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平定开河寺石窟研究——北朝时期的三个洞窟和隋开皇元年“镇国王像双丈八”铭摩崖大佛

开河寺石窟现存三个北朝洞窟和一尊隋初的摩崖大佛。三个洞窟最早的铭文为东魏武定五年(547),摩崖大佛铭文为隋开皇元年(581),大佛旁台座铭文为北魏永平三年(510)。这表明从北魏到隋朝,当地佛教徒持续在此造营供奉。笔者考察了造像及铭文,发现了另一尊摩崖大佛的痕迹,认为铭文中的“镇国王”是指隋文帝,“双丈八”最初应是双像弥勒佛,敬奉“二圣”隋文帝和独孤皇后。此外,据豆卢通及其子僧奴有关资料,“镇国王像双丈八”铭文极有可能是在隋开皇八年(588)之后题刻的。

隋文帝巩固政权的措施及策略

在实现南北统一的背景下,隋朝统治者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解决民众对新王朝的认同及对新秩序的遵守。隋文帝主要采取了以下巩固新政权的措施及策略:首先,大力宣传帝位合法性并实行民本政策,增强人们对隋政权的认同;其次,严格官员选拔和征集各方面人才,保障政治清明;再次,加强监管,强化中央政府权威,确保国家权力有效运行。通过上述措施的实施,加强了基层社会治理,重构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绛灌殊途:文帝初年君臣关系中的武将群体

西汉前期实行军功爵制,造就了大批因军功而封爵的列侯。“诸吕之乱”和迎立代王之后,以周勃为首的功臣集团(1)已经打破了高祖时期的政治平衡,其势力渐渐壮大,这势必会对新君即位之后的君臣关系产生影响。文帝登基之后,本着“军功阶层本位”的原则,对武将群体进行调整,对周勃进行打压,同时在军功阶层中拔擢灌婴、陈武等武将力量。至此,高吕时代的功臣集团独大局面即将结束,一种君主臣辅、互利互用的君臣利益共同体已经建立。

历代重臣得谥“文正”者考

谥,又称谥号,乃帝王、大臣等身后,朝廷依其生前事迹赋予之称号。自宋代始,“文正”之谥最为崇隆。由宋至清,先后共有30位重臣得此美谥,而各朝代重视程度与评判标准又有所不同。文中先将得谥者生平逐一列出,再进行分析、排比、考量,得出“宋代重科举,金代重声望,元代重学术,明代最重气节,清代得此谥者则最重翰林出身与官品阶位,且皇帝个人意志之因素最为彰显”之推论,并可从中略窥专制集权之脉络也。

“开皇乐议”相关问题新论

隋文帝对雅乐需为“华夏正声”的强调,体现了其对于汉文化的主动接纳与认可,以及借此淡化和模糊隋朝统治者胡族身份的意图。开皇乐议中确立的“黄钟一宫”不仅满足隋文帝的政治文化需求,也符合隋文帝对雅乐作为“华夏正声”在音乐层面上不能杂用胡声的要求。此外,隋代多部伎中“国伎”改为“西凉”和“清乐”由乐部第二提升至第一位,也在无形中强调了华夏传统音乐的崇高地位。

最早确切记载的贡茶——东晋江州刺史温峤上贡茶茗

本文梳理《九家旧晋书辑本·臧荣绪《晋书》补遗一卷》《晋书》、宋《本草衍义》、清陆廷灿《续茶经》等多种文献,考述最早确切记载的贡茶,是由东晋江州刺史温峤,向晋成帝上贡的“茶千片,茗三百”。上贡时间为温峤出任江州刺史之东晋咸和元年(326)至四年期间,以咸和二年、三年可能性最大。

汉文帝与代臣——兼论昌邑王刘贺与昌邑臣

在西汉初期及中期发生的激烈政局变动中,代王刘恒与昌邑王刘贺,均以诸侯王身份入承大统,由于缺乏皇位法定继承人的权威性,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依靠王国旧臣以维系统治。由于文帝较为妥善地处理了代臣与汉大臣之间的关系,迅速稳定了其统治,亦为开启“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反观昌邑王刘贺,既不能审时度势,又缺乏处理复杂政治局势之能力,虽然力图效法文帝故事,不仅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反而促使权臣霍光迅速采取行动,加速了被废黜的过程。

试论隋文帝时期对高句丽政策的演变

隋与高句丽的和战关系一直是隋朝对外关系和边疆经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隋文帝建国以后,着力构建以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对高句丽采取了灵活的外交政策和策略:从起初的怀柔远人、积极防御,到后来与高句丽的初次交锋而又止,经历了从"和"到"战"再到"和"的微妙转变。经过隋文帝的努力,其封建统治可谓如日中天。但是,隋炀帝为扩大这一成果,最终对高句丽诉诸武力,因此导致隋朝衰亡。

何妥与开皇乐议

隋初开皇乐议历时十三载,最终被何妥"黄钟一宫"调结束。何妥不仅因为懂音乐才得到隋文帝的信任,更因为他懂政治,他用"黄钟一宫"调将政治与音乐紧密联系在一起,做到乐与政通;他利用音乐移风易俗的社会作用,维护隋朝的政治统治。"黄钟一宫"调在隋开皇期间的运用,加强了皇权,巩固了统治。因此,何妥并非不懂音乐,他是一位深谙音乐与政治之关系的音乐家。

论汉文帝三年太原之行

汉文帝三年有太原之行。此行涉及和匈奴的关系,体现了代-太原地方特殊的军事地理地位。汉文帝在太原的表现,又有仿效汉高祖刘邦回乡的迹象。相关记载对于汉代交通史研究,也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

论汉文帝

有着“仁者”、改革家形象的汉文帝，由于其即位的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使他在即位后进行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的同时，出现了尊宠刘氏宗族和依靠重用老臣、宿将的局面。汉文帝的这种报恩思想也赋予了他因循守旧和固守刘邦政治原则的形象，形成了他人格上的二重性。其结果，汉文帝虽进行了一系列巩固政权的政治、经济改革，相反却促使诸侯坐大，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经济改革措施则激化了阶级矛盾。

论周文王形象的生成与演变

从历史人物到《封神演义》中的艺术典型,周文王形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纵观文王形象演变轨迹不难发现:其丰满的政治家形象一元化了,其身上对纣王的反叛性逐渐减少了,个人道德修养则日益趋向完美,这种演变趋势在《封神演义》中达到了极致。这与《封神演义》一书诞生时的文化语境紧密相关,特别是与宋明理学对伦常道德的大力提倡,对君主"心术"的极端强调以及对帝王理想人格的设计分不开;同时也与晚明时期的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隋炀帝招揽江南之高僧与南朝佛学之北传——以《续高僧传》所载相关史实为中心的考察

隋之灭陈,江南佛教遭受严重破坏。隋文帝虽对江南佛教之"上德高人,咸纡延请",但与其对南朝的军政压制与文化歧视政策基本一致,对南方佛教也多加贬斥。江南高僧群体出于地域观念与思想文化的差异,对隋朝征召则予以抵制,甚至参与反对隋朝的地方叛乱。晋王杨广出镇江都,总管扬州,为稳定东南局势,改变一味高压的军政政策,在笼络江南人士的过程中,对南方佛教代表人物也多有亲善之举。他在江都设置"四道场",大力招揽江南义学高僧,一再征召智者大师,并拜其为师,接受戒度,造成了江都佛教的一度兴盛。随着杨广获得继嗣地位,他在长安建造日严、慧日等道场,不断荐引南僧入关,并资助相关法会等佛事活动,拓展了南北佛学汇通之渠道,造成了南北佛学交融之盛况,对隋唐时代佛教发展与本土佛教宗派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子》的成书年代问题——由“太一”概念引发的思考

本文根据"太一"概念在先秦诸子书中的流变情况及其涉及到的问题,论证《文子》当成书于战国晚期。"太一"在较早的道家文献中主要是一个表示终极存在的哲学概念,在《文子》中则转为主要应用于政治问题,并与最成功的"帝者"相匹配,是为"帝者体太一"。战国中期以来流行的士人争当王者师友的情况,在《文子》中已不复存在,反映了战国晚期君主专制的强化和士人政治地位下降的历史事实。

佛教传说中的转轮圣王阿育王对隋文帝的影响

佛教经典中的转轮圣王阿育王对隋文帝的文治教化有着深远广泛的影响。据佛教经典,转轮圣王"七宝具足",有五种功德,而且能以"十善道化天下"。作为转轮圣王的阿育王是铁轮王,统南赡部洲,其分舍利,起宝塔之行对佛教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隋朝初立,面对汉代以来的价值褪色,许多古老思想无法再赢得人们的同情,更无法完全为隋代的政权建设服务。隋文帝仿效阿育王在一百余州三次安入舍利起塔,以此来获得君临天下的正当性、合法性。

隋代帝陵制度研究

隋代帝陵制度在中国古代帝陵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过渡性特征明显。一定程度上而言,泰陵的山陵制度是对西汉帝陵制度的部分恢复,而其中的一些基本特征又为唐高祖献陵所继承,这也与唐初诸多墓葬与隋墓相似较为一致,充分反映了唐初在文化面貌上对隋的继承与发展。

“不任儒者”并非“不重儒术”——论汉初文、景两帝的崇儒举措

汉初文、景两帝重黄老而轻儒术,是在当时的政治统治下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实则文、景两帝同样非常关注儒学并实施了相应的崇儒举措。在汉初特殊的思想文化背景下,文、景两帝对儒家经籍进行了系统的收集整理,构筑了汉初统治集团的文化知识体系,发展了儒家的政治统治思想;文、景两帝为儒学政治地位的确立也进行了相应的努力,使得儒学在汉初的政治统治中占得了一席之地,为汉武帝时的迅速崛起、以及汉代的蓬勃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正统的诉求与建构——对刘宋文帝“太祖”庙号的考察

按礼制,"太祖"是追封王朝"始封之君"的庙号,与其他庙号相比享有独尊地位。刘宋孝武帝改崇其父文帝"太祖"庙号的行为既不符合武帝与文帝的客观地位和历史功绩,也违背了礼制。孝武帝此举正体现了他的正统焦虑心态,这种心态与他夺取皇位的过程直接相关。即位之后,为消除正统焦虑带来的负面影响,孝武帝以改崇文帝庙号为中心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旨在通过极力标榜孝道来建构皇位传承的正统性。

宋文帝的猜忌心理及其政治影响

宋文帝虽为中国古代明君之一,但猜忌心太重,这主要表现在杀戮功臣名将、重用宗室而又猜忌宗室三个方面。宋文帝的猜忌和杀戮,导致宋魏战争刘宋的接连败北、在职官员碌碌无为、有识之士退隐草野和他本人的被杀身亡,刘宋王朝的衰败和灭亡亦与此紧密相关。

汉文帝处理与匈奴关系的思想探析

汉文帝采取的处理与匈奴关系的策略,是冷静、理性而又得当的。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承认汉匈双方是"分疆自立、和睦共存"的关系;能够体恤理解匈奴的生存环境与所遇困难,必要时给予援助和支持;信守与匈奴的和亲协定,从大局出发尽力维护双方的友好关系;当匈奴违约侵汉时,则组织力量进行有力回击;同时加强骑兵建设,巩固北部边防。汉文帝的上述策略取得了明显的效果,适应了双方经济上互补性和政治上统一性的要求,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发生,是一种双赢的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