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巩固政权的措施及策略

在实现南北统一的背景下,隋朝统治者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解决民众对新王朝的认同及对新秩序的遵守。隋文帝主要采取了以下巩固新政权的措施及策略:首先,大力宣传帝位合法性并实行民本政策,增强人们对隋政权的认同;其次,严格官员选拔和征集各方面人才,保障政治清明;再次,加强监管,强化中央政府权威,确保国家权力有效运行。通过上述措施的实施,加强了基层社会治理,重构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试论隋文帝时期对高句丽政策的演变

隋与高句丽的和战关系一直是隋朝对外关系和边疆经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隋文帝建国以后,着力构建以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对高句丽采取了灵活的外交政策和策略:从起初的怀柔远人、积极防御,到后来与高句丽的初次交锋而又止,经历了从"和"到"战"再到"和"的微妙转变。经过隋文帝的努力,其封建统治可谓如日中天。但是,隋炀帝为扩大这一成果,最终对高句丽诉诸武力,因此导致隋朝衰亡。

佛教传说中的转轮圣王阿育王对隋文帝的影响

佛教经典中的转轮圣王阿育王对隋文帝的文治教化有着深远广泛的影响。据佛教经典,转轮圣王"七宝具足",有五种功德,而且能以"十善道化天下"。作为转轮圣王的阿育王是铁轮王,统南赡部洲,其分舍利,起宝塔之行对佛教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隋朝初立,面对汉代以来的价值褪色,许多古老思想无法再赢得人们的同情,更无法完全为隋代的政权建设服务。隋文帝仿效阿育王在一百余州三次安入舍利起塔,以此来获得君临天下的正当性、合法性。

隋文帝死因新探

隋文帝杨坚之死 ,传统看法是被其子杨广弑杀。本文通过考证分析认为 :文帝在花甲之年纵欲过度是其身体虚弱、患病、死亡的根本原因 ;太子杨广对其父皇爱妃陈夫人的非礼行为及为政权和平顺利交接采取的种种防范措施 ,引起病危中的文帝的极大愤怒、怨恨和猜忌 ,是文帝于 64岁时气愤至极而死的直接原因。

论隋文帝对儒学态度的变化

儒学发展在隋文帝统治时期,前后经历了一个起伏变化的过程,即开皇前期较为重视,而开皇末至仁寿年间则是备受冷落。但不可否认的是,儒学在开皇年间的短暂发展为其在唐时兴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基于材料的排比钩沉,隋文帝对待儒学态度前后发生的巨大变化,主要与其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称帝后面临的朝局时事的变化以及晚年的自满懈怠等因素有关。

论隋文帝杨坚为政的得失

隋文帝是中国封建社会著名的政治家。他为政期间,领导统一中国,推行政治经济改革,励精思政,出现了“开皇之治”。晚年有猜忌臣下、刑罚严酷及颠倒忠奸的失误。

隋文帝泰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

2010年5~6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隋文帝泰陵陵园及隋文帝庙遗址进行了全面地考古调查和勘探,搞清了隋泰陵陵园的平面布局,证实了文献关于泰陵“同坟异穴”的记载;隋文帝庙遗址上发现的城址,带有4个马面,可能利用了早期的建筑,兼具防御与祭祀功能。

“斟酌汉魏”还是“唐承隋制”——唐高祖献陵与隋文帝泰陵的比较

关于唐代初期帝陵制度,文献中多说“斟酌汉魏”,学界似无异议。近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隋文帝泰陵、唐高祖献陵进行全面考古调查与勘探,陵园布局、形制大体了然。两者相比较,覆斗形封土、并列两墓道、方形陵园、四方四门及门阙等特征极为相似,进一步印证“唐初即用隋礼”之说。

一部颇具特色的历史人物传记——《隋文帝杨坚》一书评介

王士立和闻有红撰著的《隋文帝杨坚》一书,是一部全面系统述评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扬坚生平事迹的大型传记。该书史料丰富,论理深刻,叙述生动活泼,学术性与可读性相结合,是一部颇具特色的历史人物专著。

隋文帝早年政治神话研究

隋文帝早年政治神话是一个具有儒家和佛教双重色彩的帝王受命神话,官方文献资料与佛教文献资料对其内容的书写与流变各不相同。它不仅延续了传统帝王受命的叙事模式,还开创出一个新的佛化帝王模式,成功解决了隋文帝政权来源合法性的问题,对隋文帝政治天命的建构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隋文帝早年政治神话中的政治预言隐喻了中古社会的重要历史史实。因此,通过对隋文帝早年政治神话的分析,可以为我们更全面地理解中古历史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隋文帝与佛教

隋朝统一全国之后,佛教得到了快速发展。隋文帝在位期间广修佛寺、佛塔,度化僧尼,供奉舍利子,完善僧官制度,甚至与独孤皇后双双受戒,佛教得以再次复兴。其崇佛的影响十分深远,使佛教在东亚地区广泛传播与发展。究其原因:一是隋文帝利用佛教维护统治,二是佛教为了获得发展,寻求与政权的结合。

略论隋文帝时期的恶钱问题

隋朝刚刚建立,隋文帝就面临民间私铸和前朝旧钱流通的问题,对此隋文帝分步骤采取了边关定样、禁旧钱和管控铸币材料的措施加以解决,结束了北魏以来币制混乱的局面。全国统一之后,由于隋文帝一直没有意识到地方铸钱的不可控性,导致盗铸问题反复出现,而此时的隋文帝采取了激进的措施,用严刑峻法抑制恶钱的发展。隋文帝整治恶钱问题既有积极的效果,也存在很多问题,但总的来说他对整治恶钱问题有较大的贡献。

山西平定开河寺石窟研究——北朝时期的三个洞窟和隋开皇元年“镇国王像双丈八”铭摩崖大佛

开河寺石窟现存三个北朝洞窟和一尊隋初的摩崖大佛。三个洞窟最早的铭文为东魏武定五年(547),摩崖大佛铭文为隋开皇元年(581),大佛旁台座铭文为北魏永平三年(510)。这表明从北魏到隋朝,当地佛教徒持续在此造营供奉。笔者考察了造像及铭文,发现了另一尊摩崖大佛的痕迹,认为铭文中的“镇国王”是指隋文帝,“双丈八”最初应是双像弥勒佛,敬奉“二圣”隋文帝和独孤皇后。此外,据豆卢通及其子僧奴有关资料,“镇国王像双丈八”铭文极有可能是在隋开皇八年(588)之后题刻的。

论隋文帝拆邺原因

邺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以北地区的重要城市“,三方之乱”后被隋文帝彻底拆除,邺城自此逐渐消失在了中国古代历史之中。此研究系对隋文帝拆除邺城原因的考察与论证,通过考察历史地理视角下邺城本身战略地位和魏晋南北朝特有的地缘政治势力对抗两个角度,探求隋文帝拆除邺城背后的原因。邺城的衰落反映了魏晋南北朝乱世的终结和新大一统王朝的到来。

隋文帝时代地方社会的信仰生活与区域治理

隋文帝对地方民众信仰生活的管理吸收了南北朝时期的经验教训,改北周武帝的灭佛为崇佛,这使得隋初的地方社会出现了大规模的佛寺复兴活动。地方官府对民间自发的信仰活动进行了支持与引导,使之向利于统治的方向发展。同时,为树立新朝正统和个人权威,隋文帝主导下的官寺兴建活动推出了完全不同的官方信仰体系。作为曾经的信仰中心,襄州不仅是南北文化的交汇处,更是与隋王朝新旧疆域的边界。这一地区在隋初呈现出复兴旧寺启法寺与新建官寺兴国寺并立的信仰格局。两座大寺在本地社会影响力的进退实际上就是隋前期国家地方治理的两种管理模式在信仰生活领域相互碰撞、融合的过程。这一过程最终以民间大寺启法寺赢得官寺之名而结束,并深刻影响了唐代的官寺与官方信仰管理政策。

“开皇乐议”相关问题新论

隋文帝对雅乐需为“华夏正声”的强调,体现了其对于汉文化的主动接纳与认可,以及借此淡化和模糊隋朝统治者胡族身份的意图。开皇乐议中确立的“黄钟一宫”不仅满足隋文帝的政治文化需求,也符合隋文帝对雅乐作为“华夏正声”在音乐层面上不能杂用胡声的要求。此外,隋代多部伎中“国伎”改为“西凉”和“清乐”由乐部第二提升至第一位,也在无形中强调了华夏传统音乐的崇高地位。

隋炀帝招揽江南之高僧与南朝佛学之北传——以《续高僧传》所载相关史实为中心的考察

隋之灭陈,江南佛教遭受严重破坏。隋文帝虽对江南佛教之"上德高人,咸纡延请",但与其对南朝的军政压制与文化歧视政策基本一致,对南方佛教也多加贬斥。江南高僧群体出于地域观念与思想文化的差异,对隋朝征召则予以抵制,甚至参与反对隋朝的地方叛乱。晋王杨广出镇江都,总管扬州,为稳定东南局势,改变一味高压的军政政策,在笼络江南人士的过程中,对南方佛教代表人物也多有亲善之举。他在江都设置"四道场",大力招揽江南义学高僧,一再征召智者大师,并拜其为师,接受戒度,造成了江都佛教的一度兴盛。随着杨广获得继嗣地位,他在长安建造日严、慧日等道场,不断荐引南僧入关,并资助相关法会等佛事活动,拓展了南北佛学汇通之渠道,造成了南北佛学交融之盛况,对隋唐时代佛教发展与本土佛教宗派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隋代帝陵制度研究

隋代帝陵制度在中国古代帝陵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过渡性特征明显。一定程度上而言,泰陵的山陵制度是对西汉帝陵制度的部分恢复,而其中的一些基本特征又为唐高祖献陵所继承,这也与唐初诸多墓葬与隋墓相似较为一致,充分反映了唐初在文化面貌上对隋的继承与发展。

隋代文炀二帝、南北二方的文学审美特征比较

隋代的文、炀两位帝王对待文学有着不同的态度，因此对隋代的文学审美状貌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隋文帝阻遏了隋代文学美学的发展，而隋炀帝受南方文化、美学环境的孕育，融汇气势于华丽之中，促进了隋代文学美学的发展。南北朝的长期割据，使南北两方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美学风范，南方清绮，北方质实。南北文学美学之差异反映了地理文化之差异。随着隋代在地域上的统一，为南北文学美学的交流、融合创造了条件。

略论隋代文化政策

隋代立国后,文帝、炀帝两代君主顺应天下统一形势的需要,采取复兴儒学,创立科举制,并重佛道,调整文风等一系列文化政策。这些政策明显具有开放、多元、包容的文化特点,并且大都被唐代所沿袭,从而开创了隋唐文化辉煌灿烂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