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隋炀帝之“好祥瑞”与“信邪道”

隋炀帝“好祥瑞”,继位之后即汇集隋文帝之灵异,以示倡导,自述祥瑞,符应纷呈;以天文玄象缘饰军政决策,袁充等术士化朝臣“预知”其军政意向,“假托星象,奖成帝意”;对“忠鲠”进谏之术艺人物,则加以排斥。隋炀帝“专信邪道”,其夺嫡继嗣与打压关陇权贵,无不利用相术、阴阳占卜、蛊惑诅咒、图谶谣言等巫筮术数以运作其事;隋炀帝迷信道术,豢养道土以炼金丹,寻求长生不死。隋炀帝如此,与其深受家族尚巫门风、相关社会风尚之熏染,特别是承继隋文帝“雅信符瑞”之政风密切相关。

隋炀帝首巡扬州史事考辨

唐、宋文献关于大业初年隋炀帝巡游扬州的史事过于违反常识。其中,仅五月余在扬州一地制造的包括龙舟在内的数万艘皇家豪华游船这一数据,相当于整个北宋每年造船能力的10倍以上;龙舟为超大型楼船,不能作为长途航运工具,且隋唐时由黄河、汴水、淮河、山阳渎组成的洛阳至扬州运道根本不能通行巨舶。隋炀帝船队龙舟的记载源于杜宝所撰《大业杂记》。一方面,在中国古代,后朝的政学人士惯于抹黑前朝帝王,夸大其骄奢淫糜做派,对末代君主尤甚;另一方面,《大业杂记》本质上是志异小说,不可作为信史。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出于为宋代君主政治服务的目的,大量转录《大业杂记》中的无稽之言,遂致这些明显的史实谬误流传千年。

從華得素:《詩鏡》選評隋煬帝之形象特色及詩學意義

陸時雍《詩鏡》對隋煬帝詩歌的選評,在明代選本與詩話中,不僅選收比例高,評賞角度也有别。陸氏之審美標準爲何?本文指出,陸氏刻意避開唐宋筆記中有關忌才妒殺、讖詩應驗之事,而凸顯其才情風流的形象,反映陸氏重情韻、輕君德的詩學觀。至若標舉煬帝詩“風骨凝然”“從華得素”,一則緣於陸氏論詩重感通素樸之作,煬帝扭轉了梁、陳以來因律句興起而雕飾盛、本實衰的問題,無論在理論與創作上,都使古道復存。此外,陸氏感慨唐詩興而六代亡,然正因唐人别轉風調,益發襯托煬帝詩得六朝滋養,風味天成。要言之,陸時雍從文學史發展的角度,重新定位隋煬帝詩歌之價值,爲我們揭示了晚明詩壇及文論,在既有的復古、竟陵等諸流派框架下,不一樣的觀看視角。

墓志所见隋炀帝亲征高句丽——兼论唐初君臣对隋亡事件的诠释

学界历来将隋朝速亡的导火线归结为隋炀帝征伐高句丽。唐人编撰的《隋书》,五代以及北宋出现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均是如此记载。显然,树立反面教材,印证新王朝的正当性,这些颇具倾向性的记载,对于继隋而立的唐朝来说,无疑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翻检甄别批判千百年来深埋地下不为人知,现存36位战争亲历者墓志史料,重温战争的萧杀氛围和征战者为国捐躯事迹,或许对自唐初以来固有的看法能有所修正。

隋炀帝招揽江南之高僧与南朝佛学之北传——以《续高僧传》所载相关史实为中心的考察

隋之灭陈,江南佛教遭受严重破坏。隋文帝虽对江南佛教之"上德高人,咸纡延请",但与其对南朝的军政压制与文化歧视政策基本一致,对南方佛教也多加贬斥。江南高僧群体出于地域观念与思想文化的差异,对隋朝征召则予以抵制,甚至参与反对隋朝的地方叛乱。晋王杨广出镇江都,总管扬州,为稳定东南局势,改变一味高压的军政政策,在笼络江南人士的过程中,对南方佛教代表人物也多有亲善之举。他在江都设置"四道场",大力招揽江南义学高僧,一再征召智者大师,并拜其为师,接受戒度,造成了江都佛教的一度兴盛。随着杨广获得继嗣地位,他在长安建造日严、慧日等道场,不断荐引南僧入关,并资助相关法会等佛事活动,拓展了南北佛学汇通之渠道,造成了南北佛学交融之盛况,对隋唐时代佛教发展与本土佛教宗派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陈后主、隋炀帝与陈隋诗史的转变

陈隋之际,最值得后人关注的一大诗史现象是艳情与边塞的消长变化。陈后主和隋炀帝先后推波助澜,为诗史的转变发挥了巨大作用。陈后主的艳情诗在艳情的背后蕴含着巨大的悲哀,可称为哀怨宫体诗,它是梁陈艳情诗的绝唱。隋炀帝用艳情旧题描摹山水自然,改变了江左艳情诗的流向。陈后主边塞诗是萧梁宫廷边塞诗的回光返照,宫闱气大幅减少,笔触较前人更显精致。隋炀帝边塞诗剥极将复,上承建安风骨,洗净六朝粉黛,具有豪侠气概和帝王威势。

突厥启民可汗、隋炀帝与内蒙古

突利可汗在内战中战败只身南下归附隋朝 ,隋文帝册封其为启民可汗。在隋朝的大力扶持下 ,突厥启民政权在内蒙古建立。这个政权直辖于隋朝中央政府。隋朝与启民政权保持着密切的宗藩关系和使臣往来。隋炀帝曾先后两次亲自出塞北巡。中原王朝皇帝亲临塞北藩属政权巡视 ,隋炀帝是第一位。

隋唐之际宫廷女性的文学网络——以隋炀帝萧皇后的人生际遇为中心

隋炀帝萧皇后的人生际遇和文化成就,与隋唐之际宫廷女性的文学网络息息相关。幼年即寄人篱下的她,受惠于具有宫廷渊源的女性长辈的照顾,既获得了处世谋略上的指点,也秉承了崇尚"典丽"的萧梁文学遗风。成年后,她凭借自身的特殊地位,从多个角度促进了隋代宫廷文风的嬗变。暮年的萧皇后退出了政治和文化的核心圈,但她依然与当时的宫廷保持密切的联系,并推动着中原文化的流衍和贞观君臣对流行风尚的反思。作为个案,萧皇后的人生际遇,生动演绎了宫廷女性文学网络的基本运作机制;推而广之,她的文学成就展现出该网络对社会文化的独到影响,可为考察隋唐之际文学思想之演进提供新的角度。

隋炀帝的历史功绩述评

隋炀帝杨广是中国历史上恶名昭著的暴君。但其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也做出过重要贡献。他创立科举制,重视学校教育;进一步改革中央与地方官制,重订律令;继续推行均田制,改革赋役;致力于开拓西域,促进民族融合;繁荣文化艺术,为南北文化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修凿南北大运河,流祚无穷。尤其是在大业六年前,隋炀帝可称为一位有为之君。只是由于其治国失策、繁役暴政而落了个身死国灭的可悲下场。

隋炀帝墓发现的十三环蹀躞金玉带及相关问题研究

2013年在扬州曹庄发现的隋炀帝墓中出土的十三环蹀躞金玉带,笔者经过仔细观察并与已知北周时期的玉带对比研究,认为墓中出土的十三环蹀躞金玉带是北周时期制作的。

论《隋炀帝艳史》在隋唐小说演变中的价值

《隋炀帝艳史》在隋唐系列小说的演变中有其独特的价值,极大地推动了隋唐系列小说的发展和完善。首先,大量选材于唐宋传奇作品,改变了以往作品在选材时对正史的简单摘录。其次,作品的内在审美性得到加强,注重对人物独特心理的描述和景物描写,又将诗词大量引入作品,使隋唐系列小说摆脱了以往演义小说创作中实录精神的束缚。

隋炀帝对江南繁荣的影响

在传统观念里,隋炀帝是暴君的代名词,但也有人认为他是一位有作为的君主,尤其是促进了江南的繁荣发展。隋炀帝出于对江南的热爱,采取了一系列促进江南繁荣的措施,如开通隋朝大运河、重用江南人士、推崇天台宗、对江南的优待措施等,推动了江南社会走向繁荣。文章通过文献研究方法,运用大量史料来说明隋炀帝对江南繁荣的影响。

隋炀帝边塞诗与山水诗初探

隋炀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昏暴之君,但在文学上却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其反映军旅生活的边塞诗,刚健豪迈,气势恢弘,有扭转颓风,开启唐音的重要意义;其以写景见长的山水诗,刻画细腻,意境优美,艺术上为后人所借鉴.

论隋炀帝在南北诗风融合中的作用

兼帝王之尊和诗坛领袖的隋炀帝在南北诗风融合的历史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首先，他提出了“非轻侧之论”，有利于抵制南方的柔靡诗风．在创作上追求“典丽”．有利于纠正隋文帝“斫雕为朴”的消极影响；其次，他以自己的创作实绩，引导南北诗风的融合；最后．他招揽大批南北文人．与他们互相唱和．并对他们的创作进行评价．促进了南北诗风的融合．

《隋炀帝艳史》之“艳”

齐东野人在前人文本的基础上,从取材、编排、用辞三个方面将“艳”之意涵融入隋炀帝故事,使得《隋炀帝艳史》在帝妃之情的主题下呈现出有别以往的审美趣味。他以“艳”为取材标准选取史书及小说素材,在增删与重写中改变原文主题使之为“艳”“奇”所用;利用巧妙的结构安排与叙事技法,让情节富有波澜;辅之以诗词赋文的华美辞藻,让宫廷之奢、后宫之美、情欲之深更具艳丽之感。读者在“艳羡”与“可惊可喜”的氛围中,体味到《隋炀帝艳史》中的帝王之“艳”。

“天夺其鉴”抑或“早有始谋”——读隋史炀帝东迁诸事札记

隋炀帝执政后期遭遇的雁门之围,是其政治生涯的分水岭。此后他南至洛阳,东向江都,拟渡长江而遇弑,再未返回京师长安。考诸史籍,炀帝东迁构想的萌生当始于雁门。从东都、江都而至丹阳的行进路线,是炀帝启程以来虽然隐微、实质上却一以贯之的计划。围绕这一计划的展开作相应稽考,可以对炀帝在东迁过程中的诸种反常表现与隋末关东、江南的政治形势变化作出更为合理的解释。

《隋炀帝墓志》校理

2021年,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南京博物院,利用三维数据采集技术制成《隋炀帝墓志》几种新图版。以之参验原石,校订墓志释文多处,并推定志尾铭辞格式。据新释读,大业十四年(618年)炀帝死后,权殡流珠堂,八月一日葬西陵,至贞观元年(627年)葬今曹庄大墓。墓志叙事,或与中晚唐文献记载炀帝由吴公台改葬雷塘一说相合。据书法风格及贞观初年政局,推测墓志的撰书者或为虞世南。

隋唐时期出土文物的保护与仿制——以萧后12钗为例

隋炀帝萧后12钗是目前考古发现等级最高、时代最早、出土最完整的隋唐时期皇后用钗,但保存状况极差。本文利用现代检测分析手段,对这组钗进行了系统研究,明确了钗的保存状况、形状结构、材料属性及加工工艺,并在此基础上仿制了12钗,为考古学、科技史、材料发展史、艺术史、文物保护技术等深入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隋代帝陵制度研究

隋代帝陵制度在中国古代帝陵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过渡性特征明显。一定程度上而言,泰陵的山陵制度是对西汉帝陵制度的部分恢复,而其中的一些基本特征又为唐高祖献陵所继承,这也与唐初诸多墓葬与隋墓相似较为一致,充分反映了唐初在文化面貌上对隋的继承与发展。

隋代广陵焚书疑考

明代学者、藏书家胡应麟认为"隋书籍三十七万,悉焚于广陵,当是实录。"通过对史料及人物的考察分析,胡氏所说有误,隋代丰富的官藏图书散佚在隋末战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