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平定开河寺石窟研究——北朝时期的三个洞窟和隋开皇元年“镇国王像双丈八”铭摩崖大佛

开河寺石窟现存三个北朝洞窟和一尊隋初的摩崖大佛。三个洞窟最早的铭文为东魏武定五年(547),摩崖大佛铭文为隋开皇元年(581),大佛旁台座铭文为北魏永平三年(510)。这表明从北魏到隋朝,当地佛教徒持续在此造营供奉。笔者考察了造像及铭文,发现了另一尊摩崖大佛的痕迹,认为铭文中的“镇国王”是指隋文帝,“双丈八”最初应是双像弥勒佛,敬奉“二圣”隋文帝和独孤皇后。此外,据豆卢通及其子僧奴有关资料,“镇国王像双丈八”铭文极有可能是在隋开皇八年(588)之后题刻的。

隋文帝巩固政权的措施及策略

在实现南北统一的背景下,隋朝统治者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解决民众对新王朝的认同及对新秩序的遵守。隋文帝主要采取了以下巩固新政权的措施及策略:首先,大力宣传帝位合法性并实行民本政策,增强人们对隋政权的认同;其次,严格官员选拔和征集各方面人才,保障政治清明;再次,加强监管,强化中央政府权威,确保国家权力有效运行。通过上述措施的实施,加强了基层社会治理,重构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论隋炀帝之“好祥瑞”与“信邪道”

隋炀帝“好祥瑞”,继位之后即汇集隋文帝之灵异,以示倡导,自述祥瑞,符应纷呈;以天文玄象缘饰军政决策,袁充等术士化朝臣“预知”其军政意向,“假托星象,奖成帝意”;对“忠鲠”进谏之术艺人物,则加以排斥。隋炀帝“专信邪道”,其夺嫡继嗣与打压关陇权贵,无不利用相术、阴阳占卜、蛊惑诅咒、图谶谣言等巫筮术数以运作其事;隋炀帝迷信道术,豢养道土以炼金丹,寻求长生不死。隋炀帝如此,与其深受家族尚巫门风、相关社会风尚之熏染,特别是承继隋文帝“雅信符瑞”之政风密切相关。

廉正·敢为·负重:改革家张璁的政治素养

张璁之所以成为明代改革第一臣,就在于其能够廉洁自律、勇于担当、敢于变革、忍辱负重,其过硬而全面的政治素养能够经受住现实和历史的检验,在明代重臣中无人能比。张璁中第之后,就遇到了史无前例的“大礼议”。初入政坛的张璁不怕杨廷和的强权打压,以充分的自信和坚强的意志公开向其“大礼”主张发起了挑战,且愈战愈勇,势不可挡,最后取得了“大礼议”的胜利,成为处于困境中的世宗最可靠的新生力量。在击败杨廷和集团之后,张璁协助世宗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效果显著。其良好的政治素养保全了身家性命,使嘉靖革新得以延续,书写了中国古代改革家的新形象。

隋炀帝首巡扬州史事考辨

唐、宋文献关于大业初年隋炀帝巡游扬州的史事过于违反常识。其中,仅五月余在扬州一地制造的包括龙舟在内的数万艘皇家豪华游船这一数据,相当于整个北宋每年造船能力的10倍以上;龙舟为超大型楼船,不能作为长途航运工具,且隋唐时由黄河、汴水、淮河、山阳渎组成的洛阳至扬州运道根本不能通行巨舶。隋炀帝船队龙舟的记载源于杜宝所撰《大业杂记》。一方面,在中国古代,后朝的政学人士惯于抹黑前朝帝王,夸大其骄奢淫糜做派,对末代君主尤甚;另一方面,《大业杂记》本质上是志异小说,不可作为信史。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出于为宋代君主政治服务的目的,大量转录《大业杂记》中的无稽之言,遂致这些明显的史实谬误流传千年。

“开皇乐议”相关问题新论

隋文帝对雅乐需为“华夏正声”的强调,体现了其对于汉文化的主动接纳与认可,以及借此淡化和模糊隋朝统治者胡族身份的意图。开皇乐议中确立的“黄钟一宫”不仅满足隋文帝的政治文化需求,也符合隋文帝对雅乐作为“华夏正声”在音乐层面上不能杂用胡声的要求。此外,隋代多部伎中“国伎”改为“西凉”和“清乐”由乐部第二提升至第一位,也在无形中强调了华夏传统音乐的崇高地位。

明隆庆初王阳明复爵问题述论

王阳明爵位得以恢复,是明代隆庆初年的一件政治大事。王阳明因得罪明世宗而被禁黜,终嘉靖一朝,虽其门人或后学有所抗争,以讲学不断扩大王阳明及其心学的影响,消除其作为罪臣的印象,但始终无法获得朝廷赦免。隆庆改元,对先朝拨乱反正,王阳明的爵位以及学说均得以恢复。讨论该事件从发生到恢复的历史过程,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明代中晚年时期王阳明的政治及学说状况。

隋唐时期出土文物的保护与仿制——以萧后12钗为例

隋炀帝萧后12钗是目前考古发现等级最高、时代最早、出土最完整的隋唐时期皇后用钗,但保存状况极差。本文利用现代检测分析手段,对这组钗进行了系统研究,明确了钗的保存状况、形状结构、材料属性及加工工艺,并在此基础上仿制了12钗,为考古学、科技史、材料发展史、艺术史、文物保护技术等深入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文化景观的叙事呈现——以隋炀帝陵考古遗址保护展示为例

从大扬州城市文化景观结构的价值重组,考古文化价值景观意境的序列呈现,墓葬本体保护引导下墓葬形制的行为体验以及建筑与景观结合下的场景设置与空间体验4个方面,分析隋炀帝墓考古遗址公园的设计理念与过程,以诠释大遗址保护设计中文化景观的叙事呈现的发展脉络。

法家文化与秦朝的兴亡

法家文化与秦王朝的兴亡密切相关,它在秦国历史上的作用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秦孝公时期,商鞅以法家文化为指导实施变法,使秦国迅速壮大,为吞并六国、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同时也确立了法家文化在秦国的主体地位;秦始皇时期,由于过度迷信并片面使用法家文化,实行君主专制,崇尚权术,严刑峻法,残暴统治,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秦二世而亡,同时也扼杀了法家文化的优点,极度膨胀了其不足。秦兴于法家,也败于法家,甚为遗憾!

墓志所见隋炀帝亲征高句丽——兼论唐初君臣对隋亡事件的诠释

学界历来将隋朝速亡的导火线归结为隋炀帝征伐高句丽。唐人编撰的《隋书》,五代以及北宋出现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均是如此记载。显然,树立反面教材,印证新王朝的正当性,这些颇具倾向性的记载,对于继隋而立的唐朝来说,无疑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翻检甄别批判千百年来深埋地下不为人知,现存36位战争亲历者墓志史料,重温战争的萧杀氛围和征战者为国捐躯事迹,或许对自唐初以来固有的看法能有所修正。

刘完素“阳气怫郁”论治火热病浅探

[目的]探讨刘完素从"阳气怫郁"角度论治火热病的方法。[方法]通过研读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黄帝素问宣明论方》等论著,分析其对火热病证治规律的认识,着重阐述其从"阳气怫郁"角度论治火热病的机理。[结果]刘完素医理精深,临证经验丰富,善于创新。在《黄帝内经》病机十九条理论的启示下,对火热病证加以扩充,提出"六气皆从火化"学说。认为风、寒、湿、燥诸气太过,玄府闭塞,阳气怫郁,均会产生火热病。"阳气怫郁"是六气化火的一个关键环节,当以寒凉与宣散相合的治法,或辛凉解表,或清泄郁热,或表里双解,或燥湿解郁,或寒温并用,以宣发"阳气怫郁"诸证。[结论]刘完素从"阳气怫郁"论治火热病,为后世开辟了新的治疗途径,对今日临床仍有指导意义。

论《隋唐演义》的基本品格及其小说史演义

一个帝王耽溺于感情生活,无论其格调多么高尚,都会被史家视为荒淫误国,都会成为罗贯中这一类历史演义作家的批判对象;而褚人获《隋唐演义》却致力于塑造隋炀帝这样一个感情生活的楷模,并热情洋溢地予以赞美,体现的是人情小说作家的价值立场。这一事实在小说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至少,《红楼梦》受到其直接影响。

隋炀帝首征高丽军队人数考

隋炀帝首征高丽动用的军队有1133800人,现存史籍有两种记载:一说其为隋军总人数,一说其仅为陆军人数。从而引发了学界的两种不同观点,迄今未有定论。经考证,这一数字应为隋军总人数,其中陆军约1046600人,水军约70000人,蕃兵约17200人。

隋炀帝招揽江南之高僧与南朝佛学之北传——以《续高僧传》所载相关史实为中心的考察

隋之灭陈,江南佛教遭受严重破坏。隋文帝虽对江南佛教之"上德高人,咸纡延请",但与其对南朝的军政压制与文化歧视政策基本一致,对南方佛教也多加贬斥。江南高僧群体出于地域观念与思想文化的差异,对隋朝征召则予以抵制,甚至参与反对隋朝的地方叛乱。晋王杨广出镇江都,总管扬州,为稳定东南局势,改变一味高压的军政政策,在笼络江南人士的过程中,对南方佛教代表人物也多有亲善之举。他在江都设置"四道场",大力招揽江南义学高僧,一再征召智者大师,并拜其为师,接受戒度,造成了江都佛教的一度兴盛。随着杨广获得继嗣地位,他在长安建造日严、慧日等道场,不断荐引南僧入关,并资助相关法会等佛事活动,拓展了南北佛学汇通之渠道,造成了南北佛学交融之盛况,对隋唐时代佛教发展与本土佛教宗派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论隋文帝时期对高句丽政策的演变

隋与高句丽的和战关系一直是隋朝对外关系和边疆经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隋文帝建国以后,着力构建以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对高句丽采取了灵活的外交政策和策略:从起初的怀柔远人、积极防御,到后来与高句丽的初次交锋而又止,经历了从"和"到"战"再到"和"的微妙转变。经过隋文帝的努力,其封建统治可谓如日中天。但是,隋炀帝为扩大这一成果,最终对高句丽诉诸武力,因此导致隋朝衰亡。

长安新出隋开皇十五年《元纶墓志》释读

长安新出隋代开皇十五年《元纶墓志》是尚未披露的新资料,据此可以研讨北魏以迄于隋代的拓跋元氏家族的世系关系以补正史籍,以及昭成帝一系定著在长安的子孙与周隋统治者的政治关系和其社会地位,也为隋代职官、地理与书法诸方面提供了真实而丰富的史料信息。

隋代帝陵制度研究

隋代帝陵制度在中国古代帝陵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过渡性特征明显。一定程度上而言,泰陵的山陵制度是对西汉帝陵制度的部分恢复,而其中的一些基本特征又为唐高祖献陵所继承,这也与唐初诸多墓葬与隋墓相似较为一致,充分反映了唐初在文化面貌上对隋的继承与发展。

晋武帝立嗣及其斗争考论——以齐王攸夺嫡为中心

西晋之治乱存亡 ,与武帝立嗣及由此引发的统治集团的斗争密切相关。在此过程中 ,齐王攸夺嫡问题尤为关键。武帝当政前 ,其继嗣位曾受到其弟攸的威胁 ,故其称帝后即以子衷为太子 ,以断绝攸进位之望。然衷弱智 ,无法理政 ,朝臣屡议废之 ,并提议以齐王为嗣。这触怒了武帝 ,在杨皇后及贾充党与的操纵下 ,武帝不仅确定以惠帝为嗣 ,而且逼迫齐王攸就国 ,致使其愤恨而死 ,同时对拥戴齐王的“清议派”士大夫进行严厉打击 ,激化了统治集团内的斗争 。

论隋炀帝的文学思想

据现有文献资料梳理出隋炀帝文学思想的内容,并对隋炀帝文学思想的渊源作了探寻,在此基础上对隋炀帝文学思想作出一个基本评价。本文认为,在隋炀帝的文学思想中表现出1.隋炀帝对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的评价标准是高指标的。2.隋炀帝对文学创作的评价完全是文学意义的,这是与齐梁以来文学与政治、学术分离而各自建立起不同评价体系的传统认识相吻合的。3.隋炀帝对文学创作评价的标准中无地域文化限制,却更渗透着多种文化因子融合的意蕴,眼界是宏阔的,有一种跨时空的襟度。本文提出:1.隋炀帝文学思想是萧梁时期刘勰等折中派和萧纲等新变派文艺思想的再融合。2.隋炀帝"非轻侧论"具有积极的文学思想内涵。3.隋炀帝的文学观,或说他的相关于文学创作的思想和主张,是建立在他的文学创作实践基础上的,同时亦得益于他的融通南北不同文化因子与不同文化传统于一体的文化旨趣和文化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