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南征与大一统思想的伸张

北魏孝文帝即位后,对南朝采取进攻态势。太和初期,孝文帝斥责齐高帝萧道成“寻僭大号”,遣将讨伐,责问其使节;迁都洛阳期间,斥责齐明帝萧鸾“践阼非正”,亲征南讨,责备萧鸾杀主自立之罪恶;迁都洛阳后,车驾南征,训责南朝守将“奉逆君,守迷节”,宣扬“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的华夏正统观念,宣示天命在“北”而不在“南”。作为“本施北政”的北朝皇帝,北魏孝文帝训责、讨伐南朝君臣之举,是对大一统思想的极大伸张,意在展示其主持天下公道与正义的光辉形象,宣示南北朝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而北魏乃正统王朝,孝文帝乃华夏正统之君。北魏孝文帝时期大一统思想的伸张,对应着南北朝国力的此消彼长,折射出时代的变化,预示着大一统时代的到来。

北魏孝文帝构建门阀制新论

北魏宗室鲜卑勋贵执政力退化,是促使孝文帝迁都构建门阀制的核心因素。定姓族是北魏皇帝和宗王、八姓勋贵主导,以巩固其政治社会地位为核心,以在官僚体系中处于主体地位的八姓和其他鲜卑勋贵、汉人士族为主要实施对象,自上而下对统治集团内各阶层政治等级秩序的再调整。排斥在门阀制外的代人鲜卑军士,是北魏宗室鲜卑勋贵掌权的武力基础。北魏朝廷为安抚其群体,滥授军阶,使其群体侵占了士族门阀拥有的政治身份和官位,造成孝文帝所建官分清浊、士庶有别的门阀制难以维系,引发胡汉门阀与下层军人、代北六镇酋豪之间的政治残杀,导致北魏灭亡。

光极堂大选与品令

孝文帝为在北魏推行门阀制度,在一以贯之的门阀观念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光极堂大选即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它是孝文帝为重新配备迁洛以后的官员和确定他们的官位而进行的重大政治活动。而其前提"宣示品令",则是以门品定官品出身之令,它反映了孝文帝以官品定门第、以门第定出身、以出身定清浊、以清浊定阶级这样的理念。

全盘汉化与北魏王朝的速亡——北魏孝文帝改革的经验与教训

北魏孝文帝改革是中国历史上较全面、成功的一次改革。改革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历史发展的必然。然而,通过改革国力达到鼎盛的北魏王朝,在孝文帝死后仅30余年便迅速地分崩离析,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全盘汉化,尤其是大定姓族、对门阀士族制度的移植,使得尚无文化积淀可言的鲜卑贵族迅速腐化,而腐化则是导致北魏亡国的根本因素。改革中的扬弃十分重要。

再论北魏孝文帝改革——兼谈改革对民族融合规律的启示

北魏孝文帝改革涉及鲜卑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变革,尤其是对鲜卑族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孝文帝欲以“全盘汉化”的措施促使鲜、汉民族早日融为一体。客观地讲,孝文帝改革对北魏历史、对鲜卑族的发展都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将北魏的民族融合进程推向了历史的新高潮。但改革措施具有明显的“强制汉化”的特点,鲜、汉民族融合进程中呈现出“捏合”的特征,这不仅不符合民族融合的规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北魏的灭亡。

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与拓跋民族精神的丧失

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后 ,其民族意识开始觉醒 ,这一点充分体现在其民族优越感与自卑感的并存上。在这种意识的驱使下 ,魏孝文帝借助中央集权的强制力 ,相继实行了一系列汉化政策 ,旨在以“中夏正统”自居。但是这一政策不适合北魏国家的国情和族情 ,最终导致国家的衰亡破败。其经验教训值得后人借鉴。

《后魏孝文帝与高句丽王云诏》中所见魏、丽形势及双方关系

北魏孝文帝给高句丽王高云的诏书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献,诏书于太和十六年九、十月份发出,要求高句丽派遣王弟入朝,高句丽最终顺从了北魏的要求。诏书内容可以弥补多件文献阙载的历史事件,可以藉此了解孝文帝精心策划迁都洛阳过程中对内树立权威、对外极力笼络的手段,对研究高句丽国情、魏丽关系大有裨益。

北魏后期迁洛鲜卑皇族集团之雅化——以其学术文化积累的提升为中心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鲜卑皇族集团的汉化进程明显加快,其宗室子弟不断趋于雅化。北魏孝文帝及其他北魏后期统治者自身皆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出于推进其皇族宗室子弟汉化之目的,无不重视汉文化教育,其宗室人物之学术文化积累日益丰厚,以致北魏后期出现了一批以才学著称的宗室子弟,其中有的招集大量汉族名士,形成了诸多藩邸文化中心。就当时北魏皇宗汉化表现而言,孝文帝诸子、诸弟及其他皇室近系子弟,其气质表现与学术积累进展尤为突出,这自然与其地位及所受之教育等情况密切相关。

论北魏孝文帝的宗室辨族

宗室辨族是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的重要举措,对拓跋氏族群的进化产生了深远意义。孝文帝依当世五属的标准辨族,扫除氏族直勤体制的残余,把宗室打造为狭义的五服制家族。此举的初衷是远遵华夏古礼、近取南朝新风,而沉重的经济压力则是直接的现实动因。辨族活动在孝文帝死后归于沉寂,出服疏宗的宗籍依然得以保留。而阻滞其长久贯彻的原因在于:直勤尊同祖习俗的根深蒂固,中原正统王朝家国一体观念的制约,中古北方大族族制的影响,以及北魏特殊的政权结构等。辨族试图折衷古今、调和现实与理念,但单纯地凭借权威和政令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事物自身发展的历史规律的。

略论北魏孝文帝之文化修养及其表现与影响

北魏孝文帝具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他刻苦学习,坚持不懈。他重视文学艺术,亲自作文,吟诵诗赋,并倡导雅集,与鲜卑王公和文士进行文学交流。他还博通儒家众经,亲自讲论经典,并重视史学,喜好玄学,讲论佛学义理。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经史学术,孝文帝都积极模拟和取鉴于南朝,开启了南学北输的时代文化趋势,影响深远。

试论北魏孝文帝太和末年的夺嫡之争

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太子元恂出逃被废,皇次子元恪取而代之。夺嫡事件与元恂顽固守旧并无直接关联,后宫冯氏才是始作俑者。冯氏试图延续"子贵母死"的传统,控制储君,操纵朝政,这就与孝文帝的皇权主义发生矛盾。于是,冯氏编织罗网,捏造事实,迫害元恂,终酿成历史冤案。夺嫡之争归根结底是北魏皇权与后权的矛盾,对洛阳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北魏孝文帝时期的礼制建设

孝文帝时期的礼制建设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政治上,找到了北魏王朝正统地位的经学与历史依据;二、社会变革上,实现了拓跋部由游牧文化向中原农耕文化在礼制方面的转变;三、学术上,解决了汉魏晋诸儒没有解决的一些经学难题。

论北魏孝文帝爵制改革后散爵封授范围限定问题

北魏太和十六年(492年),北魏孝文帝实行爵制改革,开始推行实封爵与虚封爵并行之制。爵制改革后所实行的虚封爵,亦称"散爵"。由于北魏国家将散爵的封授与官本位体制、世族制结合在一起,因此,封授散爵也自然要有限定的范围,其范围的限定是以所任职官的品级与建树的功劳为标准的。这两种标准的结合才能保证实现散爵的封授。由于北魏限定散爵的封授范围,才使散爵的封授在维护国家政治统治上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论北朝墓志的演变及其文体史意义——从永嘉之乱前后墓志形态的变化谈起

永嘉之乱的出现,使得魏晋以来碑志转化的趋势遽然中断,墓志又退回到了原始的形态。从北魏前期至孝文帝迁洛前后,北朝墓志在文体、形制以及使用频率等方面都经历了一个脉络分明、阶段连贯的演变过程。这既说明了永嘉之乱对于北朝墓志发展的影响,同时更表明,北朝墓志的发展在事实上已具有"涅槃"的意义。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原因补论

向南迁徙是拓跋鲜卑的历史传统。孝文帝舍平城而选洛阳作为都城,乃为实现其政治理想。孝文帝的正统思想和大一统理想体现了迁都洛阳的必然性,其后进行的风俗改革则彰显了迁都洛阳的必要性。从东晋迁都洛阳之争来看,洛阳是统一帝国的都城首选。孝文帝迁都洛阳正是看中了洛阳的政治象征意义和文化价值。

北魏孝文帝改革鲜卑族生活方式

北魏孝文帝改革包括极为详尽的内容 ,它要求鲜卑族在生活方式上向汉族靠拢 ,如改汉姓、着汉装、操汉语、与汉族通婚、遵守汉族的丧葬礼仪 ,这些政策与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措施一起 ,促成了鲜卑族社会的巨大变迁 ,在鲜卑族族体消失的同时 ,又极大地丰富了汉文化。

丧礼改革视野下的北魏孝文帝汉化政策

北魏孝文帝的丧礼改革是汉化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恢复三年之丧,增加汉晋旧制,恢复古制中的三临之礼及为贵臣和藩国主举哀,还对迁洛之人和吏民为君、故主服丧等作出规定等等。丧礼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汉化的成果,使孝观念深入北魏的各个阶层,并促进了北魏社会性质的转变。

皇权的日益扩张——北魏及唐几次官定姓族之共性

处于中国中世纪的北朝隋唐时期,是我国古代史上由门阀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阶段,而这一转变过程的显著特点,即皇权与士族特权之间的此长彼消。而从北魏孝文帝到唐太宗、唐高宗、唐中宗及唐玄宗,四次官定姓族的举措,正是这一转变过程在政治方面的体现。皇权对士族特权的干预,不但是它们之间一贯的共性,且呈现日益扩张的趋势。

北魏俸禄制的班行及其背景

与秦汉魏晋南朝不同,北魏开国近百年间百官无禄,吏治腐败与此关系颇大。在参考《周礼》和两汉魏晋有关制度的基础上,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484年)六月下诏班禄,并规定"罢诸商人"、增收户调及严惩赃罪。班禄诏显示,北魏地方政府与商人关系密切,地方官府中大概存在着类似隋朝公廨田的田产,其收获物需通过商业贸易或发放高利贷而牟利。约在俸禄制班行前十年左右,实行俸禄制的建议已被提出且有零星官"禄"的记载,表明俸禄制是在总结之前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定型和成熟化的产物。俸禄制实施的前提是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班禄诏及一年多之后颁布的新税制,户调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民众的负担在短期内无疑会有所加重。针对废止俸禄制的提议,中书监高闾从历史、现实和理论结合的角度系统阐述了实施俸禄制的必要性及其政治作用,认为俸禄制实施后官吏的贪赃枉法行为将受到遏制,民众的实际负担则会减轻,有利于更好地加强统治。

论孝悌观念在北魏的确立

鲜卑民族原来是没有孝悌观念的,孝悌观念在全社会重新树立起来是从孝文帝时期才开始的。为普及孝悌观念,孝文帝采取了五大方面的措施。孝文帝的举措使鲜卑民族最终接受了儒家重礼重孝的文化传统,也挽救了自汉末魏晋以来汉民族的家族伦理危机,为民族融合、社会整合作出了不朽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