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构神京”与“缔我宋宇”:刘宋的王畿设置与疆域界定

大明三年为刘宋孝武帝朝政治的转折点。此前,孝武帝将统治合法性建立在"孝建缔孝业"上,即以平定太子刘劭之乱、为宋文帝"涤社稷之仇"为其入继大统之由。刘义宣之乱及竟陵王刘诞的潜在威胁,使孝武帝对其资望信心不足,这成为孝武帝增加典签权势以控制方镇宗王和州刺史、以寒人恩倖操纵大政等诸多政治举措的心理因素。大明三年诛杀竟陵王前后,孝武帝转而以受命于天来论证其统治合法性,故而重星变、设王畿、移郊坛、造五路、立明堂。孝武帝的合法性诉求使其更在意北魏对其统治的认可。大明四年至七年,宋、魏交聘常规化,孝武帝通过与北魏互相承认来维系既有疆土。孝武帝崩殂后,其改制即被废除,其原因之一便是在分扬州、设王畿等改制中,造成东诸郡"物情不说,容亏化本"。

大明二年的转折——刘宋孝武帝朝初期政治平衡的构建、瓦解与寒人上位

南朝刘宋孝武帝即位之初,一方面要延续文帝重用士族的政策,另一方面又要协调自己的故吏与文帝旧臣之间的利益关系,于是在文官、武官两个系统中分别安排了颜竣-谢庄-何偃的组合,以及柳元景-王僧达-何尚之的组合,再加上江夏王刘义恭和建平王刘宏这样的皇室代表,孝武帝在中央构建了一个包括甲族、次等士族和皇族在内的相对平衡的权力结构。大明二年,随着刘宏、何偃的相继去世,王僧达被杀,以及此前以颜竣为代表的次等士族多次触犯孝武帝,之前的中央权力平衡完全瓦解,给了以戴法兴为代表的寒人绝佳的获取权力的机会,出现了“寒人掌机要”的现象。

东晋孝武帝之“威权己出”及其对高门士族之抑制

随着东晋高门士族的衰弱,孝武帝时期一度"政由己出",皇权有所强化。孝武帝以其弟司马道子执掌朝廷中枢军政大权。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之间尽管存在着争权夺利的斗争,但其压制高门士族的政策是一致的,他们利用具有外戚身份的太原王氏,排挤、压制在淝水之战中立有殊勋的陈郡谢氏家族,显示出皇权与门阀政治的内在矛盾与冲突。

正统的诉求与建构——对刘宋文帝“太祖”庙号的考察

按礼制,"太祖"是追封王朝"始封之君"的庙号,与其他庙号相比享有独尊地位。刘宋孝武帝改崇其父文帝"太祖"庙号的行为既不符合武帝与文帝的客观地位和历史功绩,也违背了礼制。孝武帝此举正体现了他的正统焦虑心态,这种心态与他夺取皇位的过程直接相关。即位之后,为消除正统焦虑带来的负面影响,孝武帝以改崇文帝庙号为中心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旨在通过极力标榜孝道来建构皇位传承的正统性。

北魏孝武帝与东西魏分裂

高欢取代尔朱氏之后,控制了六镇的主要势力,但是他所拥立的孝武帝却与不愿投靠高欢的官僚、尔朱将帅结合,谋求阻止高欢对洛阳朝廷的控制。在高欢的压力下,孝武帝逃往关中,寻求宇文泰的支持,于是西魏政权建立。高欢在懊悔之余拥立新帝建立东魏。东魏北齐在军事上主要依靠六镇军人,所以六镇军人的驻扎地晋阳就成为都城之一。东魏政权的这一特点吸引了关陇地区部族势力的投靠。高欢为了军事安全将朝廷迁往邺城,但河南豪族和洛阳官僚对此并不理解,因此投靠西魏。这些西逃的势力牵制了高欢的军队,充实了西魏政权官僚队伍。

“永光顾命集团”与刘宋前废帝初年政局

宋前废帝在位的一年半时间里刘宋政局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和激烈的动荡,最后导致南北力量对比发生关键性变化。以往学界对这段历史关注相对较少,且主要集中在前废帝诛杀执政及其后的残暴统治上,而对于前废帝初年,即顾命大臣执政时期的政局与权力斗争着墨甚少。事实上在前废帝即位初,由刘义恭等顾命大臣与戴法兴等恩倖联合而成的"永光顾命集团"控制了政局,顾命集团企图加强自己的权力却反而陷于孤立,最终被前废帝消灭,政局也由此而一发不可收拾,最终酿成巨变。

北魏孝武帝与宇文泰称霸关陇探微

宇文泰成为贺拔军首领,仅是为其称霸关陇积累了一定的军事实力。真正使其迅速成为关陇的最高统治者的原因,主要是北魏孝武帝利用他东出与高欢决战的政治需要和宇文泰所打出"匡辅魏室"的政治旗号。孝武帝西入关中,使偏据关陇一隅的宇文泰取得了继承北魏正统性的政治优势,却使军事上处于绝对优势的高欢陷入到"篡权逐君"的政治困境之中。虽为维护自身权力,宇文泰秘密除掉了孝武帝,但出于纠合各方力量,称霸关陇与高欢对峙的考虑,仍要长期奉行尊崇魏室的策略。而这则是全面认识陈寅恪先生所提"关陇集团"理论的一个前提。

论刘宋孝武帝政治经济改革的努力及其失败

"元嘉之治"后,孝武帝刘骏励精图治,延续文帝的劝农政策,强化君主专制权力,力求恢复元嘉繁荣局面。但是孝武帝的上述努力很难使刘宋恢复到"元嘉之治"的治世水平。国家财政体系发生重大改变,朝廷对地方经济控制力减弱,财政状况持续恶化,币制日益混乱,甚至不得不对地方豪强的经济利益做出重大让步。孝武帝去世后,刘宋王朝在残酷的宗室内战中毁灭。

孝武帝出镇皇子府佐安排对刘宋后期政治的影响

刘宋孝武帝刘骏为出镇幼子挑选的府佐,主要来自自己的“代党”。在孝武朝三次大的战争中,这些人或为刘骏浴血奋战,或鲜明地表达了支持刘骏的立场,与孝武帝有着十分密切的故旧私恩关系。也正是利用这种密切关系,邓琬以报答孝武帝为由策划了子勋之乱。不同于邓琬为谋求私利,薛安都、崔道固、萧惠开和沈文秀拥护子勋,确实更多出自报答孝武帝恩遇的目的。孝武帝生前高度集权的统治方式在他突然去世后,造成了中央的权力真空,导致权力分裂与斗争升级。刘宋后期皇室内部的斗争,一定程度上是孝武帝专制统治的政治遗产。

论东晋后期司马道子对寒人的任用

东晋时期门阀世族把持着国家政治命脉,占据官场要路,寒人难以跻身。但寒人从来没有放弃进入政治核心的努力,总是伺机进入政治权力中心。东晋后期孝武帝引胞弟司马道子主政,试图重振皇权,由于司马道子等人纵情享乐,朝政混乱,寒人被引入权力层,客观上对门阀制度带来冲击。

大明三年王畿的设立与刘宋国家政治的结构性转向

刘宋大明三年设立王畿,涉及国家政治空间结构的调整。先秦畿服制度与江左王畿观念为刘宋设置制度化王畿提供政治文化基础。王畿的结构性功能为“内奉京师”与“外表众夏”,其内在逻辑为宋廷给予吴地优崇政治地位,以图深度汲取吴地经济资源。元嘉以降江北边镇经济、政治地位的衰退是王畿设立的重要原因,而设立王畿又意味着吴地以外地区地位的进一步下降,直接导致广陵刘诞之叛。大明八年罢废王畿的表面原因是东诸郡大旱,根本原因是吴地灾害频发,王畿在经济上无法闭合,宋廷为求取其他地区资源供给,无法长期保持优崇吴地的王畿称号。刘宋王畿虽存续时间短暂,却是南朝地缘政治长期困局的缩影。

汤惠休二题

学界多认为汤惠休因触犯戒律而被宋孝武帝勒令还俗,其实不然,汤惠休还俗是孝武帝对僧权控制的体现。对于汤惠休还俗后所任官职,学界认为"扬州文学从事"隶属于"扬州从事史",实际上二者是两种不同系统的官职;汤惠休所任"宛朐令"之"宛朐",后人多以为隶属南济阴郡,其实不然,刘宋时宛朐有二,一属南兖州北济阴郡,一属南徐州南济阴郡,汤惠休所任"宛朐令"属南兖州北济阴郡。

宋孝武帝与大明诗坛“尚谣俗”

大明诗坛“尚谣俗”的新趋向与宋孝武帝的多方面推动关系密切。孝武帝通过政治威力将俗乐置于朝堂,并亲自创制谣辞以示范时人,终使谣俗地位大大提高,以至大明中“家竞新哇,人尚谣俗”。孝武帝及大明诗人的民歌拟作体式轻巧,艺术风格既真朴又兼具文人气息,格调明朗健康。这些拟作在大明诗坛的集中出现为新的诗乐结合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并促使生活化、趣味性诗歌观念初步确立,这使其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了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谢庄《与江夏王义恭笺》释证

刘宋孝武帝孝建元年(454),吏部尚书谢庄写作了《与江夏王义恭笺》。《宋书.谢庄传》云:"庄素多疾,不愿居选部,与大司马江夏王义恭笺自陈。"后世学者基本认同这一判断。笔者认为他对吏部尚书"意多不行"、"唯奉行文书"的现状不满才是辞职的根本原因。这篇笺文凸显出谢庄"顺人而不失己"的处世态度。"顺人而不失己"是士族领袖谢庄在新的历史情势下选择的一条人生道路,它表明了高门士族精英对孝武帝政治的清醒认识和理性抗争。

刘宋时期文坛转向探析

刘宋元嘉时期重经史之学,大明一代士人则普遍尚好作诗,宋孝武帝刘骏是这一转向背后的重要推动力。孝武帝对诗歌创作鲜明的尚好改变了一个历史时期的学风,促进了大明诗坛的发展。他以自身创作实践加以引导,终使诗歌回归到了“吟咏情性”的轨道。大明诗人追求自然平易的诗风,诗歌中的用典已逐渐减少,诗句真切而达情,所抒之情以忧怨哀思为多。这些抒情意味浓厚且浅易的诗作标示了泰始乃至齐梁诗歌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