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城公主和亲吐蕃与中宗朝的皇权重构

金城公主和亲吐蕃是唐代历史上筹备时间最长、送行仪礼规格最高、对当时政局影响最大的公主和亲,是中宗力图提升自己政治权威、重构皇权的重要活动之一。中宗虽然是当时政治权力之争中的失败者,但由他主导的金城公主和亲,在玄宗开元年间的唐蕃关系中仍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论孔颖达《礼记正义》著述体例之优及其原因

孔颖达的《礼记正义》自问世以来,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赞誉,它不仅集两汉至初唐《礼记》学之大成,取得了显著成就,而且在著述体例上展现了众多优势。通过对《正义》文本的梳理,可以将孔颖达著述体例的优势归纳为六点:一是贯通“三礼”及其他经传;二是对名物和制度的考释详实丰富;三是努力补充《礼记》经文及其郑注的遗漏;四是善于阐释精深的义理;五是表现出谨慎的著述态度;六是训诂文字典雅而流畅。这些著述体例的优势,既与孔颖达深厚的经学素养密切相关,也与《五经正义》修撰发起者唐太宗的政治抱负有着重要联系。

宋太宗的崇文表现及其与朝政转向的关系

出生于五代乱世的宋太宗,原本文化修养有限,但在位期间却表现出浓厚的崇文倾向,无论是在政策措施层面、与文臣及士人的关系上,还是在自身的行为方面,都做出了罕有的积极姿态,因此被后世宋人视为“崇尚儒术”的君王。宋太宗与宋太祖这种明显不同的特点,是伴随着两次北伐失败而逐渐形成的,其根源则与当时朝政导向的转变存在密切的关联。在边患压迫的紧张形势下,武功之路却遭遇到碰壁,宋太宗只得转而追求文治。宋太宗时代,文官士大夫开始崛起,逐渐成为统治的核心力量。皇权与文官集团的紧密结合,为宋朝文治路线及其朝政导向的确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此,折射出宋太宗朝文治路线的基本确立,并对后嗣君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懿宗朝试赋研究

试赋是唐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唐代试赋的研究考证材料众多,但论者多以其程式化的体制、颂圣化的内容而忽视其丰富的时代内涵与人文精神。通过对唐懿宗朝6场试赋的赋题、赋韵、赋文、赋体、主考官等因素分析,发现6场试赋既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与文学、史学价值,也具有崇儒宗经的文化导向、帝德建构的文化精神和朋党斗争的时代内涵。唐懿宗朝6场试赋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是后人了解晚唐士人思想、社会风尚的重要载体。

金初廉政思想探析

金朝廉政思想并非全部源于中原文化的输入,女真传统民族文化中就具有原生的廉政文化因素。从始祖开始,女真社会就已存在爱民重农的仁政思想、知人善任的用人思想、统一条教的法制思想和广延大议的共议思想。这些思想既是女真社会发展变化的客观结果,又是推动生女真部落联盟勃兴壮大、建立国家,并最终亡辽灭宋的重要条件。熙宗改制后,女真传统廉政思想与中原廉政文化糅合,随着廉政制度的逐渐完善继续发挥作用。

唐《景俊石函》考

本文通过对唐《景俊石函》基本信息的辨识,探讨了石函供奉舍利子的缘由,明确了此次供奉是由天宝五载五月的日蚀天象而引发,以达到祛灾避难、增强皇权、保家护国的目的。

唐太宗的慎赦思想与行赦——兼论唐代政权合法性的构建

随着唐代法律体系的不断发展完善,赦宥制度也逐渐走向规范化和系统化。大赦、曲赦、录囚等各种赦宥方式在唐太宗时期日趋成熟和规范。唐太宗借慎赦思想塑造“明君”的政治形象,并使得赦宥的政治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然而,慎赦思想的实质却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唐太宗以多种赦宥形式来实现其对帝位继承合法性的证明,配合对外征服战略、农业经济发展策略的实施,以及减轻民众赋役负担等,为唐代政权的合法性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唐肃宗对武则天佛教思想的继承

安史之乱后唐肃宗面对的是统治的合法性与唐王朝的正朔问题。通过对唐玄宗与唐肃宗的佛教政策的考察,可以发现,作为和武则天同一母族的肃宗,一改玄宗时期的抑佛政策而大力崇佛,显示出对武则天佛教思想的继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转轮王思想;二是举行佛事活动来维护统治;三是发挥高僧的作用。唐肃宗的崇佛政策有利于在思想上快速凝聚人心,体现了其正法理国的佛教思想。

汉唐时期《黄帝内经》古籍数据库的设计与建设

目的:利用知识仓库建设管理系统平台(TPI),系统收集、整理、识别、归纳汉唐时期《黄帝内经》古籍的各种传本、校刊本、注释本,完成《黄帝内经》古籍数据库中汉唐时期的古籍建设。方法:将汉唐时期《黄帝内经》不同版本转换为PDF格式,录入数据库,建立汉唐时期《黄帝内经》传本系统。结果:完成汉唐时期《黄帝内经》古籍著录47本,收录《黄帝内经》各种古籍版本12种,分别进入《黄帝内经》古籍数据库中的通行本、注释本和校勘本类别中。结论:建立《黄帝内经》古籍数据库,为保存汉唐时期《黄帝内经》珍稀善本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唐玄宗泰山封禅与道教之关系

开元十三年的唐玄宗泰山封禅活动,没有道士的参与,道教色彩淡薄,成为封禅历史上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这与开元前期唐玄宗强调儒家政治、怀疑道教神仙方术、有节制地发展道教的政策等因素相关。然而,唐玄宗崇道和以道修身治国,泰山是道教名山,封禅又与道教有天然的联系,使此次封禅又不可避免地染上了道教文化的色彩。唐玄宗的泰山封禅,对于道教的发展产生了相当积极的影响。

马球运动起源于波斯考

马球运动源起何方,世人有多种说法。研究结果表明,这项运动起源于古代波斯,远在公元前6世纪就有文献记载,迄今已有2 600余年。波斯马球是怎样进入中国的?据文献分析,是唐朝初年由唐太宗李世纪亲自决策并组织引进的;由于唐朝同波斯的友好关系,马球活动是直接由波斯人那里传入的。马球传入中国的路径,有几种说法,都认为不是直接从波斯,而是经过若干中转才进入唐代的长安,这些说法都有严重缺失。

评唐玄宗朝“吏治与文学之争”——兼论盛唐气象的形成及其历史意蕴

关于唐玄宗时期存在着"吏治与文学之争"的论题,学术界一直有着不同的见解。"吏治与文学之争"的主要表现,开元初期是姚崇与张说之间的明争暗斗,开元中期是张说与宇文融、崔隐甫之间的政治较量,开元后期则是张九龄与李林甫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其间"吏治与文学之争"只是这场党争的表现形态,它不是这场斗争的主要内涵,不是它的焦点,更不是它的本质。封建专制下的权力游戏、君王个人意志的转移以及集团性的腐败,是这场斗争的根源与本质。这使得开元、天宝的朝政由明转暗,文人的人生旅程充满了挫折与苦难,从而为盛唐诗歌注入了沉郁顿挫、雄健苍凉的内质。

开元寺兴致传说演变研究——兼论唐代佛教官寺地位的转移及其在后世的影响

本文讨论由唐代佛教官寺制度而生的一则传说,通过考证传说文本的演变,分析其背后所反映的制度和史实。认为敦煌写本S.3728Va《大唐玄宗皇帝问胜光法师而造开元寺》所记之事并非史实,而是佛教徒依傍开元二十六年开元官寺的设立而创造的一则传说,传说的产生应反映了唐代先后设立的佛教官寺的地位转移问题。该传说在南宋末年和元代继续在中国的南北方流传,则反映了唐代所立开元官寺在后世地方寺院体系中的地位依然崇高。

墓志所见隋炀帝亲征高句丽——兼论唐初君臣对隋亡事件的诠释

学界历来将隋朝速亡的导火线归结为隋炀帝征伐高句丽。唐人编撰的《隋书》,五代以及北宋出现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均是如此记载。显然,树立反面教材,印证新王朝的正当性,这些颇具倾向性的记载,对于继隋而立的唐朝来说,无疑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翻检甄别批判千百年来深埋地下不为人知,现存36位战争亲历者墓志史料,重温战争的萧杀氛围和征战者为国捐躯事迹,或许对自唐初以来固有的看法能有所修正。

唐太宗夺嫡与《五经正义》之关系发微

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杀兄逼父,成功夺嫡。事后,出于为自己开脱罪名的目的,他在不同场合大力推崇"逆取顺守",提倡"大义灭亲",重新界定"孝"的涵义。太宗的言行波及同期正在纂修的《五经正义》,在其中留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并对有唐一代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隋唐演义》的基本品格及其小说史演义

一个帝王耽溺于感情生活,无论其格调多么高尚,都会被史家视为荒淫误国,都会成为罗贯中这一类历史演义作家的批判对象;而褚人获《隋唐演义》却致力于塑造隋炀帝这样一个感情生活的楷模,并热情洋溢地予以赞美,体现的是人情小说作家的价值立场。这一事实在小说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至少,《红楼梦》受到其直接影响。

唐代帝王热衷体育活动的原因初探

通过文献资料法分析认为,唐代帝王参与的体育活动主要包括田猎、马球、节令体育等。唐代帝王热衷体育活动,与娱乐享受、训练军将、安抚部属以及近臣蛊惑等因素有关。

试论唐高宗的“风疾”及其治疗

风疾(中风)是唐高宗疾病的总名,风眩(即"头眩")、风痺、脑廱是高宗疾病的具体名。也就是说,风眩(脑血栓形成)、风痺(脑栓塞)、脑廱(脑瘤)是高宗风疾的不同发展阶段。唐高宗的风疾虽采用减负疗法、"饵药"静养、避暑疗养、温泉疗法、针刺放血疗法等,有时是两种方法的巧妙结合,但终因贵为皇帝的高宗身体虚弱,且治疗方法受到限制,因而风疾一直在折磨他,使他"头重不可忍",并最终把他送到了生命的尽头。

唐太宗与齐梁诗风之关系

学界在评价唐初贞观诗坛创作成就时,往往对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融合南北文风的观点赞不绝口,但是我们在对南北朝文学创作成就进行分析后,发现北朝并没有产生能够与南方分庭抗礼的文学成就,魏徵之论乃出于崇重北朝文化之目的,与史实并不相符。在此历史条件下,唐太宗要想进行诗歌创作,客观上就只能多从齐梁诗歌或受齐梁诗风影响的齐周、陈隋诗歌中汲取艺术养料了。另一方面,唐太宗主观上也对齐梁以来的南方文化艺术颇为推崇,他不仅重用江左文人,而且能以较公正、平和的态度对待齐梁诗风,创作中更是多有学南之举。唐太宗对齐梁诗风的这种态度及其艺术实践,为唐初诗人如何合理地改造齐梁诗、形成唐诗新品格,进行了一次很有价值的艺术尝试,具有深远的诗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