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武帝出镇皇子府佐安排对刘宋后期政治的影响

刘宋孝武帝刘骏为出镇幼子挑选的府佐,主要来自自己的“代党”。在孝武朝三次大的战争中,这些人或为刘骏浴血奋战,或鲜明地表达了支持刘骏的立场,与孝武帝有着十分密切的故旧私恩关系。也正是利用这种密切关系,邓琬以报答孝武帝为由策划了子勋之乱。不同于邓琬为谋求私利,薛安都、崔道固、萧惠开和沈文秀拥护子勋,确实更多出自报答孝武帝恩遇的目的。孝武帝生前高度集权的统治方式在他突然去世后,造成了中央的权力真空,导致权力分裂与斗争升级。刘宋后期皇室内部的斗争,一定程度上是孝武帝专制统治的政治遗产。

大明三年王畿的设立与刘宋国家政治的结构性转向

刘宋大明三年设立王畿,涉及国家政治空间结构的调整。先秦畿服制度与江左王畿观念为刘宋设置制度化王畿提供政治文化基础。王畿的结构性功能为“内奉京师”与“外表众夏”,其内在逻辑为宋廷给予吴地优崇政治地位,以图深度汲取吴地经济资源。元嘉以降江北边镇经济、政治地位的衰退是王畿设立的重要原因,而设立王畿又意味着吴地以外地区地位的进一步下降,直接导致广陵刘诞之叛。大明八年罢废王畿的表面原因是东诸郡大旱,根本原因是吴地灾害频发,王畿在经济上无法闭合,宋廷为求取其他地区资源供给,无法长期保持优崇吴地的王畿称号。刘宋王畿虽存续时间短暂,却是南朝地缘政治长期困局的缩影。

刘宋晚期的政权重构与高门士族的权势复升

宋明帝以宫廷政变弑君夺权后,形成了依赖高门士族的政治路线。一方面是缘于他缺乏长期主政州郡的经历,身边并无可资依赖的政治军事集团。另一方面是因为在与刘子勋的皇位争夺战中,宋明帝占据京师“以中制外”,聚居于建康的高门士族安危、利益均系于其帝业成败,双方具有合作需求。宋明帝对晋宋士风的认同,对高门士族理政才能的承认,是他依赖高门士族、维护“高流官序”的心理基础与情感取向。得益于泰始初年的政权重构,高门士族的政治权势在经历了孝武帝的压制之后有了较为显著的回升。后废帝时期袁粲、褚渊与萧道成、刘秉共同“平决万机”的四贵体制,正是宋明帝时期高门士族权势复升的历史结果。

扬州“一州两格”与宋明帝的上台——孝武帝置王畿的政治影响

自孝武帝以来,刘宋财政日趋依赖扬州东土诸郡(三吴、吴会)。在政治上,孝武帝将浙江东五郡划出扬州暨王畿范围,造成“一州两格”的格局。景和、泰始之际,东土诸郡在会稽的主导下起兵,便是孝武帝改制的反向后果。孝武帝以来建康朝廷的王畿化使东土诸郡与建康之间的人事关系错综复杂,这是东土士族、豪强的地方势力在战后得以留存的重要原因。控制东土诸郡的宋明帝“以中制外”、重构了政权,但东土诸郡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宋明帝时期,浙江东五郡在扬州之内仍被区别对待。泰始五年(469)蔡兴宗主政会稽,浙江东五郡与建康朝廷良性互动,孝武帝改制以来扬州“一州两格”的局面才稍有改变。

大明二年的转折——刘宋孝武帝朝初期政治平衡的构建、瓦解与寒人上位

南朝刘宋孝武帝即位之初,一方面要延续文帝重用士族的政策,另一方面又要协调自己的故吏与文帝旧臣之间的利益关系,于是在文官、武官两个系统中分别安排了颜竣-谢庄-何偃的组合,以及柳元景-王僧达-何尚之的组合,再加上江夏王刘义恭和建平王刘宏这样的皇室代表,孝武帝在中央构建了一个包括甲族、次等士族和皇族在内的相对平衡的权力结构。大明二年,随着刘宏、何偃的相继去世,王僧达被杀,以及此前以颜竣为代表的次等士族多次触犯孝武帝,之前的中央权力平衡完全瓦解,给了以戴法兴为代表的寒人绝佳的获取权力的机会,出现了“寒人掌机要”的现象。

正统的诉求与建构——对刘宋文帝“太祖”庙号的考察

按礼制,"太祖"是追封王朝"始封之君"的庙号,与其他庙号相比享有独尊地位。刘宋孝武帝改崇其父文帝"太祖"庙号的行为既不符合武帝与文帝的客观地位和历史功绩,也违背了礼制。孝武帝此举正体现了他的正统焦虑心态,这种心态与他夺取皇位的过程直接相关。即位之后,为消除正统焦虑带来的负面影响,孝武帝以改崇文帝庙号为中心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旨在通过极力标榜孝道来建构皇位传承的正统性。

“永光顾命集团”与刘宋前废帝初年政局

宋前废帝在位的一年半时间里刘宋政局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和激烈的动荡,最后导致南北力量对比发生关键性变化。以往学界对这段历史关注相对较少,且主要集中在前废帝诛杀执政及其后的残暴统治上,而对于前废帝初年,即顾命大臣执政时期的政局与权力斗争着墨甚少。事实上在前废帝即位初,由刘义恭等顾命大臣与戴法兴等恩倖联合而成的"永光顾命集团"控制了政局,顾命集团企图加强自己的权力却反而陷于孤立,最终被前废帝消灭,政局也由此而一发不可收拾,最终酿成巨变。

论刘宋孝武帝政治经济改革的努力及其失败

"元嘉之治"后,孝武帝刘骏励精图治,延续文帝的劝农政策,强化君主专制权力,力求恢复元嘉繁荣局面。但是孝武帝的上述努力很难使刘宋恢复到"元嘉之治"的治世水平。国家财政体系发生重大改变,朝廷对地方经济控制力减弱,财政状况持续恶化,币制日益混乱,甚至不得不对地方豪强的经济利益做出重大让步。孝武帝去世后,刘宋王朝在残酷的宗室内战中毁灭。

刘裕霸府政治述论

刘裕依靠京口集团的力量,击败桓玄,恢复名义上的东晋统治,实际上,刘裕确立起霸府统治,控制东晋的军国大权,东晋皇帝成为傀儡,东晋的朝廷机构形同虚设。刘裕的车骑将军府、太尉府、相国府、宋国机构是当时实际的政治、军事权力中心。

元嘉政局与范晔的命运

范晔受到宋文帝的重用,原因有二:一是在刘义康刘湛朋党被清除后,宋文帝急需人才,而范晔与刘义康交恶,故在政治上可靠;二是范晔的生父范泰对宋文帝有恩。范晔虽然受到重用,但也种下了被杀的苦果。由于宋文帝性格猜忌,不信任大臣,所以在大臣之间制造不和,以范晔桀骜的性格,长期在此环境下,必然会有过激的行为,这是他被杀的主要背景。

刘宋武帝与天师道

东晋末年刘裕通过镇压以天师道为旗号的孙恩之乱起家并最终凭借军功建立了刘宋政权,然而刘裕与天师道实又有其他重要关联。刘裕及其姻亲家族均表现出信奉天师道之痕迹,此外,刘裕代晋造宋在军事政治上所依赖之重要人物亦表现出与天师道的密切关系,天师道信仰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其政治上结合的重要纽带。

刘宋明帝的皇权与佛教

宋明帝即位之初,就任命自己五戒师释僧谨为僧正,给予超常规待遇,建立兴皇寺,择选有旧交的高僧释道猛任纲领,给予僧正的待遇,优礼有加;在全国范围内征请高僧大德入京传法,检饬孝武帝庄严寺僧众,重新确定法会讲论法主等等。这中间的一些举措带有明显的急迫性,有着鲜明的政治诉求。明帝意图借助佛教和僧众的社会政治影响力,延伸和扩展皇权在佛教政治秩序上的权威,塑造和强化皇权及自身地位的合法性,这源于明帝承统的合法性不足。前废帝刘子业凶狂无道,朝野笼罩在恐怖的政治氛围中,明帝被迫发动宫廷政变,仓促之间被拥立为帝;因法统性不够,受到刘子业弟弟晋安王刘子勋政治军事上的挑战。虽然最终在军事上取得完全胜利,但明帝为了在法统和舆论上强化自身的合法性,不得不积极争取佛教和僧众的合作,这是他即位之初就采取各种佛教措施的原因和目的。

汤惠休二题

学界多认为汤惠休因触犯戒律而被宋孝武帝勒令还俗,其实不然,汤惠休还俗是孝武帝对僧权控制的体现。对于汤惠休还俗后所任官职,学界认为"扬州文学从事"隶属于"扬州从事史",实际上二者是两种不同系统的官职;汤惠休所任"宛朐令"之"宛朐",后人多以为隶属南济阴郡,其实不然,刘宋时宛朐有二,一属南兖州北济阴郡,一属南徐州南济阴郡,汤惠休所任"宛朐令"属南兖州北济阴郡。

论宋文帝对士族社会人物之汲引——从一个侧面看元嘉年间主相之争

刘义康“素无术学”,疏远以文义见长的士族社会人物,宋文帝刘义隆文化修养较高,任内推行崇儒尚文政策,对士族社会人物多予以重用。对不任世事、作风仁诞的社会人物,宋文帝多采取包容的态度,而刘义康则极力压制,二人的分歧在处理颜延之、谢灵运问题上表现得较为明显,这也是元嘉年间主相之争的侧面反映。

谢庄《与江夏王义恭笺》释证

刘宋孝武帝孝建元年(454),吏部尚书谢庄写作了《与江夏王义恭笺》。《宋书.谢庄传》云:"庄素多疾,不愿居选部,与大司马江夏王义恭笺自陈。"后世学者基本认同这一判断。笔者认为他对吏部尚书"意多不行"、"唯奉行文书"的现状不满才是辞职的根本原因。这篇笺文凸显出谢庄"顺人而不失己"的处世态度。"顺人而不失己"是士族领袖谢庄在新的历史情势下选择的一条人生道路,它表明了高门士族精英对孝武帝政治的清醒认识和理性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