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的崇文表现及其与朝政转向的关系

出生于五代乱世的宋太宗,原本文化修养有限,但在位期间却表现出浓厚的崇文倾向,无论是在政策措施层面、与文臣及士人的关系上,还是在自身的行为方面,都做出了罕有的积极姿态,因此被后世宋人视为“崇尚儒术”的君王。宋太宗与宋太祖这种明显不同的特点,是伴随着两次北伐失败而逐渐形成的,其根源则与当时朝政导向的转变存在密切的关联。在边患压迫的紧张形势下,武功之路却遭遇到碰壁,宋太宗只得转而追求文治。宋太宗时代,文官士大夫开始崛起,逐渐成为统治的核心力量。皇权与文官集团的紧密结合,为宋朝文治路线及其朝政导向的确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此,折射出宋太宗朝文治路线的基本确立,并对后嗣君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耶律隆庆与辽朝中期政局

耶律隆庆是辽景宗次子、圣宗耶律隆绪之弟,是辽朝中期最重要的皇室宗亲之一。他担任南京留守19年,稳定了辽朝南部边境,为对宋战争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澶渊之盟”签订后,他推动辽宋之间的边境互市贸易,促进了辽宋之间的经济往来。在承天皇太后的宠爱下,他养成了桀黠的个性,对辽圣宗的皇位造成威胁。不过,辽圣宗并未激化其与耶律隆庆的矛盾,维系了辽朝中期政局的稳定。

“崇王”论与儒家书学道统的形成

“崇王”论塑造了唐以来中国书法的审美精神、信仰体系和学术传统,也深刻改变了后世对先唐书法的想象与认识。初唐政治和文教的大一统需要,儒学与文学、艺术的南学化,是唐太宗明确提出“崇王”论的历史背景。唐太宗以行、草书碑,作《王羲之论》,将王羲之塑造成美学与道德高度合一的典范,既与其自身的审美取向有关,亦是借王书以实施书学改制。唐以来人们对二王法书的反复临摹与翻刻,思想史对王羲之形象的层累塑造,加之宋明理学道统论影响下以王羲之为中心的笔法授受体系的不断拓展,使得王羲之在书学史上的宗主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从而构建出一个由文化精英主导的、建立在圣人和经典崇拜基础之上的儒家书学道统。

从“兴灭继绝”到“郡县其地”——论明太宗安南政策的连续性

永乐初,明太宗册封胡汉苍为安南国王,双方藩属关系得以维系。但此过程中,安南不断侵扰边地、攻占明朝其他藩属国,违背了明朝所主导的藩属体系下“字小事大”“保藩固圉”等原则及交邻政策,最终以陈天平事件为导火索,明太宗则决定以“兴灭继绝”的方式重立陈氏。胡汉苍截杀陈天平后,明太宗派兵征讨安南,并“郡县其地”,将其直接纳入明朝的统治范围。无论“兴灭继绝”还是“郡县其地”,都体现了明太宗对安南政策的连续性,以及藩属体系演进过程中原则性与灵活性相融的特点。

辽朝臣子进献诗赋现象探析

辽朝建国后出现了臣子进献诗赋的现象,且集中出现于辽圣宗、辽兴宗、辽道宗时期。此现象的出现与辽朝受汉文化影响密切相关,在辽朝统治者的大力倡导及辽朝科举制度的推动下,从辽圣宗朝开始,辽朝君臣的汉文化修养有了很大提升,向君主进献诗赋的行为开始风行。进献诗赋者的身份、民族出身,所进献的对象及所进献诗赋的题材、内容、目的等都呈现多样化特点。辽朝臣子进献诗赋的现象是辽宋时期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具体体现。

辽朝赐汉人国姓考论

辽朝赐汉人国姓者共9人,分别为韩德让、陈昭衮、王继忠、李仲禧、刘霂、王观、杨兴工、张孝杰、李俨。前3人为圣宗所赐,后6人为道宗所赐。因韩德让的后代与李仲禧之子李俨都有国姓,故大多学者认为辽朝赐姓同中原王朝一样,均是赐姓一人,延泽后世。韩德让因与萧绰关系特殊,赐国姓、出宫籍、隶籍四帐皇族中季父房,身份地位发生改变,故其后代可以继承国姓,而余下8人赐姓仅涉及个人,李俨的赐姓乃是《辽史》漏载。

辽朝皇帝庙号三题

关于辽朝皇帝实行庙号制度的时间有多种记载,结合宋人和辽代碑刻中的记载,可以确定辽朝的庙号制度当是在耶律隆绪即位后才得到完善;《驸马赠卫国王沙姑墓志》"赞"中的"太祖"是撰者焦习为了骈体文写作的需要,根据中原儒家文化传统而使用的词语,并不表示此时耶律阿保机已经有了庙号"太祖";辽朝所谓的"太庙"不是严格意义上中原王朝的太庙,只是已故皇帝的"先庙"或"祖庙",追尊皇帝并不供奉其中,皇后死后也不配享在相应皇帝的庙中,身穿红色锦衣的皇后神主木人是与契丹人传说女始祖赤娘子一同被供奉在木叶山庙中。辽朝所谓的"太庙"不是固定建筑物,而是由毡帐和毡车组成的,前面置纛,处于草莽中,跟随皇帝四时捺钵。

辽圣宗耶律隆绪的尊号与谥号辨析

圣宗耶律隆绪是辽朝诸帝中较有作为的一位,其统治时期辽朝达到了鼎盛。其即皇位时尊号为"昭圣皇帝",之后有"天辅皇帝""至德广孝昭圣皇帝""至德广孝昭圣天辅皇帝""洪文宣武宗道至德崇仁广孝聪睿昭圣神赞天辅皇帝""睿文英武宗道至德崇仁广孝功成治定启元昭圣神赞天辅皇帝",谥号为"文武大孝宣皇帝"。《圣宗皇帝哀册》和宋人的记载可补《辽史》之不足,但宋人误把尊号"天辅皇帝"记为谥号。其尊号和谥号呈现了蕃汉杂糅的现象,说明契丹皇帝是境内蕃汉各族共主,体现了辽朝"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统治政策。

契丹承天太后的儒化战略

由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交流融合而培育出来的一代女杰承天太后 ,积极实施汉化政策。她没有停留在建章立制的层面上 ,而是着眼于推进契丹社会封建化的长远战略。这一战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圣宗皇帝的儒化教育 ,二是对官僚队伍的儒化建设。

唐太宗夺嫡与《五经正义》之关系发微

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杀兄逼父,成功夺嫡。事后,出于为自己开脱罪名的目的,他在不同场合大力推崇"逆取顺守",提倡"大义灭亲",重新界定"孝"的涵义。太宗的言行波及同期正在纂修的《五经正义》,在其中留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并对有唐一代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太宗与齐梁诗风之关系

学界在评价唐初贞观诗坛创作成就时,往往对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融合南北文风的观点赞不绝口,但是我们在对南北朝文学创作成就进行分析后,发现北朝并没有产生能够与南方分庭抗礼的文学成就,魏徵之论乃出于崇重北朝文化之目的,与史实并不相符。在此历史条件下,唐太宗要想进行诗歌创作,客观上就只能多从齐梁诗歌或受齐梁诗风影响的齐周、陈隋诗歌中汲取艺术养料了。另一方面,唐太宗主观上也对齐梁以来的南方文化艺术颇为推崇,他不仅重用江左文人,而且能以较公正、平和的态度对待齐梁诗风,创作中更是多有学南之举。唐太宗对齐梁诗风的这种态度及其艺术实践,为唐初诗人如何合理地改造齐梁诗、形成唐诗新品格,进行了一次很有价值的艺术尝试,具有深远的诗史意义。

大辽皇后萧观音冤狱的多维视角研究

萧观音冤狱是学术界高度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专家学者们基于不同视角提出了一些有价值观点。文章基于萧观音冤狱研究学术史,分析了冤狱形成的始末,并基于多学科视角指出政治体制与政治权力家族化、利益驱动与物质贪欲、后族内耗与党争之祸、法律残酷与刑讯逼供、文化认同与文化冲突、心态失衡与心理素质欠缺是冤狱发生的原因。旨在探求历史真相,尽可能还原历史本来面貌,并在此基础上揭示辽代世家大族与辽代社会发展、兴衰的历史特点及其规律性。

论辽圣宗时期的法制改革

辽圣宗承景宗改革之势,进一步推进封建化的改革。其中,法制改革是辽圣宗改革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成果,也是对其他改革的认可与肯定。法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注重立法,更定法令;减轻旧法过重部分;调平法律,修改同罪异论、贵贱异法;注重选拔人才,整顿吏治;改善奴隶境遇,释放奴隶;禁妨务农,保护畜牧业,诏定均税法,规范市场交易行为;禁止奢侈,提倡俭约;设置司法机构,选派官员,审决滞狱。通过法制改革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加速了契丹社会封建化;促进了北方各民族的融合和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与权威;使辽王朝出现了政治清明,法制宽平,社会稳定的局面。

论北宋晚期徽宗君臣收复燕雲之国策

政和、宣和年间,辽朝的衰落,激起了宋徽宗君臣收复燕雲失地的渴望。但对本国军力的不自信和侥幸投机心理,使徽宗君臣将收复失地的愿望寄托到新崛起的金朝身上,其国策也从单独出兵转向了联金灭辽。促成联金灭辽这一行动的,正是宋徽宗本人。

唐太宗用人思想及其实践

唐太宗是封建时代功绩卓著的一代帝王,是毛泽东赞赏的"唐宗宋祖"之首,在位期间创造了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贞观之治"。本文仅从其对官吏的选拔任用、绩效考核和驭官之术等方面进行分析,探索其用人之道,找寻他成功的秘诀。

宋太宗赵匡义法律思想论略

宋太宗赵匡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其对形成北宋"祖宗家法"居功甚伟。残唐五代封建法制的破坏是宋太宗法律思想形成的背景。其法律思想包括:重视法律制定,慎刑思想,重视官员管理法律化,重典与教化并用。其法律思想对北宋的法律形成和完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尽管尚有可商榷之处,但宋太宗为重建皇权所做的法律建构是值得尊重的。

唐太宗的危机管理艺术及现代启示

唐太宗一生遭遇危机无数,却都能转危为机。晋阳起兵,李世民谋定而后动,表现出处理危机时的战略眼光和果断决策;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先发制人,成功践行速度定律和帕累托法则,在危机中成为最大赢家;平突厥,唐太宗步步为营,以分阶段、有步骤、明目标的长远规划和目标决策解除了边患。唐太宗高超的危机管理艺术可以给我们提供诸多有益的启示:抓住机遇,把握关键,制敌机先;面对危机,管理者要有大局观和长远考量,需要制定分阶段、有步骤、明目标的危机应对计划,建立行之有效的战略管理和目标决策机制。

论唐太宗李世民的翰墨情结及其美学思想和特色

唐太宗李世民作为中国书法史上笔墨遒劲、嗜书尤甚的帝王书家,其在书法实践上的成就以及对后世书法理论和审美意趣的基奠上,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唐太宗对书法的挚爱主要表现为:始开崇王之风,躬耕翰墨书论,督学馆设书科。其"法度森严""雅正中和""尽善尽美"的美学思想恰当地诠释了初唐书风的审美风尚。"书""教""论"贯穿了唐太宗书法艺术的整个生命历程,也为唐太宗的翰墨情结及其在书法史上的成就作了贴切的注解。

论唐太宗的选官、治官之术

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封建帝王,他所开创的"贞观之治"为历代所称道。"贞观之治"的出现固然有诸多原因,但唐太宗的选官、治官之术不能不说是成功的重要因素。他选拔官员:不避亲仇,不问贵贱,广开才路,唯才是举;使用官员:知人善任,各取所长,随才授任,用人如器;驾御官员:事臣如礼,推心待士,用人不疑,从谏如流;管理官员:用、教结合,注重考核,惩治贪官,奖功罚罪。借鉴和吸收唐太宗选官、治官思想的精华,对我们的干部选拔和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辽朝皇帝对“谏言”的心态与应对

辽朝皇帝对待谏言的心态是矛盾的,既有为欲达“兼听则明”而广开言路的“求谏”,也有唯恐“鼓惑眩众”而壅蔽视听的“禁谏”。而其应对臣下谏言的方式也有两种:纳谏并褒奖进言者、拒谏与惩处逆鳞人。辽朝官员之谏言,被“纳”多于遭“拒”,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皇帝的政治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