环节,当以寒凉与宣散相合的治法,或辛凉解表,或清泄郁热,或表里双解,或燥湿解郁,或寒温并用,以宣发"阳气怫郁"诸证。[结论]刘完素从"阳气怫郁"论治火热病,为后世开辟了新的治疗途径,对今日临床仍有指导意义。

长安新出隋开皇十五年《元纶墓志》释读

长安新出隋代开皇十五年《元纶墓志》是尚未披露的新资料,据此可以研讨北魏以迄于隋代的拓跋元氏家族的世系关系以补正史籍,以及昭成帝一系定著在长安的子孙与周隋统治者的政治关系和其社会地位,也为隋代职官、地理与书法诸方面提供了真实而丰富的史料信息。

海岱文化与中原文化

海岱文化（亦称东夷文化）在考古文化特征上与中原文化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它们之间有着频繁的交流。在古史传说中，传说所称出自东夷的顼──帝喾──帝舜一系实代表了中原农耕文化的主体，海岱文化是中原文化的基层文化。夏商周时期，东夷文化逐渐融入中原文化区的大范畴中，并丰富和充实了中原文化。

北魏坐榻维摩画像源流考释

崔光实际上是促使维摩信仰在北魏中晚期广为盛传的关键人物,他对孝文、宣武、孝明三代帝王的影响,左右了北魏维摩信仰的历史演进,同时也是平城时代后期云冈出现胡服坐榻维摩像的导源。这一画像形式几经演绎,发展出较为成熟的汉装坐榻维摩形象,并对后世维摩画像产生了影响,宋元绘画中的坐榻维摩即发端于云冈,并经龙门、莫高窟渐次演绎为坐榻维摩的图像系统。

《天圣令》研究两题

《天圣令》以唐令为蓝本参以新制修纂而成,虽然新修订了不少条款,但是《天圣令》远不是当时法律的全部。在《天圣令》之外,与之并行的法典还有编敕、附令敕。《天圣令》与《庆元令》有着较大的差异,《天圣令》反映的唐后期至北宋前期社会变化后的社会关系,与《庆元令》所反映的北宋后期至南宋的社会关系有着诸多不同。天圣以后,宋代社会仍发生着许多重要变化。

关于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的作年

关于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的写作年代主要有三种看法：一是景元四年十月，二是甘露三年，三是景元二年。其中第一种说法影响最大，几为定论。经考证，阮籍此笺作于甘露五年四月。

对戊午科场案的考察

按照清代制度,科举戒律森严。但因其为进身之阶,还是有很多人铤而走险。咸丰初年,条子关节之风已经盛行,大庭广众之中不以为讳。咸丰帝决心整顿,结果是上相弃市,士人满狱,震惊朝野,影响深远。有人认为此案系载垣等公报私仇,实际上完全由咸丰帝决断。

元上都扈从诗的民族精神要素发微

元上都扈从诗,从作品本位的维度上看,为我们提供了那个时代蒙古民族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和生存环境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可贵的认识价值;从作品内涵的维度上看,这些作品表现了蒙古民族热爱生活、崇尚自然、勤劳坚韧、乐观豪迈的民族性格、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和英雄崇拜的心理;从创作主体的维度上看,元上都扈从诗人大多数是来自内地的汉族知识分子和其他地区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他们对蒙古族人民生活与精神的情感和价值取向体现出了多民族国家的知识分子在多元文化上的接受、认同与融合,进而体现出中华民族文化多元、开放的特点。

元代西藏的政教合一制

元代西藏的政教合一制趋于定型,出现了统一全藏的萨迦派政教合一制政权。从元朝中央到西藏地方,在两条系统、三个层面上形成了政教权力的高度统一,即帝师制度———萨迦本钦———十三万户系统,宣政院———乌斯藏宣慰司———十三万户系统。

贯云石文学新论——以其在元仁宗朝的命运转向为视角

贯云石是被陈垣先生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誉为“浊世佳公子”的著名少数民族文人,出身于功勋世家。他曾两入仕途,又曾两次主动隐退。独特的人生经历使其文学具有复杂而丰富的内涵。在文学史惯常关注的贯云石散曲创作路径之外,结合元仁宗朝在其命运转向上施加的某种影响能够看到,贯云石的文学暗示着过往的大都记忆从未在江南风光中彻底消解,也为其构建了精神的家园,更缔造了一个文学史上的新经典。可以说,其作品蕴含的深意超越了元代文学研究中的民族性、多元化等固有视角,显示出独特的文学价值。

元末徽州将领朱文选事迹考

元末徽州地区陷入战乱后,当地涌现出不少军事将领,朱文选即是其中的佼佼者。朱文选早年以潜邸说书侍元顺帝妥懽帖睦尔有功,出任驻扎徽州地区的唐州保甲千户。1352年红巾军沿江东下,朱文选被调至太平路,先后在太平、徽州、婺州、绍兴等地同红巾军与朱元璋部作战。后因不满张士诚专权跋扈,北上大都,并于顺帝逃离大都时自杀殉国。

《汉书·元后传》:西汉后期政治危机的集中写照

《汉书》特设《元后传》以记载元后一生的经历,而不将之放在记载后妃的类传中叙述,其深刻用意,是借元后一生行事来概述西汉后期因外戚势力膨胀而迅速衰亡的历史趋势,因而成为这一时期政治危机的集中写照。由于班固观察的深刻性、记述的提纲挈领和编纂体例的创造性,使本篇成为后代史家叙述和评论西汉后期政治史的基本依据,影响至为深远。

元代历史剧君臣观念的民主色彩

元代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时代氛围,使元人尤其是沦落于社会底层的元杂剧作家的价值指标体系发生了变化,对现存政治的不认同,对汉族政权的缅怀,使他们的君臣观念更多地回归轴心时代。本文从赞赏对无道君主复仇行为,摘掉帝王神圣光环、否定愚忠,忠孝关系中向孝倾斜等三方面,分析了元代历史剧中的这种具有一定民主色彩君臣观念。

论刘宋孝武帝政治经济改革的努力及其失败

"元嘉之治"后,孝武帝刘骏励精图治,延续文帝的劝农政策,强化君主专制权力,力求恢复元嘉繁荣局面。但是孝武帝的上述努力很难使刘宋恢复到"元嘉之治"的治世水平。国家财政体系发生重大改变,朝廷对地方经济控制力减弱,财政状况持续恶化,币制日益混乱,甚至不得不对地方豪强的经济利益做出重大让步。孝武帝去世后,刘宋王朝在残酷的宗室内战中毁灭。

元代江南文人画家逸隐心态考察

把元代江南文人的高蹈情怀或放逸情结细分为三个类型:遗民派、失意派和高蹈派,元代江南文人画家所处的社会生态环境以及他们的精神状貌是促生元代绘画风格变化的人文积淀和个性因素,而元末能形成中国古代绘画史上的鼎盛局面,决非偶然。

论宦官内争与元稹及其制诰改革

元稹与宦官之间的结交是在当时宦官内争的特定政治背景下发生的。元和年间,宦官内部派系斗争激烈,于是,与吐突承璀宦官集团有着很深矛盾的元稹进入了元和逆党的视野。元和末年到长庆初年,与元和逆党结交的元稹成为元和逆党打击政治对手的工具,由元稹起草的相关制诰也往往成为他打击政治对手,拉拢政治盟友的政治工具,这恰恰违背了元稹制诰改革的宗旨,即通过客观明确的叙述进行善恶分明的褒贬,减少制诰的政治倾向性,增加其庄严性、严肃性,从而使其具有教化的意义。

腰痛-历史沿革与文献探微

腰痛古代中医文献称之为"腰腿痛""腰胯痛""痹症",可追溯到秦汉时期,《黄帝内经》首次出现"腰痛",为肾精亏虚、寒湿外邪、外伤瘀血、脏腑经络病变和情志内伤;隋唐医家认识更趋完善,《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归纳为阳气虚衰、风寒侵袭、肾精亏虚、跌坠伤筋、久卧湿地五大类,另有饭后即卧、大便强努、笑多和卒然伤损亦可引起;宋金元涌现出大量名医名家,《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丹溪心法》除延续《内经》中肾虚、瘀血、闪搓等,认为痰饮、湿热也是重要病因;明清《景岳全书》:真阴虚证为主,实邪较为少见,《证治准绳》:肾虚是根本,余者皆为标也,《症因脉治》"湿热岁气"致腰痛,《秘传证治要诀及类方》《医宗金鉴》《四圣心源》《金匮翼》《冯氏锦囊秘录》等,延续历代医家,补充脾湿肝郁、闪挫气滞、湿热岁气、食积、久坐而致腰痛,及妇人童子腰痛等。近现代认为气血、经络与脏腑功能失调和腰痛密切相关,辨证分型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管狭窄症、腰椎滑脱症、脊柱结核、梨状肌综合征、第三腰椎横突综合征、泌尿系疾患(如肾结石、肾盂肾炎等)、妇科疾患(盆腔炎、子宫盆腔瘀血等)均可引起腰痛。

王勃被斥出沛王府考论

王勃被唐高宗斥出沛王府一事,相关研究对其来龙去脉探讨不多。本文从最基本的史料出发,比较新、旧《唐书》及《册府元龟》中的记载,认为《册府元龟》之记载较为可信,并由此认为高宗并没有亲见《檄英王鸡文》,而是有人挑拨离间,利用高宗对诸王争斗的敏感心理,有意将此事上闻,引起高宗对交构之渐的担忧,因而斥勃出府。虽然这件事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考察王勃“浮躁浅露”的性格特征及其沛王府的供职环境,又可以看出事情其实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元朝帝师制度及其对元代政治的影响探微

出于进军四川解除后顾之忧与西藏的合作,最终演变为帝师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首次把西藏地区纳入中国行政版图,成为中央政府直接统治的一部分。并通过对西藏的有效地统治,推动了西藏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与交流。但同时,帝师的尊崇地位和宣政院的特权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势力膨胀的藏传佛教,对元代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元后期,帝师、宣政院官员破坏纲纪,祸乱朝政,成为元代迅速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