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照与松江王氏家族的姻亲关系及相关书事考论

松江张氏家族和王氏家族两个名门望族的联姻始于张照父亲张彚娶王九龄女儿为妻,此后张、王两家又多次联姻,结成四代姻亲关系。外祖父王九龄对四岁便失去母亲的张照十分疼惜,对其未来也多有期许。在张照少年读书西溪时与高士奇女孙定亲,从叔外祖父王鸿绪、王九龄进士同年孙岳颁学习书法过程中,王九龄及其家族均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张照以诗文书法得康熙欣赏,入直南书房,为康熙玺印“戒之在得”书写印面篆文,也有他与王氏家族姻亲关系的影响。

汉宣帝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汉宣帝对民族关系的理想追求是“万国伏,贻长久”,其思想核心是“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因这一思想符合中原王朝的根本利益,因此成了后世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理论依据。赵充国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主要由三大理论观点所构成:一是以夷击夷,二是分化瓦解诸羌同盟,三是“威德并行”。从汉宣帝以及大臣们对赵充国的理论观点表示怀疑到逐渐理解和认同,说明任何一种理论都有一个被逐步认识和逐步接受的过程。魏相对少数民族出师应有名的思想,最突出的特点是大气和大度,它既体现了汉朝主动改善汉匈关系的积极态度和诚意,也与汉宣帝“信威北夷”的思想比较合拍。萧望之民族关系思想的主要观点,一是反对汉与乌孙和亲,二是“不伐丧”,三是“让而不臣”。尽管“让而不臣”是当时处理汉匈关系的最佳理论,却遭到了丞相黄霸和御史大夫于定国等重臣的普遍反对。由于汉宣帝采纳了萧望之“让而不臣”的理论并积极实践,才使汉朝出现了“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的太平和繁荣局面。由此可见,真理并非都掌握在多数人的手中,就如何对待匈奴呼韩邪单于到长安朝见这件事情而言,真理就为萧望之个别人掌握。

义和团时期的赵舒翘

赵舒翘等深受儒家经典熏陶,堪称循吏。但对国际局势并不了解,不懂得文化可以交流,共同进步,认为学习外国长处,就是离经叛道,将亡国灭种。坚持尊王攘夷。认为与教民为难的就是义民,将义民编成团练,洋人即不敢登岸。把正义的反侵略的爱国主义,变成了盲目排外。思想落后于时代,终被淘汰。

京师周围:康熙帝巡幸畿甸初探

《清圣祖实录》共记载出巡畿辅27次,标出"巡幸畿甸"的有19次。正式记载巡幸畿甸始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其标志是皇子随驾,该年是清朝的首个甲子年,正值"一统天下"不久,标志着新时代的开始,首次记载"巡幸畿甸",也就具有政治象征性。皇子随驾便于皇帝教育皇子,使皇子了解社会,观摩皇父处理政事。不同时期的皇子随驾,也有着不同的意义。最初是太子随驾,突出未来的皇位继承者,接着增加了年长的皇子,再后又增加了较为年幼的皇子。巡幸畿甸还有着充实的内容,即治理海河水系洪水泛滥问题,筑造了众多堤坝,有效减轻了水患。围猎与娱乐结合的水上行围,也是巡幸畿甸的重要内容。巡幸畿甸意在表达清朝勤政爱民、重视农业、关心民生的政治特色,塑造了康熙帝忧国忧民的光辉形象。

历史记忆的重构——赵武灵王与胡服骑射

战国时期,赵武灵王为了加强赵国的军事力量,提倡穿胡服,学骑射,在军事上、服饰上都作了很大的改革,为了推行“胡服骑射”政策,赵武灵王坚决地说服固守传统观念、风俗习惯的官僚贵族,所以,“胡服骑射”又是一次移风易俗的思想改革。“胡服骑射”不但使日渐衰弱的赵国得以振兴,而且对于当时和以后的中国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此政策的实行,足以说明赵武灵王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军事改革家、思想改革家和服饰改革家。

论汉武昭宣时期的西域羁縻策略

汉武昭宣时期,为了抗击匈奴,建立统一战线,汉朝政府实施了以怀柔政策、威慑政策和行政政策为主的羁縻策略,并随着西域局势的变化而不断作出调整,对西域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羁縻策略既适应了中央集权体制的需要,又得到西域诸国的拥护,不失为管理疆域的有效之策。

《风云会》与《赵太祖千里送京娘》比较研究

《风云会》作为地方戏曲常演绎的曲目,出自苏州派戏剧家李玉的传奇作品,改编自晚明时期冯梦龙短篇小说《赵太祖千里送京娘》。比较《风云会》作为戏曲与小说两种表现形式,小说中的传说故事仅是传奇中的一小部分,两部作品集中在赵匡胤和京娘两人身上,对人物刻画有所不同。

宋太宗赵匡义法律思想论略

宋太宗赵匡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其对形成北宋"祖宗家法"居功甚伟。残唐五代封建法制的破坏是宋太宗法律思想形成的背景。其法律思想包括:重视法律制定,慎刑思想,重视官员管理法律化,重典与教化并用。其法律思想对北宋的法律形成和完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尽管尚有可商榷之处,但宋太宗为重建皇权所做的法律建构是值得尊重的。

汉文帝时期的权力结构与政治斗争——以臣立君为中心的考察

文帝的即位背景使得他与功臣集团的关系较为微妙,在匈奴和诸侯王的双重威胁下他们必须相互依赖和支持,但文帝试图伸张皇权,功臣集团亦力图维持权势,双方之冲突不可避免。文帝与功臣集团在薄昭、贾谊的问题上,在改"德运"的问题上,互有攻守,但所有的冲突均是以间接的形式、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展开的,双方保持着不触碰对方最后底线的默契。这种政治冲突冷处理的背后蕴涵着强大的张力,凸显了汉初政局的特征。

论赵高的心理控制之术

赵高曾为赵国王族,母亲被秦治成罪犯,他本人也出生在罪犯劳动的场所“隐宫”。通过刻苦学习和努力奋斗,赵高来到秦始皇身边做了中车府令。怀着家仇国恨,他极力揣摩秦始皇的心理,并得到其信任。秦始皇去世后,他以高超的心理控制之术说动胡亥、李斯参与沙丘政变,并将胡亥、李斯玩弄于股掌之间,几乎实现了灭亡秦朝的目标。赵高一生精于计算,善于揣摩,可以称得上心理操控大师。但他嫉贤妒能,与人为恶,毫无道德底线,尽管得势于一时,但却破坏了大局,葬送了国家,最后也落得身败族灭、万世唾骂的下场。

《南诏奉圣乐》结构辨析——兼论性质与功能问题

《南诏奉圣乐》是在南诏"夷中歌曲"基础上,经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按唐大曲形式重新编排,并呈献于唐宫廷的胡乐大曲。史料对南诏四部乐所用乐器及"殿前立奏、宫中坐奏"演奏形式的记载,为考证唐"太常四部乐"的构成,唐中、后期二部伎的转化提供参证,对认识唐宫廷宴飨乐的形态、内容及变迁诸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南诏奉圣乐》体现出西南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的双向互动关系,为重构有唐一代音乐交流史提供新视角。

20世纪京剧在日本的传播及影响——赵碧云、绿牡丹访日演出之成败谈

在梅兰芳1919年访日后不久,日本浪花座迎来了赵碧云一行。在梅兰芳1924年第二次访日后的翌年,帝国剧场又邀请了绿牡丹一行人的访日公演。前者反响平平,后者却一举成功。二者作为梅兰芳带动下的访日公演,是梅兰芳访日公演的影响研究的重要环节,以往却多被忽视。而浪花座场所之旧、剧目之旧,演员未能"入乡随俗"的安排,都是赵演出反响平平的原因。绿的成功,也离不开梅兰芳此前两次演出的铺垫,日本知识分子对于京派海派京剧的对比与宣传,旅居北京和上海的日本人的中国戏曲印象铺垫,时代变化这些天时地利人和等多方面因素的促成,才使得绿牡丹几经磨难后,顺利成行且一举成功。

谈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一文的写作时间

对于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一文的写作时间目前有多种说法。通过对那次劝进活动的考察,对司马昭与二位魏主之间关系的分析,以及对阮文本身的细致解读,笔者认为该文写于景元二年而不是甘露五年。

《旧五代史·唐书》勘误三则

《旧五代史·唐书》认为,后唐同光二年赵光裔任中央政府宰相。考诸史籍,后唐同光二年赵光裔任南汉割据政权宰相,其弟赵光胤在后唐中央政府任宰相。

古代酒俗与元杂剧《好酒赵元遇上皇》

我国饮酒习俗源远流长。民间对嗜酒的看法截然相反。杂剧《遇上皇》的戏剧冲突正来自于这样两极的社会舆论,表现了人的酒德、酒功、酒效、酒祸,还有酒趣,展示了人性的善良和险恶。中国自古就有“歌演当宴”的传统,戏剧观赏也一样,是中国“乐感文化”的特点所在,也是酒人酒事大量搬上舞台和受到欢迎的原因。从戏剧表演的角度看,则表明了醉态的观赏价值。《遇上皇》在整个酒剧醉戏史上承先启后,并引发了后世昆曲《醉皂》的诞生。

元仁宗与《五牛图》——以赵孟頫题跋为中心

元代书画艺术家赵孟頫题跋《五牛图》,除鉴定它为唐代韩滉真迹,还记录了该画在元代前期的流传过程。收藏者“太子”和“唐古台平章”,即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和武宗时期的中书平章西夏人教化。太子将《五牛图》赐给教化,具有现实的政治意义,是至大时期中枢权力斗争的反映。从赵孟頫的题跋,还可以推测出《五牛图》系由他献给太子,君臣的知遇时间要早于传统文献记载。

熊家冢楚墓墓主新探——与徐文武教授商榷

徐文武教授在2007年就写了《熊家冢楚墓墓主蠡测》一文,认为熊家冢楚墓的墓主可能是楚昭王熊珍。但根据考古资料,熊家冢楚墓的相对年代为战国早期到楚怀王时期,加之文献记载楚昭王统治后期的都城在远离熊家冢楚墓的"鄀",故楚昭王是熊家冢楚墓墓主的可能性不大;根据楚惠王在位时的政绩、个人德行以及当时的人殉情况可知,熊家冢楚墓墓主最有可能是楚惠王。

宋太祖的从龙功臣李处耘(920-966)

从曾巩、王称到《宋史》的编者,都一致称许李处耘的才干。在宋太祖的从龙功臣中,除赵普外,就以李处耘的表现及功劳最为突出。但不幸被赵普排挤,加之英年早逝,以致大志不酬。不过,他奠下之基础,加上李家后来成为外戚的机遇,就使上党李氏成为宋初最显赫的外戚将家。

天津图书馆藏《孙子兵法》版本述略

《孙子兵法》对于中华文明的影响极为深远,历代学人也对其极为重视。《孙子兵法》流传的两大版本系统,《孙子十家注》本和《武经七书》本在天津图书馆都有存藏,值得历史、兵学爱好者予以重视。

朱熹《楚辞集注》成书考论

对于朱熹《楚辞集注》的成书时间,学界多有歧见。《集注》的成书原因,论者多谓"有感于赵忠定之变",亦有失简略。事实上《集注》八卷的写作始于庆元元年,成于庆元四年;《集注》的写作并非只是朱熹一时激愤之举,而是朱熹建构其文化学术体系的缜密安排。《集注》写作的情感因素是多元的,既以申汝愚之冤,又以申"忠君爱国"的理学集团之冤,更寄寓了朱熹对屈原的知音之感、对父亲的追思缅怀以及对赵汝愚乃至宁宗对自己知遇之恩的感激等多重情感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