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骃《四巡颂》与东汉洛阳为“天下之中”的地理观

东汉崔骃《四巡颂》是对汉章帝元和年间四次巡狩的颂美。《四巡颂》的文本序列和出巡时间,反映了章帝顺时出巡对阴阳中和之气的尊奉;对章帝巡狩时敬天保民的书写,构建了天人和合的宇宙秩序,体现了东汉对“中和”的神圣王权空间的建构;巡历之地的历史感怀,始终贯穿着洛阳为“天下之中”的地理文化的审视视角。崔骃《四巡颂》以上三个方面的书写,反映了东汉洛阳为“天下之中”的地理观的深刻影响。

论近代中国的汉武帝评价问题

汉武帝统治时期的一系列政策,不但对西汉朝局走向影响极大,而且很大程度上形塑着之后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格局。在近代变局下,人们也常从不同角度对之进行评价。近代民主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之际,时人不仅从政治治理的实际效果来评价汉武帝的得失,还十分在意剖析其种种作为是否仅为了巩固个人统治、满足一己私欲。在这个意义上,近代关于汉武帝的评价,某种程度上也体现着人们对于现实当中的为政者的评判标准与期望值。此外,伴随着新思潮的迅速普及,社会主义成为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人物思考历史与现实问题时的重要凭借,在此背景下,人们很容易基于当代立场把汉武帝时期的社会经济政策视为近代社会主义在中国古代的某种先声。当然,这种跨越古今的遥想,并不能替代对于汉武帝所作所为的具体分析。对于汉武帝的评价,堪称近代中国政治文化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

论张纯的学术特色及其对光武朝制礼活动的影响

张纯传习汉代旧制,却具有扎实的经学基础,在光武朝的制礼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张纯的学术特点主要表现在他对经学的深入研究,对西汉旧制的继承与学习,对经说之外其他来源的古文材料的重视,以及他独特地将经说与汉制相互结合的能力。而张纯学术特点的形成,不仅来源于其学习领域的广博,也是汉代通议、协商制礼的政治习惯的产物。尽管张纯最终未能直接参与到中元制礼的实践过程中,但他的理论基础和学术影响力为整个制礼活动提供了重要支持,在光武朝制礼运动中起到主导与推动作用。

康雍乾三代帝王赐臣子御书勾陈——以张廷玉、鄂尔泰、张照为例

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多有以御书赐臣子之举,所赐御书以福字、匾额、对联、御制诗为主,同时亦有赐所临古代书迹。张廷玉、鄂尔泰、张照在康雍乾三朝,因为各自身份和得帝王信任倚重程度不同,所得御书亦有差别。帝王所赐御书以褒奖臣子为主,一使臣子感激皇恩,二使臣子勤于政事,用心为官。君王赐臣子御书成为其巩固统治的政治手段。

廉正·敢为·负重:改革家张璁的政治素养

张璁之所以成为明代改革第一臣,就在于其能够廉洁自律、勇于担当、敢于变革、忍辱负重,其过硬而全面的政治素养能够经受住现实和历史的检验,在明代重臣中无人能比。张璁中第之后,就遇到了史无前例的“大礼议”。初入政坛的张璁不怕杨廷和的强权打压,以充分的自信和坚强的意志公开向其“大礼”主张发起了挑战,且愈战愈勇,势不可挡,最后取得了“大礼议”的胜利,成为处于困境中的世宗最可靠的新生力量。在击败杨廷和集团之后,张璁协助世宗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效果显著。其良好的政治素养保全了身家性命,使嘉靖革新得以延续,书写了中国古代改革家的新形象。

赵禥提请张栻从祀孔庙探析

赵禥于景定二年提请张栻从祀孔庙,宋理宗允准。张栻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家,对理学的发展有突出贡献。赵禥提出这一请求,除受到自身教育背景和当时社会氛围的双重影响外,更有迎合理宗并拉拢理学人士从而达到巩固自己太子之位的政治目的。宋理宗基于对理学的推崇和在蒙古军南下背景下安抚人心的需求,同意了赵禥的请求,使张栻得以从祀孔庙。这一事件反映出的理学人士—当权者—皇位继承人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南宋晚期理学地位提高和张栻得以从祀孔庙的深层原因。

试析明清以来南运河区域张娘娘的传说

明清以来南运河区域流传张娘娘的传说,涉及明朝政治,也包含着民间文化,承载着南运河区域社会的变迁史。同时,张娘娘的传说与明清以来碧霞元君信仰等民间宗教在南运河区域的流传有关。历史人类学认为传说和我们所说的历史一样,都是通过语言中介构建的历史,对于传说中包含的历史问题的解析,需要注重历史过程与历史语言的交错互呈。

张照与松江王氏家族的姻亲关系及相关书事考论

松江张氏家族和王氏家族两个名门望族的联姻始于张照父亲张彚娶王九龄女儿为妻,此后张、王两家又多次联姻,结成四代姻亲关系。外祖父王九龄对四岁便失去母亲的张照十分疼惜,对其未来也多有期许。在张照少年读书西溪时与高士奇女孙定亲,从叔外祖父王鸿绪、王九龄进士同年孙岳颁学习书法过程中,王九龄及其家族均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张照以诗文书法得康熙欣赏,入直南书房,为康熙玺印“戒之在得”书写印面篆文,也有他与王氏家族姻亲关系的影响。

“独处藏奸”理论探微

[目的]探求“独处藏奸”理论的内涵及其临床运用。[方法]通过查阅《黄帝内经》等中医古籍,探寻“独处藏奸”理论之沿流溯源及其含义,并结合后世《伤寒杂病论》《温热论》《临证指南医案》《温病条辨》等古籍中运用此理论辨舌脉以及其他症状的相关论述以及医案演绎,阐释其临床意义。[结果]“独处藏奸”理论源于《内经》,是指单独或者反常的临床表现具有重要的意义。该理论对后世伤寒、温病医家诊察单独或反常的脉、症、舌之阴阳、寒热、表里、虚实及其反映的病位与治疗有很大的启发,是否需要舍弃“独处”是医者需要权衡考虑的重点。[结论]当出现病证难以明确、辨证不易统一的情况时,尤其要注意单独、反常的临床表现,这些临床表现看似次要,实则为疾病全局之关键。谨守“独处藏奸”理论,审慎判断,对临床正确诊治大有裨益。

从《帝鉴图说》管窥中国古代帝王教育

《帝鉴图说》具有思想性,一课一个历史故事,每个故事有其中心思想;兼具直观性,配有生动的图像和可读性的文字,易懂易行;更有现实性,每课皆作直解,直接古为今用;富有启发性,边讲边论,讨论并处理从历史引申到现实的一些问题;带有严肃性,又行君臣之理,具有尊师重教的教学氛围。《帝鉴图说》的编撰及使用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

康熙二十二年内务府“罪藩”女孩习乐考

康熙二十二年,康熙帝谕令从内务府管领下选取33名女孩,在掌仪司太监管理下学习乐器。依据《内务府奏销档》等满汉文史料,对选取女孩的标准,女孩的出身、来源,所习乐器种类,培养女孩习乐之目的等问题加以考察,进而探究清廷废止内务府女乐的时间问题。

张子和的运气病机学说

张子和作为金元四大家之一,其学术思想"论病首重邪气",重视运气病机学说的应用。整理归纳张子和对运气病机理论的发展和认识,从病机基础、病因、病位病性、标本中气、五郁致病、运气6六个方面对张子和的运气病机进行分析,认为张氏病因以六淫立论,重视六淫之间的联系,六淫与脏腑之间的联系,六淫以"三邪"为纲。病机以脏腑为经,邪气为纬,疾病性转变以"火""湿"为主,病势变化与郁发影响有关。应用《内经》理论构建理论系统,并且依据运气病机提出"汗、吐、下"三法,使"理"明则"法"立,"法"立则"方药"出,揭示运气与疾病的内在联系。

汉章帝“雅好文章”与东汉文学发展

东汉章帝博学多识,尤好文学。他常自作诏令诗文,文风温雅朴厚,又令编纂文学家文集,并组织参与了一系列重要文学活动。更重要的是,针对光武帝以来忽略文学发展致使朝中文才匮乏的状况,章帝采取了"左右艺文"的文化平衡政略,以文学取士,激发了文士创作活力,不仅将东汉前期文学推向繁荣,还对东汉中后期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制度性影响。

张璁:明代六十年改革的开启者

明武宗猝死后,明代政治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改革所依靠的力量不是杨廷和集团。恰恰相反,要改革,首先必须要清除杨廷和集团。杨廷和集团违背武宗遗诏挑起的大礼议为新科进士张璁提供了脱颖而出的平台。张璁以其敏锐、自信、求实和坚强意志经受住了大礼议的考验,同时得到了世宗的赏识和信赖,这才是嘉靖改革的起点。张璁是明代六十年改革的开启者,是明代改革第一臣。

“张守真神降”考疑:术士与宋太祖太宗皇权更替

宋太祖、宋太宗皇权更替之际,"张守真神降"是术士利用黑煞神崇拜,为太宗谋取帝位制造符命的重要事件,其内情幽隐,关涉禁秘。通过对官方之《国史》与《实录》、笔记小说、宗教文献等不同史源文本的对勘排比,考辨异同,厘清过程细节,可见太宗夺取皇位,预谋已久。张守真是深度卷入王朝高层政治斗争的术士,在整个太宗朝地位极高但又深受猜忌,太宗晚年考虑传位时,张守真被视为不可控因素而被毒死。

第一次金川之役起因初探——乾隆帝绥靖川边的努力

乾隆十年至十四年,清廷先后用兵征讨川西土司瞻对与大金川,这两次战役关联密切,可以说瞻对战役的草率完结直接导致了乾隆皇帝对金川用兵。而金川战役尚在进行之时,乾隆帝便与统帅张广泗秘密谋划再次征剿瞻对事,甚而有乘此兵威,将绰斯甲、杂谷等川边地区强而不甚恭顺的土司一齐办理的计划,以此达到绥靖川边,一劳永逸的目的。只是金川未平,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树敌过多,上述计划一直秘而不宣。到了战役末期,清军已深陷大金川泥潭,进退不能。乾隆帝不得已,只能纳降撤兵,并运用政治手腕,将一次失败的军事行动粉饰成一场胜利的战争,以保全自己的颜面与朝廷的威严,而其未曾实现的战略目标,也自然为官方所讳言,渐渐隐匿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之中。

河内控制权的流转与汉献帝初年的政局演变(190—199)

初平元年,由于复杂的权力格局,河内方向的讨董战事失利。为克服冀州牧韩馥的掣肘,袁绍北移,迫使韩馥出让冀州。在争夺冀州的过程中,袁绍与公孙瓒结为死敌,并州人张杨趁机据有河内,并获得凉州集团认可。作为军事缓冲地带,张杨控制下的河内成为关东、关西交通的重要孔道。而在关键时刻,张杨本人以粮食为筹码,促成汉献帝重返旧京。为制衡张杨,权臣杨奉引入曹操势力,终使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曹、袁矛盾日益激化。建安三、四年之交,曹操擒杀吕布,袁绍亦灭公孙瓒。在各灭大敌的背景下,曹操谋夺河内,张杨被杀,曹、袁决战随即启幕。

从针灸学角度试论《伤寒杂病论》与《黄帝内经》的关系

遍览《伤寒论》《金匮要略》,仲师用针灸时描述都非常简单,如刺某穴,灸某穴,这与其严谨的文风格格不入。《灵枢经》关于腧穴的揣定、针具的选择、体位的选择、进针法、针刺的角度、方向和深度、行针手法、得气、候气、催气、守气、行气、治神与守神、针刺补泻等都有较完备的论述。可以肯定的是,《神农本草经》《汤液经法》这两部著作都不会有针灸的内容。《黄帝内经》《难经》《黄帝明堂经》等著作在仲师之前,仲师采撷其精华为己所用是完全可能的,正是这些著作为仲师的针灸治疗提供了理论指导,若割裂《伤寒杂病论》与《黄帝内经》等古籍的关系,则仲师的针灸学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强调《伤寒杂病论》源自《神农本草经》《汤液经法》,而否认与《黄帝内经》等相关,就犯了非此即彼的错误。笔者主张借用《黄帝内经》等古籍的理论去理解《伤寒论》《金匮要略》的条文,但也反对牵强附会。

宋太祖与《开宝藏》

宋太祖奠定了宋代"文治"战略及国家政策的基础。他诏命中央政府部门使用雕版刻印方式出版了一批重要书籍,开宋代书籍出版兴盛之端。太祖出版的最大、最重要、最具文化价值的一部书就是雕版佛教《开宝藏》。太祖尊崇佛教,终其一生,与佛教结下了密切的因缘。《开宝藏》的出版,是太祖立宋伊始佛教政治活动的重要一章。自开宝四年(971)由钦差内侍张从信主持在益州(今成都)开始刊刻,迄太祖去世,他一直亲自领导《开宝藏》的刻印,奠立了佛教《大藏经》编辑出版的完整体制及范式。目前所知存世《开宝藏》零卷16件,就是此部佛教巨帙的文物证据。

论先商文化渊源及其殷先公迁徙之历史地理考察(上)

商族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在中国远古文明史上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因此,探讨先商文化的渊源及其殷先公的迁徙对于研究中国远古文明起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什么是先商文化,近年来考古学界争论很大,大致有四种意见:(一)认为先商文化是指商汤灭夏以前的考古学文化,提出三种类型(漳河型、辉卫型、南关外型)。(二)造律台类型龙山文化是先商文化。(三)豫北、冀南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为先商文化。(四)用下七垣文化来命名漳河型、辉卫型遗存,避免直呼先商文化。以上诸说,我们同意先商文化是指汤灭夏以前的漳河型、辉卫型,全称下七垣文化,不同意将南关外型、造律台类型龙山文化,或者冀南、豫北的二里头文化视为先商文化。如何认识先商文化的渊源,首先应从漳河型、辉卫型的陶器着手进行分析,然后区别来源、基础与影响三者之间的不同关系。不同意将文化 来源 "说成是多元的或说成是影响。漳河型是先商文化的原生形态,是因商族从晋中南迁徙而来,到豫北、冀南后,在豫北、冀南后岗二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先商文化。辉卫型是先商文化的次生形态。先商文化的来源,只能有一个源头,应是从山西晋中南来,封地在商(漳),即漳河流域。商族从晋中南地区迁徙到豫北、冀南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