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懿宗朝试赋研究

试赋是唐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唐代试赋的研究考证材料众多,但论者多以其程式化的体制、颂圣化的内容而忽视其丰富的时代内涵与人文精神。通过对唐懿宗朝6场试赋的赋题、赋韵、赋文、赋体、主考官等因素分析,发现6场试赋既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与文学、史学价值,也具有崇儒宗经的文化导向、帝德建构的文化精神和朋党斗争的时代内涵。唐懿宗朝6场试赋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是后人了解晚唐士人思想、社会风尚的重要载体。

唐《景俊石函》考

本文通过对唐《景俊石函》基本信息的辨识,探讨了石函供奉舍利子的缘由,明确了此次供奉是由天宝五载五月的日蚀天象而引发,以达到祛灾避难、增强皇权、保家护国的目的。

一洗万古凡马空:杜甫咏马诗的政治视野

唐代诗人中,善于相马并且了解马的价值,以至于咏马而流传后世者,莫过于杜甫。杜甫在诗中或以马自喻、自伤、自怜,至老而仍念念不忘,实有无限唏嘘在其中。此中关键在于,杜甫的咏马诗不止于自身的感怀,其目光之深邃与高超的政治视野,对于“安史之乱”中战马的关键作用、回纥铁骑的协助及其遗患,以至于乱后藩镇购马的野心,均可谓了然于心。由此可证,杜甫的咏马诗亦是其作品成为“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诗体现了其对唐王朝的忠诚与政治远见。

《玄元皇帝应见贺圣祚无疆》中的诗史互证——兼论开元中玄元皇帝与唐玄宗形象关系的构建与转变

殷寅、李岑、赵骅《玄元皇帝应见贺圣祚无疆》一诗并非作于天宝四载(745),而是以开元二十九年(741)“唐玄宗梦见玄元皇帝赐真容”为本事。通过对上述诗歌的解读,可补充唐玄宗赏赐群官觐睹真容并举行宴会事件,确定作者的身份信息及“赵铎”确为“赵骅”之误,展示玄元皇帝对霍山神助唐成功故事的渗透与转化。以上诗歌与同主题的诗歌,共同镜照着开元年间君王意志与政治事件对玄元皇帝李唐远祖、道家道祖、天界上帝等不同形象的塑造与强调,以及基于血缘联系、道经传承、天人感应的关联,唐玄宗尊祖贤君、继道圣王、应命帝王等不同权威形象的构建过程。

唐太宗的慎赦思想与行赦——兼论唐代政权合法性的构建

随着唐代法律体系的不断发展完善,赦宥制度也逐渐走向规范化和系统化。大赦、曲赦、录囚等各种赦宥方式在唐太宗时期日趋成熟和规范。唐太宗借慎赦思想塑造“明君”的政治形象,并使得赦宥的政治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然而,慎赦思想的实质却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唐太宗以多种赦宥形式来实现其对帝位继承合法性的证明,配合对外征服战略、农业经济发展策略的实施,以及减轻民众赋役负担等,为唐代政权的合法性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与《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身国同治”理论之异同

《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和《唐玄宗御注》皆推崇清净无为的身国同治理念。前者虽理身理国并重,却是以理国为引,牵出通过身治而最终达到长生久视的人生目标。而《唐玄宗御注》有着明显的儒释道融合倾向,且儒家的王道思想尤其突出,这是其作为君主的身份外化体现,也体现了隋唐之际文化大交融时代的特征。这是二者的根本差异之处,也正因为如此,二者呈现出了不同的道教哲学思想旨趣。

唐肃宗对武则天佛教思想的继承

安史之乱后唐肃宗面对的是统治的合法性与唐王朝的正朔问题。通过对唐玄宗与唐肃宗的佛教政策的考察,可以发现,作为和武则天同一母族的肃宗,一改玄宗时期的抑佛政策而大力崇佛,显示出对武则天佛教思想的继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转轮王思想;二是举行佛事活动来维护统治;三是发挥高僧的作用。唐肃宗的崇佛政策有利于在思想上快速凝聚人心,体现了其正法理国的佛教思想。

龙门石窟卢舍那大像龛营造缘由考——兼论唐高宗盛世明君形象的塑造

龙门卢舍那大像龛的修建是《华严经》佛王信仰与李唐皇室文殊信仰共同作用的产物,唐高宗以此来塑造自身的佛王形象。在大像龛及大奉先寺的修建过程中唐高宗表现出对孝道的特别重视,因为奉先思孝是有为之君的必要基础。乾封元年前后,唐高宗着手进行封禅泰山、奉俘昭陵、创制明堂等向天下万民表功的活动,以塑造盛世明君的形象,而龙门卢舍那大像龛的修建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唐太宗李世民处理“领导与下属”关系的理念与方法——基于策论的考察

领导与下属关系的处理是组织管理中的重点和痛点。处理的得当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组织的命运。通过《资治通鉴》和《贞观政要》中“问对”的文本考察,全面解析唐太宗处理“领导与下属”关系的理念、方法和实践,即相互依存、相互欣赏、相互信任和相互成就,探讨唐太宗治理智慧的当代意义。

“崇王”论与儒家书学道统的形成

“崇王”论塑造了唐以来中国书法的审美精神、信仰体系和学术传统,也深刻改变了后世对先唐书法的想象与认识。初唐政治和文教的大一统需要,儒学与文学、艺术的南学化,是唐太宗明确提出“崇王”论的历史背景。唐太宗以行、草书碑,作《王羲之论》,将王羲之塑造成美学与道德高度合一的典范,既与其自身的审美取向有关,亦是借王书以实施书学改制。唐以来人们对二王法书的反复临摹与翻刻,思想史对王羲之形象的层累塑造,加之宋明理学道统论影响下以王羲之为中心的笔法授受体系的不断拓展,使得王羲之在书学史上的宗主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从而构建出一个由文化精英主导的、建立在圣人和经典崇拜基础之上的儒家书学道统。

帝后礼佛图:大唐石刻线画与敦煌纸墨画稿

利用近年新见《大唐皇帝皇后供养图》线刻画与敦煌莫高窟《帝后供养礼佛图》粉本草图,进行对比研究,结合在敦煌壁画中多次出现的帝王形象,揭示了皇权统治者的形象对宗教艺术表现的深刻影响,指出经幢石刻线图与墨线纸本草图,虽然均没有真正转换生成大型石窟壁画新图像,但是不仅可见中古时期佛教艺术创作中的帝王政治庇护因素,也可见唐代皇帝、皇后形象作为“夫妻家庭与政治艺术”的图像流传,在宗教文化诸领域中不仅成为教化民间信徒的理想粉本,也成为国泰民安与积攒功德的祈求心愿。

杜诗《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编年考

杜诗《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旧有开元二十九年(741)说与天宝八载(749)说,前者误将洛阳积善坊、北邙山的两处玄元皇帝庙混为一处;后者所依据的“五圣”一词,本是唐代公文中的习语,并不具备严格的时间效力。根据诗中“世家遗旧史,道德付今王”的历史本事,并结合杜甫参加洛阳府试的经历,此诗更可能作于开元二十三年(735)初冬。另外,《宋本杜工部集》将此诗编次在近体诗的首章,似乎也验证了这一推断。在这一新的时间定位下,我们也可以站在旧有“讽颂”视野之外,看到杜甫早年对政治事业的期盼向往之情。

盖棺论未定:中兴观念与唐中宗历史定位之嬗变

通过神龙政变复位后,中宗先是将自己塑造成中兴之君,其后基于承继武周政治遗产的需要,很快又放弃中兴宣传。睿宗及玄宗并不认可中宗接续武周正统的做法,故恢复了对其中兴之主地位的认定,神龙功臣则被书写成实现神龙中兴的关键人物。随着顺宗神主附庙,不仅中宗中兴君主的地位被否定,宪宗君臣还改定了中兴的成立标准,中宗最终由中兴之君退化为反正之主。与中宗反复不定的历史定位相比,官方对神龙功臣的评价却始终比较稳定,二者出现了迥异的政治分途。中宗历史定位的反复与各个时期的中央政局紧密相关,同时也直接影响到了中兴观念的演变。

唐代初赐功臣名号研究

功臣名号是功臣制度的一部分,但正式的功臣名号出现在具体哪一时段,一直有很大争议。梳理唐高祖朝功臣表彰情况和唐僖宗朝的功臣名号,可以明确“王言等于官方认定”和“功臣名号是特定荣誉称号”两个标准,由此断定唐高祖时期的“太原元谋”等不是正式的功臣名号。由于唐玄宗掌权前后剧烈变动的功臣政策,“唐元功臣”也并未成为真正意义的功臣名号。初赐功臣名号的时间当以唐代宗所颁赐“宝应功臣”为始。颁赐功臣名号的目的是表彰和宣传护持君父的“正义之举”,并形成独特的历史记忆。

唐代边疆封授的内在规范与目的指向

唐代边疆封授是政治制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方向,然而长期以来缺乏系统的关注。唐代边疆的“品阶勋爵”与中央官制大部分类似,但也有自己的特殊性。边疆封授在等级、担责、迁转等方面的规定体现出严明的政治秩序,有着鲜明的内在规范,并非传统上认为的随性而为,体现出了中央与边疆在政治文化方面的不断融合。唐朝对边疆的经营,体现了历代王朝逐渐形成的“天下”体系的整体构想。由皇权政治吸引边疆地区拱卫中央,最终目的不是军事占领,而是为了构建皇权文化主导的“天下”。边疆与内地的动态融合,构成了唐朝“天下”的基本形态,而中央与边疆的互动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的内生动力,促进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整体和合发展。

复旧与延新:唐德宗年间的两次罢免财政使职探析

唐代前期的财政系统是尚书省领导下的部寺体制,玄宗之后由于统治形势的变化等问题,财政系统逐渐使职化.德宗年间发生过两次罢使和还职尚书的财政改革,两次罢使都是出于收纳使职权力,加强中央权力和回归旧制的政治考虑,但在复旧心态和政治保守主义等因素影响下改革止步于回归旧制.两次罢使在旧制已废、使职新制优势明显的因素下都以复使告终,此后唐代财政系统继续发展成了三司理财格局.制度变迁是势之必然,制度改革要有高远的政治眼光和敏锐的创新意识.

道教对唐朝正统史观与礼制的影响——也谈天宝年间的先代帝王祭礼

唐天宝年间的先代帝王祭礼深受道教的影响,在祭祀对象、祭品、祭祀地点三个方面都明显区别于其他时代的同类祭礼。祭祀对象以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为开端,是用道教古史观重构中华正统脉络的历史起点,与道祖老子皇室始祖的身份相配合,共同彰显唐朝统治权的神圣性。祭品“洁诚”而不用传统的牲牢,采用了道教醮仪中的祭品要求。将“历代帝王肇迹之处”作为祭祀地点,与“自古得道升仙之处”相对应,是将先代帝王与道教神仙等同看待的结果。总之,在天宝年间崇奉道教的历史背景下,先代帝王祭礼集中体现了唐朝正统史观与国家礼制中的道教因素。

天命与人伦:乾元改元与唐肃宗统治合法性的重建

唐肃宗因自立于灵武而面临程序和伦理的双重困境,其改元乾元之举则深具革新之意,是其摆脱现实困境的重要一环。克复两京后,为重新建立自身的合法统治,肃宗一方面以重建宗庙为线索运作天命,对“即皇帝位—郊祀祭天—即天子位”的即位程序进行再演,另一方面则着力塑造自身仁孝而英武、玄宗慈爱而厌政的政治形象宣传父子人伦,以共同论证其统治合法性。

隐约与重构:唐高宗封禅的历史书写——以《旧唐书》为中心

史家在《旧唐书》中记载高宗龙朔、麟德年间两次议定封禅的诏令时采用隐匿不书的书写范式,借此规避诏令下达后出现的天文灾异和自然灾害对封禅的影响,并重构封禅的起止过程,为统治者无视上天警示执意封禅提供合理化叙事。这种有所取舍的隐匿不书形成固定的文本体例保留在《旧唐书·高宗本纪》中,造成了与其他史料的记载差异。其后玄宗面对同样的日食警示时,史家将隐匿不书的手法应用到《旧唐书·玄宗本纪》中,以补全玄宗礼仪上的合理性。关注史料“没写什么”是研究封建王朝意识形态指导下历史书写的新视野,更能深刻反映历史记载的主观选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