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同治、光绪年间赈灾中的捐纳

同治、光绪年间 ,清政府在几次大的赈灾中举办捐纳 ,收捐实职 ,并将这种措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这种举措的主要原因 ,一为灾荒的空前严重 ,二为清政府财政的日益支绌。作为一时的应急措施 ,在短时期内是行之有效的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 ,这种措施对清政府来说无异于饮鸩止渴 ,尤其是收捐实职 ,危害更大 :其一 ,它使官场流品之滥达于极点 ;其二 ,使行贿受贿之风到处蔓延。同时 。

“同光之际”海防人才思想讨论的当代启示

1874-1875年间,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同光之际"海防策略大讨论。以这一历史事件为中心,聚焦"海防人才"议题,从"为什么要重视海防人才""需要什么样的海防人才""如何解决海防人才问题"等层面,着重分析沿海沿江督抚的思想认识对于当代海防人才建设的启示。

“同治中兴”与中法战争爱国诗歌

中法战争爱国诗歌在近代爱国诗歌中"别具一格"。诗歌揭示出"同治中兴"背景下主战派与主和派营垒非常分明,争论异常激烈。由于这次战争中国不败而败,爱国诗篇中极端愤慨之气喷泄而出,与近代其他几次爱国诗潮相比,中法战争爱国诗歌更多地从"哀其不幸"转向"怒其不争"。在战场上取得一些胜利的激励下,鸦片战争以来长期受屈辱的爱国诗人们抒发出一种慷慨激昂的英雄主义气概,一种扬我国威的"天朝中土"情结。这些特点是近代其他爱国诗潮中较少出现的。

同治、光绪年间清廷治疆过程中的大臣议政活动述论

同治、光绪年间,大臣议政,十分频繁。其议政内容,涉及调兵、筹饷、人事、外交等诸多方面,这为清廷收复新疆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决策参考。大臣议政活动,是封建集权国家官僚机器运转中的一种特定形式。为保障大臣议政的正常开展,清廷在邮传系统的使用、官员的上奏资格、邮驿道路的巡查方面作了相应的特殊规定。这一时期,清廷治疆过程中的大臣议政活动具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失序与再造:咸同兵燹与清水江流域地方社会秩序的重建

在清代"咸同兵燹"这样社会大动荡的背景下,乡村社会如何自救、如何维护地方社会的稳定成为有识之士思考的问题。文章以清水江文书为中心,结合其他民间文献,以流域"三营"为具体对象,分析在"咸同兵燹"期间清水江流域的乡村社会组织从款组织而演变为团练,团练在组建及其经费筹措、所产生的作用及其影响,进而探讨清水江流域乡村社会在社会动乱中的自我治理,并从中发现了一些对当今社会仍有一定借鉴价值的治理举措。

论徐桐的自强观

徐桐以汉军起家翰林,同光两朝,深受慈禧倚重,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徐桐基于"夷夏之辨"而反对外国侵略,维护清朝统治,从而萌发了自强观念。同治十二年徐桐首次请求皇上"专意修攘为自强计",光绪二十一—二十三年徐桐支持清廷通过自强而弭祸患的主张,反对资产阶级的变法维新。徐桐的自强观基本上沿袭了传统儒术经常之规,博得同治帝的赞赏,受到光绪帝的冷落。

咸同文人结社考录

晚清咸丰同治年间社会动荡不堪,众多文人为生计而四处奔波。相对于嘉道时期而言,文人缺少了相对安稳的生活环境,集会结社减少,或因战乱文献散佚而没有流传于世。尽管如此,文化开发较晚、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东北与云南文坛却呈现出欣欣向荣的迹象,文人结社唱酬活动频繁,为光宣甚至民国该时期的文学繁荣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清同治朝“以民制夷”政策之演变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条约体系形成。在列强的威逼之下,清政府的守约意识增强,其"以民制夷"政策随之改变。在处理潮州反入城事件中可以看出朝廷在"守约"与"得民心"之间倾向于前者,该政策在处理天津教案中得到强化。与此同时,朝廷以民意为名抵制列强条约外的勒索。

身体性经验的政治维度及学科意义——以民歌《高大人领兵》对“同治回民起义”的表征为例

在当代西方理论呈现出一种政治转向的学术背景下,丰富当代中国美学的政治维度就显得非常必要。在加强政治考量时,美学理论应该关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的身体感受和身体性经验。从西部民歌《高大人领兵》对"同治回民起义"的表征来看,广大民众的有血有肉的身体可以成为美学理论建设的现实物质基础和美学批评的普遍标准与尺度。

论清人辑选清诗总集的“诗史”观——以《诗观》《清诗铎》《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为中心

清代诗坛,学派林立,学术观点异彩纷呈,"诗史"观是其中重要的观点之一,清诗总集的编辑就充分体现了这一观点,邓汉仪《诗观》、张应昌《清诗铎》和孙雄《道咸同光四朝诗史》是典型代表,它们从凸显"诗史"观的编纂体例、绍诗史的辑选标准、重性情的诗史意识三个层面充分展示出辑者的"诗史"观。

穆宗神主升祔太庙筹议述论

光绪三年,穆宗神主将升祔太庙,但太庙九室已满,无地可容。巨典攸关,群臣筹议。经过几回合的激烈争论,最终决定在原太庙基础上增修龛座,神主升祔。此次筹议的结果并不符合传统礼制,其特点有二:废除亲尽祧庙制度,礼制服从于现实。

乾隆年间辟展同知设置考

文章利用满汉档案资料就清代各种文献有关辟展同知设立时间进行了综合讨论,指出文献中乾隆三十六年以前出现之辟展同知实为清朝由内地临时派遣辟展专办粮饷、粮务之“管粮同知”,亦无辟展专属印信。至乾隆三十六年,陕甘总督明山因辟展地处交通咽喉,政务殷繁,始奏准设立辟展实缺同知,次年铸给专属印信。辟展同知的设立意义,实为日后吐鲁番改土归流的实施创设了必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

从花溪湖潮《泰平洞碑》看贵阳周边营盘修建的几个问题

清朝咸、同时期,贵州爆发各族人民大起义。贵阳作为贵州的省会,一直是各路义军围攻的重点地区。在激烈的军事冲突中,贵阳周边民众纷纷利用地理优势,在山顶和洞穴修建营盘和躲匪洞,以求自保。现今花溪地区境内仍然遗存有大量营盘,这一历史产物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认识尚不深入。花溪湖潮同治四年的《泰平洞碑》内容丰富,史料价值高。对《泰平洞碑》的考证,可以加深对营盘的认识,更可以以此为切入点,侧面了解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清同治年间新疆民团勇目张和史事考

新疆民团是同治年间出现的历史现象，初本是一种乡土自卫组织，随着清朝收复新疆战役的全面展开，逐渐演变为一支在清朝官府统一节制下的本土武装，在配合清军全面收复新疆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新疆民团建勋卓著的勇目有多人，但《清史稿》仅为徐学功一人列有专传，其余勇目都未见于史传，其中，张和不仅是奇台民团的杰出勇目，而且是第一位新疆民团的首领。他的历史活动，集中反映了新疆世居汉人本土意识觉醒已成为维护祖国统一的重要历史因素。

咸同时期中法教案类型及原因辨析

咸丰同治时期是近代史上中法之间教案不断发生与发展时期,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文化和外交的原因,而教案发生的最根本原因是传教士以侵略中国的本国政府为后盾,既在经济上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造成生存危机,又在政治上危及了统治秩序,造成社会危机、民族危机。

《资治通鉴》书名的定名、异称及影响

《资治通鉴》一书由宋神宗制序并赐名,但因神宗序在流传过程中佚失,后世有误认为该书定名者为宋英宗者。该书简称为《通鉴》,最初司马光拟定的书名为《通志》,也有学者将《册府元龟》异称《历代君臣事迹》误认为是该书的异称。在《资治通鉴》一书广为流传以后,后世依据同类相从的原则,仿照该书书名为其他典籍命名,出现了《通鉴外纪》《通鉴问疑》《汉唐通鉴品藻》《历代神仙通鉴》等大量与“通鉴”相关的书名,对后世书籍的命名产生了重要影响。

咸同年间豫东皖北地方社会失序研究

捻军所导致的战争不仅给当地人民与经济社会带来非常大的创痛,也扰乱了清末豫东皖北社会秩序。县城城池、衙署的损毁,书院以及文教设施的凋敝,冲击了儒家道德伦理以及儒家政治理念,如此种种导致了清末咸同年间豫东皖北地方社会处于一种失序状态。

同治年间陕甘回民战争原因探析

同治年间,陕甘回民战争是一场持续时间很长,伤亡率极高的战争。战争首先源于团练的失控,由于团练中混入谋利之徒,一旦失控他们就凭借团练力量造谣惑众,杀人掠物而肆无忌惮;其次源于谣言传播,由于大众无法辨别信息真假,使得谣言盛行,民众恐慌,大大加剧了战争的残酷性与持久性。正是这两大因素,导致了战争的全面爆发。今天探讨战争原因既出于历史的需要,更出于现实之需要,因为只有清晰了战争原因,才能找到合适的方法避免再次发生战争,从而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清同治年间陕甘人口骤减原因探析

清同治年间 ,地处西北的陕、甘两省人口下降 15 0 0万之巨 ,为历史所罕见 ,是近代中国人口继咸丰年间大幅度下降后的又一次锐减。本文认为 ,战乱以及频繁的灾荒是造成这次西北地区人口骤减的主要原因 。

同治大婚瓷研究

本文论述的大婚瓷除以往被提到的一万余件大婚礼用瓷外,还新增加了皇后妆奁用瓷和"燕喜同和"款瓷。文中通过文献文物梳理,对大婚瓷的烧造、艺术特征及烧造缘由进行了探讨,指出大婚瓷是严格遵循宫廷的礼仪制度而制成的,是帝王婚礼文化的重要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