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的崇文表现及其与朝政转向的关系

出生于五代乱世的宋太宗,原本文化修养有限,但在位期间却表现出浓厚的崇文倾向,无论是在政策措施层面、与文臣及士人的关系上,还是在自身的行为方面,都做出了罕有的积极姿态,因此被后世宋人视为“崇尚儒术”的君王。宋太宗与宋太祖这种明显不同的特点,是伴随着两次北伐失败而逐渐形成的,其根源则与当时朝政导向的转变存在密切的关联。在边患压迫的紧张形势下,武功之路却遭遇到碰壁,宋太宗只得转而追求文治。宋太宗时代,文官士大夫开始崛起,逐渐成为统治的核心力量。皇权与文官集团的紧密结合,为宋朝文治路线及其朝政导向的确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此,折射出宋太宗朝文治路线的基本确立,并对后嗣君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懿宗朝试赋研究

试赋是唐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唐代试赋的研究考证材料众多,但论者多以其程式化的体制、颂圣化的内容而忽视其丰富的时代内涵与人文精神。通过对唐懿宗朝6场试赋的赋题、赋韵、赋文、赋体、主考官等因素分析,发现6场试赋既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与文学、史学价值,也具有崇儒宗经的文化导向、帝德建构的文化精神和朋党斗争的时代内涵。唐懿宗朝6场试赋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是后人了解晚唐士人思想、社会风尚的重要载体。

唐肃宗对武则天佛教思想的继承

安史之乱后唐肃宗面对的是统治的合法性与唐王朝的正朔问题。通过对唐玄宗与唐肃宗的佛教政策的考察,可以发现,作为和武则天同一母族的肃宗,一改玄宗时期的抑佛政策而大力崇佛,显示出对武则天佛教思想的继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转轮王思想;二是举行佛事活动来维护统治;三是发挥高僧的作用。唐肃宗的崇佛政策有利于在思想上快速凝聚人心,体现了其正法理国的佛教思想。

唐太宗李世民处理“领导与下属”关系的理念与方法——基于策论的考察

领导与下属关系的处理是组织管理中的重点和痛点。处理的得当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组织的命运。通过《资治通鉴》和《贞观政要》中“问对”的文本考察,全面解析唐太宗处理“领导与下属”关系的理念、方法和实践,即相互依存、相互欣赏、相互信任和相互成就,探讨唐太宗治理智慧的当代意义。

“崇王”论与儒家书学道统的形成

“崇王”论塑造了唐以来中国书法的审美精神、信仰体系和学术传统,也深刻改变了后世对先唐书法的想象与认识。初唐政治和文教的大一统需要,儒学与文学、艺术的南学化,是唐太宗明确提出“崇王”论的历史背景。唐太宗以行、草书碑,作《王羲之论》,将王羲之塑造成美学与道德高度合一的典范,既与其自身的审美取向有关,亦是借王书以实施书学改制。唐以来人们对二王法书的反复临摹与翻刻,思想史对王羲之形象的层累塑造,加之宋明理学道统论影响下以王羲之为中心的笔法授受体系的不断拓展,使得王羲之在书学史上的宗主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从而构建出一个由文化精英主导的、建立在圣人和经典崇拜基础之上的儒家书学道统。

帝后礼佛图:大唐石刻线画与敦煌纸墨画稿

利用近年新见《大唐皇帝皇后供养图》线刻画与敦煌莫高窟《帝后供养礼佛图》粉本草图,进行对比研究,结合在敦煌壁画中多次出现的帝王形象,揭示了皇权统治者的形象对宗教艺术表现的深刻影响,指出经幢石刻线图与墨线纸本草图,虽然均没有真正转换生成大型石窟壁画新图像,但是不仅可见中古时期佛教艺术创作中的帝王政治庇护因素,也可见唐代皇帝、皇后形象作为“夫妻家庭与政治艺术”的图像流传,在宗教文化诸领域中不仅成为教化民间信徒的理想粉本,也成为国泰民安与积攒功德的祈求心愿。

唐太宗、玄宗畋狩诗之军礼衍义与诗教互摄

狩猎是先民基本的生活方式,发展为帝王的特权之后,纳入军礼的畋狩与练武密切结合,《大唐开元礼》明确划分成皇帝讲武礼与皇帝畋狩礼。随着“礼”的建设、“仪”的实施,“诗”也相伴产生了“校猎”“冬狩”一类,唐太宗、玄宗的创作可谓典型个例。具有位居尊极决策者与躬身践行者双重身份的创作主体,军礼衍义与诗教主张相互感发,代入式的现场效应,推动了“诗”与“礼”的同步发展。畋狩礼执行中的“度”,又引发了谏猎诗的创作,“主文而谲谏”风气的形成,助力了贞观之治、开元全盛日“文教资武功”政治氛围的营造,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诗歌走向黄金时代的灿烂图景。

盖棺论未定:中兴观念与唐中宗历史定位之嬗变

通过神龙政变复位后,中宗先是将自己塑造成中兴之君,其后基于承继武周政治遗产的需要,很快又放弃中兴宣传。睿宗及玄宗并不认可中宗接续武周正统的做法,故恢复了对其中兴之主地位的认定,神龙功臣则被书写成实现神龙中兴的关键人物。随着顺宗神主附庙,不仅中宗中兴君主的地位被否定,宪宗君臣还改定了中兴的成立标准,中宗最终由中兴之君退化为反正之主。与中宗反复不定的历史定位相比,官方对神龙功臣的评价却始终比较稳定,二者出现了迥异的政治分途。中宗历史定位的反复与各个时期的中央政局紧密相关,同时也直接影响到了中兴观念的演变。

从“兴灭继绝”到“郡县其地”——论明太宗安南政策的连续性

永乐初,明太宗册封胡汉苍为安南国王,双方藩属关系得以维系。但此过程中,安南不断侵扰边地、攻占明朝其他藩属国,违背了明朝所主导的藩属体系下“字小事大”“保藩固圉”等原则及交邻政策,最终以陈天平事件为导火索,明太宗则决定以“兴灭继绝”的方式重立陈氏。胡汉苍截杀陈天平后,明太宗派兵征讨安南,并“郡县其地”,将其直接纳入明朝的统治范围。无论“兴灭继绝”还是“郡县其地”,都体现了明太宗对安南政策的连续性,以及藩属体系演进过程中原则性与灵活性相融的特点。

唐代初赐功臣名号研究

功臣名号是功臣制度的一部分,但正式的功臣名号出现在具体哪一时段,一直有很大争议。梳理唐高祖朝功臣表彰情况和唐僖宗朝的功臣名号,可以明确“王言等于官方认定”和“功臣名号是特定荣誉称号”两个标准,由此断定唐高祖时期的“太原元谋”等不是正式的功臣名号。由于唐玄宗掌权前后剧烈变动的功臣政策,“唐元功臣”也并未成为真正意义的功臣名号。初赐功臣名号的时间当以唐代宗所颁赐“宝应功臣”为始。颁赐功臣名号的目的是表彰和宣传护持君父的“正义之举”,并形成独特的历史记忆。

唐代边疆封授的内在规范与目的指向

唐代边疆封授是政治制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方向,然而长期以来缺乏系统的关注。唐代边疆的“品阶勋爵”与中央官制大部分类似,但也有自己的特殊性。边疆封授在等级、担责、迁转等方面的规定体现出严明的政治秩序,有着鲜明的内在规范,并非传统上认为的随性而为,体现出了中央与边疆在政治文化方面的不断融合。唐朝对边疆的经营,体现了历代王朝逐渐形成的“天下”体系的整体构想。由皇权政治吸引边疆地区拱卫中央,最终目的不是军事占领,而是为了构建皇权文化主导的“天下”。边疆与内地的动态融合,构成了唐朝“天下”的基本形态,而中央与边疆的互动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的内生动力,促进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整体和合发展。

道教对唐朝正统史观与礼制的影响——也谈天宝年间的先代帝王祭礼

唐天宝年间的先代帝王祭礼深受道教的影响,在祭祀对象、祭品、祭祀地点三个方面都明显区别于其他时代的同类祭礼。祭祀对象以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为开端,是用道教古史观重构中华正统脉络的历史起点,与道祖老子皇室始祖的身份相配合,共同彰显唐朝统治权的神圣性。祭品“洁诚”而不用传统的牲牢,采用了道教醮仪中的祭品要求。将“历代帝王肇迹之处”作为祭祀地点,与“自古得道升仙之处”相对应,是将先代帝王与道教神仙等同看待的结果。总之,在天宝年间崇奉道教的历史背景下,先代帝王祭礼集中体现了唐朝正统史观与国家礼制中的道教因素。

隐约与重构:唐高宗封禅的历史书写——以《旧唐书》为中心

史家在《旧唐书》中记载高宗龙朔、麟德年间两次议定封禅的诏令时采用隐匿不书的书写范式,借此规避诏令下达后出现的天文灾异和自然灾害对封禅的影响,并重构封禅的起止过程,为统治者无视上天警示执意封禅提供合理化叙事。这种有所取舍的隐匿不书形成固定的文本体例保留在《旧唐书·高宗本纪》中,造成了与其他史料的记载差异。其后玄宗面对同样的日食警示时,史家将隐匿不书的手法应用到《旧唐书·玄宗本纪》中,以补全玄宗礼仪上的合理性。关注史料“没写什么”是研究封建王朝意识形态指导下历史书写的新视野,更能深刻反映历史记载的主观选择性。

古代论说文思辨性阅读教学实施策略——以《谏太宗十思疏》为例

古代论说文中蕴含着丰富的思辨价值和论说智慧,是进行思辨性阅读的重要载体。该文通过思辨性阅读这个新的教学视角来阐述古代论说文的教学价值,分析古代论说文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以《谏太宗十思疏》教学为例,探究高中语文古代论说文思辨性阅读的一些教学实施策略,以期促进学生逻辑思维、思辨思维的发展,使得年青一代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隋唐时期出土文物的保护与仿制——以萧后12钗为例

隋炀帝萧后12钗是目前考古发现等级最高、时代最早、出土最完整的隋唐时期皇后用钗,但保存状况极差。本文利用现代检测分析手段,对这组钗进行了系统研究,明确了钗的保存状况、形状结构、材料属性及加工工艺,并在此基础上仿制了12钗,为考古学、科技史、材料发展史、艺术史、文物保护技术等深入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汉唐时期《黄帝内经》古籍数据库的设计与建设

目的:利用知识仓库建设管理系统平台(TPI),系统收集、整理、识别、归纳汉唐时期《黄帝内经》古籍的各种传本、校刊本、注释本,完成《黄帝内经》古籍数据库中汉唐时期的古籍建设。方法:将汉唐时期《黄帝内经》不同版本转换为PDF格式,录入数据库,建立汉唐时期《黄帝内经》传本系统。结果:完成汉唐时期《黄帝内经》古籍著录47本,收录《黄帝内经》各种古籍版本12种,分别进入《黄帝内经》古籍数据库中的通行本、注释本和校勘本类别中。结论:建立《黄帝内经》古籍数据库,为保存汉唐时期《黄帝内经》珍稀善本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唐玄宗泰山封禅与道教之关系

开元十三年的唐玄宗泰山封禅活动,没有道士的参与,道教色彩淡薄,成为封禅历史上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这与开元前期唐玄宗强调儒家政治、怀疑道教神仙方术、有节制地发展道教的政策等因素相关。然而,唐玄宗崇道和以道修身治国,泰山是道教名山,封禅又与道教有天然的联系,使此次封禅又不可避免地染上了道教文化的色彩。唐玄宗的泰山封禅,对于道教的发展产生了相当积极的影响。

马球运动起源于波斯考

马球运动源起何方,世人有多种说法。研究结果表明,这项运动起源于古代波斯,远在公元前6世纪就有文献记载,迄今已有2 600余年。波斯马球是怎样进入中国的?据文献分析,是唐朝初年由唐太宗李世纪亲自决策并组织引进的;由于唐朝同波斯的友好关系,马球活动是直接由波斯人那里传入的。马球传入中国的路径,有几种说法,都认为不是直接从波斯,而是经过若干中转才进入唐代的长安,这些说法都有严重缺失。

评唐玄宗朝“吏治与文学之争”——兼论盛唐气象的形成及其历史意蕴

关于唐玄宗时期存在着"吏治与文学之争"的论题,学术界一直有着不同的见解。"吏治与文学之争"的主要表现,开元初期是姚崇与张说之间的明争暗斗,开元中期是张说与宇文融、崔隐甫之间的政治较量,开元后期则是张九龄与李林甫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其间"吏治与文学之争"只是这场党争的表现形态,它不是这场斗争的主要内涵,不是它的焦点,更不是它的本质。封建专制下的权力游戏、君王个人意志的转移以及集团性的腐败,是这场斗争的根源与本质。这使得开元、天宝的朝政由明转暗,文人的人生旅程充满了挫折与苦难,从而为盛唐诗歌注入了沉郁顿挫、雄健苍凉的内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