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宋晚期的政权重构与高门士族的权势复升

宋明帝以宫廷政变弑君夺权后,形成了依赖高门士族的政治路线。一方面是缘于他缺乏长期主政州郡的经历,身边并无可资依赖的政治军事集团。另一方面是因为在与刘子勋的皇位争夺战中,宋明帝占据京师“以中制外”,聚居于建康的高门士族安危、利益均系于其帝业成败,双方具有合作需求。宋明帝对晋宋士风的认同,对高门士族理政才能的承认,是他依赖高门士族、维护“高流官序”的心理基础与情感取向。得益于泰始初年的政权重构,高门士族的政治权势在经历了孝武帝的压制之后有了较为显著的回升。后废帝时期袁粲、褚渊与萧道成、刘秉共同“平决万机”的四贵体制,正是宋明帝时期高门士族权势复升的历史结果。

扬州“一州两格”与宋明帝的上台——孝武帝置王畿的政治影响

自孝武帝以来,刘宋财政日趋依赖扬州东土诸郡(三吴、吴会)。在政治上,孝武帝将浙江东五郡划出扬州暨王畿范围,造成“一州两格”的格局。景和、泰始之际,东土诸郡在会稽的主导下起兵,便是孝武帝改制的反向后果。孝武帝以来建康朝廷的王畿化使东土诸郡与建康之间的人事关系错综复杂,这是东土士族、豪强的地方势力在战后得以留存的重要原因。控制东土诸郡的宋明帝“以中制外”、重构了政权,但东土诸郡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宋明帝时期,浙江东五郡在扬州之内仍被区别对待。泰始五年(469)蔡兴宗主政会稽,浙江东五郡与建康朝廷良性互动,孝武帝改制以来扬州“一州两格”的局面才稍有改变。

民国前南社的遗民情结

民国建立以前,出于反清排满的政治目的,南社瞩目于遗民文化。为了遗民话语的营建,南社自发或有组织地凭吊纪念宋明末代帝君陵墓、忌辰。在这些活动中他们称宋明末代君主为"先皇",在心理和情感上认同遗民;还通过表彰缅怀以往遗民烈士,激发勇武阳刚之气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表现反清排满的思想;对明遗烈志士诗文遗集的搜集、整理、刊行是南社追步遗民文化的重要贡献。由于对遗民文化的过分偏爱,南社表现出浓重的遗民情结。

严嵩何时上疏反对复套——与马楚坚先生商榷

嘉靖年间的“议复河套”因严嵩陷害、上意中变,以夏言、曾铣被杀而终。香港学者马楚坚对此提出异议,给严嵩平反、为世宗辩护。笔者详考严嵩反对复套之疏是在二十七年正月世宗态度转变以后所上;而世宗态度之中变,又与严嵩的阴谋活动直接相关。所以马先生的观点不能成立。

刘宋明帝的皇权与佛教

宋明帝即位之初,就任命自己五戒师释僧谨为僧正,给予超常规待遇,建立兴皇寺,择选有旧交的高僧释道猛任纲领,给予僧正的待遇,优礼有加;在全国范围内征请高僧大德入京传法,检饬孝武帝庄严寺僧众,重新确定法会讲论法主等等。这中间的一些举措带有明显的急迫性,有着鲜明的政治诉求。明帝意图借助佛教和僧众的社会政治影响力,延伸和扩展皇权在佛教政治秩序上的权威,塑造和强化皇权及自身地位的合法性,这源于明帝承统的合法性不足。前废帝刘子业凶狂无道,朝野笼罩在恐怖的政治氛围中,明帝被迫发动宫廷政变,仓促之间被拥立为帝;因法统性不够,受到刘子业弟弟晋安王刘子勋政治军事上的挑战。虽然最终在军事上取得完全胜利,但明帝为了在法统和舆论上强化自身的合法性,不得不积极争取佛教和僧众的合作,这是他即位之初就采取各种佛教措施的原因和目的。

明永乐内府本《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的背景及刻印

明成祖朱棣武力夺位后,为神化皇权,安抚人心,敕撰《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是其崇佛表现之一。是书刻印、版画俱精,共采集唐宋元以来通行南北的佛教曲牌三百多个,填写歌词二千余首,可谓集一时之大成,在佛教歌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此本附有《感应歌曲》,应是内府版刻于永乐十五年,刷印于永乐十八年。各版本有作五十一、五十和七卷的,皆因卷帙繁重而析,原本实不分卷。

宋孝武帝与大明诗坛“尚谣俗”

大明诗坛“尚谣俗”的新趋向与宋孝武帝的多方面推动关系密切。孝武帝通过政治威力将俗乐置于朝堂,并亲自创制谣辞以示范时人,终使谣俗地位大大提高,以至大明中“家竞新哇,人尚谣俗”。孝武帝及大明诗人的民歌拟作体式轻巧,艺术风格既真朴又兼具文人气息,格调明朗健康。这些拟作在大明诗坛的集中出现为新的诗乐结合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并促使生活化、趣味性诗歌观念初步确立,这使其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了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明成化说唱词话》同素逆序双音词研究

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同素逆序词早已受到语言学界的广泛关注,各种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明成化说唱词话》中的同素逆序双音词可分成两大类:一是两个词形共现的同素逆序双音词;二是只出现一个词形的单向式同素逆序双音词。探究《明成化说唱词话》中的同素逆序双音词,并将其与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及现代汉语进行比较,可以窥见汉语同素逆序双音词发展演变的轨迹,为今后语文辞书编纂及订补工作提供一些借鉴和帮助。

刘宋时期文坛转向探析

刘宋元嘉时期重经史之学,大明一代士人则普遍尚好作诗,宋孝武帝刘骏是这一转向背后的重要推动力。孝武帝对诗歌创作鲜明的尚好改变了一个历史时期的学风,促进了大明诗坛的发展。他以自身创作实践加以引导,终使诗歌回归到了“吟咏情性”的轨道。大明诗人追求自然平易的诗风,诗歌中的用典已逐渐减少,诗句真切而达情,所抒之情以忧怨哀思为多。这些抒情意味浓厚且浅易的诗作标示了泰始乃至齐梁诗歌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