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中后期君臣冲突新探——以驸马冉兴让受辱事件为中心

万历四十年九月,寿宁公主驸马冉兴让先在府中被管家婆梁盈女、宦官彭进朝等人所辱,次日凌晨入朝时又被梁、彭等人于东安门内殴打。一时之间,举朝哗然。朝中大臣纷纷上疏陈情,请求重处有罪之人、维护法制公正。但神宗最后却惩处了驸马及其家人,对涉事内臣及管家婆则几无处罚。公主求情亦不能奏效。看似奇怪的处置背后隐含着万历中后期君臣冲突日趋尖锐的现实。众臣上书虽各有侧重,但都表达了惜名分、重法度的核心诉求。神宗听信宦官一面之词,不为爱女主持公道,既是“皇帝—宦官”模式的惯性操作,也是以私胜公的皇帝与以纲常名教为坚守的士大夫之间的对抗。尽管皇帝在这场斗争中取得了一时之胜,但此后国体陵夷、人情壅塞的情况进一步恶化。

明定陵建造史实探赜及复原研究

文章以文献资料和遗址测绘为基础,对明定陵选址、建筑形制(包含地宫)以及历史沿革进行考证;结合现场踏勘,展现明定陵组群格局和建筑特征。

朝鲜使臣笔下的明代万历皇帝形象

在朝鲜使臣创作的诸多"朝天录"文本中,多视角记述了明代万历皇帝积极勤政的形象、消极怠政的形象、贪婪奢侈的形象以及正史难见的弥留之际的形象,特别是对万历弥留之际形象的描写,充实了明史的官方记载。通过对万历皇帝复杂形象的具体分析,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朝鲜使臣眼中的明代中国形象。

明万历间延绥中路边墙的沙壅问题——兼谈生态环境研究中的史料运用

万历二年至三十八年延绥中路边墙外,出现平墙大沙。这不是人为所致。因为明初河套基本是无人地带,正统至成化十二年,前后约四十年,延绥军民确实曾经入套垦殖但总体规模不大。成化十二年以后,明令禁止,且蒙古部落在套内活动日益频繁,入套垦殖结束。所以百年以后,万历间大规模沙壅平墙的现象是自然界突变的结果。又,目前生态环境研究中,对史料不作具体分析,随文按需摘引的做法,是不科学的。

论明代万历时期“雅俗并陈”的传奇曲辞观

"雅俗并陈"的传奇曲辞观在明代万历年间的戏曲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中均有体现,具有理论与实践递相推进、相得益彰的特征。理论方面,屠隆发其端,王骥德集其成,汪廷讷、臧懋循等殿其后;创作方面,梅鼎祚《玉合记》启其先,汤显祖《牡丹亭》肇其极,《南柯》《邯郸》二记承其波。从明清传奇整体演进历程观之,这一曲辞观及其践行者打破了文词派一统曲坛的局面,开启了"雅俗相济"的曲辞审美理想,推进了传奇曲辞由雅俗分裂到雅俗融合的转化,为明末清初传奇的大繁荣推波助澜,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与转关性的戏曲史意义。

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

明万历中后期,以言官为首的官僚集团兴起了一股批判明神宗的风潮。其根本缘由,首先是神宗君德严重缺失,其次在于言官勇于以道事君。在深层次上,这种批判也是该时期政局危殆、皇权变异并衰落以及士风日下、部分言官沽名钓誉等社会变动综合作用的结果。尽管这种批判并未摆脱传统的“尊君—罪君”的政治评判模式,但它是明清之际启蒙思想的先导和重要的思想资源。

《万历十五年》中皇帝的多维立体形象分析

《万历十五年》于1981年出版,除影响了史学界对于历史书写问题的研究,也从多个方面丰富了对万历皇帝的研究。黄仁宇以六个主要历史人物为主题,以介于商业性和学术性之间的方式阐述对明朝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研究。通过对明朝文官制度以及万历身边人物关系的研究,黄仁宇描绘了一个多维立体的万历形象——作为一个皇权符号与作为一个人之间的矛盾,作为拥有皇权的皇帝与代表绅权的文官之间的矛盾。

明代万历时期云南人口数量考证

关于明代云南的人口数量究竟有多少 ,有的学者认为直到明末崇祯时云南的人口仅 2 40万 ,最高的估计也只有 3 0 0多万。为此 ,在广泛收集并分析有关明代云南军籍人口、民籍人口和少数民族人口文献记载的基础上 ,通过详尽的考证 ,分别得出了万历时期云南军籍人口、民籍人口和少数民族人口的数量 ,由此推断出万历时期云南的人口数量应在 5 0 0万人以上 ,这为从事云南移民、民族分布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比较可信的基础。

万历二十五年春明朝兵部尚书调整研究

万历二十五年(1597),日本增兵朝鲜再次挑起战争,使对日主和的明朝兵部尚书石星遭到言官弹劾并弃用.于是,明朝在这年春季不得不进行兵部尚书的人事调整.石星、李祯、邢玠三位相关人物在万历二十五年春季的官场际遇,具体表现出了明朝围绕兵部尚书调整的政治运作过程和基本特征,凸显了明朝兵部主要人事选择与援救朝鲜决策之间的关系.

争国本:君臣博弈的政治解读

万历年间册立太子之争被称为"争国本",围绕册立皇长子朱常洛还是皇三子朱常洵,明神宗万历与廷臣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博弈。整个事件由廷臣温和的建议开始,经过长期而激烈的斗争,以至于谣言四起,最后借助太后的力量得以解决,按祖制皇长子朱常洵被册立为太子,皇三子朱常洛受封福王。争国本是认识明朝政治运作的典型样本,折射了专制王朝政治运作的内在逻辑。

再论影响万历援朝大举出兵的关键因素

关于明朝万历年间援朝抗倭的动因问题,中韩学界多将郑崑寿请兵视为促成明朝大举出兵的主要和直接原因。然而结合此前朝鲜使臣多次辩诬活动进行考察,笔者发现郑氏请兵之举并未完全消除明廷与朝鲜之间的重重疑云,当时中朝关系得以修复的程度颇值商榷。专就明廷出兵各环节与郑崑寿请兵活动对比分析,发现二者之间亦不存在逻辑衔接和因果关系。另有史料证明,明廷的军事行动主要是根据对朝鲜倭情的掌握程度和出兵准备的进度而开展的。

定陵玉圭的形制与纹饰

玉圭为明代皇室冠服的组成之一,也是皇室成员等级与身份的标志。定陵出土8件玉圭,万历皇帝衮冕所配镇圭和皮弁服所配玉圭,万历帝和孝端、孝靖两位皇后的玉谷圭,都为首见,其形制和纹饰与《明会典》的定制均有出入。尤以谷圭最为特殊,谷纹的数量、排布方式、制作方法都所不同,可以借此了解万历时期玉圭使用制度的变化。

万历朝的轮廓:从莲池观音到九莲菩萨——明慈圣皇太后的造神之路

本文综合运用历史文献、研究文献和相关文物建筑的历史信息,梳理出慈圣皇太后造神之路与碧霞元君信仰建构的相互关系,进而揭示了明万历朝几座不同地域、不同宗教的敕建庙宇背后统一的历史动因,勾勒出万历朝烙印于庙宇建筑之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轮廓。

浅议明神宗在张居正改革中的作用

张居正为明代杰出的内阁首辅,在嘉靖、隆庆二朝,他针砭时弊,励志改革,但都未能引起皇帝重视,万历初年,他升任内阁首辅,神宗年幼这一特殊环境给张居正一个施展才略的机会,神宗委大柄于居正,对居正毕恭毕敬,言听计从,张居正得以推行改革。但是万历十年,张居正死后遭到明神宗清算,万历新政因此毁于一旦,神宗对张居正改革给予了很大支持,但万历新政也断送于他手中。

略论万历时期史家对建文朝历史的认识——以朱鹭《建文书法儗》为例

万历时期史家对建文朝历史的认识因时势而变化。从维护礼教和学术真实出发,万历史家提出"靖难是而革除过"和"文皇帝本心"的观点,肯定建文朝政治成就及逊国诸臣践行纲常的美德。这种认识能在一定程度上客观认识靖难和建文朝廷,为朝廷以逊国诸臣为素材推行教化提供理论支撑,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色彩。

试论方弘静诗歌创作

方弘静诗歌创作对明代嘉靖、万历时期徽州文学及文学社团的发展,起到相当大的推动作用。按时间顺序,其诗歌可以分为三个时期:青少年时期的"庠中稿",仅存89首,内容主要为:抒发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表达功名未就、壮志难酬的苦闷与愁思;登临山水,表达诗人旷达淡泊的情怀。宦旅时期的"旅中稿",主要内容为对下层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同情和羁旅愁绪、思乡怀友之情。晚年时期的"山中稿",是其诗歌创作的鼎盛时期,诗歌题材多样,内容广泛,诗风平淡自然。

“帮折”与“随工带造”:明万历朝大木用材紧缺下的策略与博弈

万历二十四、二十五年,两宫三殿先后被灾。终万历一朝,三殿未能重建,但一些营缮策略却因项目运作而得到实践。本文意在观察当时在各种严苛的主客观条件限制下,官方采木工役与实际建材需求之间存在的脱节、工部所提出的大型建筑木结构“帮折”方案、明神宗所采取的“随工带造”策略,以及其背后闪现的某种建筑工业逻辑。

明代定陵万历墓出土三件玉带钩的比较研究

明代定陵万历墓出土玉器文物属于皇家器物,在明代玉器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万历皇帝棺内出土的三件玉带钩,在器物形制,宝、玉石矿物学材质,金属合金成分以及器物加工工艺(包括器形、纹饰)等方面,既相区别又有相近之处。三件器物的对比研究,反映出明代皇家同类器物(同属玉带钩)所蕴含文化、技术等方面的多样性以及同一时代同类器物所具有的共同特点。本研究首次利用体视显微镜、三维视频显微镜、X射线荧光能谱仪、激光拉曼光谱仪等无损科技检测设备,结合相关史料,对器物开展综合研究。

《徐显卿宦迹图》研究

北京故宫博物院典藏的《徐显卿宦迹图》是难得一见的文本,继杨丽丽之后,本文着重的是图像的解释,包括图像何以作,以及图像内容的意涵,并对廿六幅图绘作全面探讨。图像的绘制与《纪遇诗》对应,一诗一图。就宦迹图像而言,作品记录了显卿得意科场历任清华的种种事迹,应有为一生留下光荣纪录的意义。图册还包括了徐氏的生活图像,其中多具有灵验神迹者,且与梦验有关,藉纪遇而纪梦,突显徐氏与众不同,常得到祖先神灵甚至孔圣的庇佑。足以说明图册绘制的用意是在以特殊的纪遇呈现徐显卿不平凡的一生,名之为《徐显卿纪遇图册》,或庶几允当。

重论《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说”

台湾学者魏子云通过民国《吴县志》考证,否定鲁迅的《金瓶梅》初刻本问世于明代万历庚戌(三十八年)的权威论点。但魏的考证中存在三个问题。通过对清康熙《浒墅关志》考证,解决了魏的考证中存在的三个问题,从而彻底否定了鲁迅的权威论点。又通过多个考证,认定《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在万历四十五年冬到万历四十七年之间,从而提出了《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