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合法性视野中的明成祖朱棣——一个范本的解读

政治合法性危机是贯穿明成祖朱棣一生政治生涯的主线。本文以政治合法性为考察视角,研究了朱棣获得和维持政治合法性的过程,揭示了政治合法性问题对朱棣政治活动的影响,并由此对传统政治体制和政治哲学提出一些新见解。

洪武永乐时期明朝与帖木儿帝国外交关系新探--从大国争衡到平等合作

帖木儿帝国初期帖木儿曾短暂地向朱元璋纳贡称臣,随着帖木儿统治的巩固,他不仅断绝了这种不平等的朝贡关系,还试图发动东征征服明王朝。朱棣即位之后,曾试图重新恢复明帖之间的朝贡关系,沙哈鲁则希望与明朝建立平等友好的伙伴关系,实力决定外交,朱棣最终接受了沙哈鲁的立场。明帖两国平等外交关系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长期博弈的过程。为了维护明朝天朝上国的形象,明代史籍将明帖平等的外交关系描述为不平等的朝贡关系。

权宜之计：康熙五十一年朱熹升配孔庙十哲之次的政治史发覆--兼论钱穆、葛兆光先生有关康熙时代思想专制的诠释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廷颁旨,下令把朱熹在孔庙祭祀的位置从诸儒群贤提升到十哲之次。钱穆、葛兆光等学者视之为清代以理学为主体的官方意识形态对思想文化控制的进一步强化,导致民间思想的萎缩和士大夫自由空间的丧失。根据台湾方志中保存的有关一手文献,重新考辨解剖这一事件的有关记载、来龙去脉及其政治背景,可以发现此案实际上是康熙对当时权倾一时的朝臣李光地拉拢和打击并行以图有效驾驭的步骤之一。要研究十八世纪国家权力和文化的关系,不应将前者等同于二十世纪才出现的全能型国家体制,而应具体地分析其文化思想宣示背后的政治思想脉络,才能对此关系给出具有解释力的分析。

明永乐时中国与渤泥国的友好关系

明成祖朱棣登基不久即派遣侯顕、马彬、郑和等出使诸国,奉行开放政策,招徕诸国遣使来访,其中渤泥麻那惹加那乃是第一个亲率使团来访的国王,受到朱棣热情接待,缔结了中渤两国深厚的友谊。麻那惹加那乃来华时病殁,曾'托葬中华',朱棣后也曾亲为渤泥国撰碑文。明成祖帮助渤泥国获得独立,使其国经济文化得到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明政府与渤泥国的友好交往,对渤泥及南洋诸国影响极其深远,同时,也表现了明成祖朱棣的政治远见和外交谋略。

“以诗刺史”:王世贞《武当歌》用典探颐

明代文学家王世贞以其诗歌不避禁纲,批评时事,可作"信史"著称。他曾在万历二年九月被升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抚治郧阳,任内多次游览武当山,创作了大量与武当山相关的诗歌、游记,《武当歌》是其中尤为特殊的一首。他在《武当歌》中看似是赞叹了武当山宫观的宏伟壮观,实则以此嘲讽了明成祖借大修武当制造"君权神授"谎言的卑劣行径。

天使倪谦一生沉浮探考

明朝倪谦通过学习科举入翰林院,出使朝鲜王朝,任太子老师,出任考官,代为皇帝祭祀藩王前辈坟墓等,扶摇直上;突然下狱,为明代锦衣卫所害,充军边地,一落千丈;得皇家大赦,又恢复旧职,但不断受所谓清议攻诘;幸得帝眷,得任礼部高官,又受诽谤去官回乡;得昔年学生、掌权太监之助,得任南京礼部尚书,年高得病去世,諡文僖。通过天使倪谦文官一生沉浮,大起大落,又扶摇而上,在文学、文化、学术以及外交领域做出贡献,探讨其原因,解析其迷,从而认识明代社会的弊端,以为历史借鉴。

中菲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御制苏禄国东王碑”

明朝永乐十五年(1417),菲律宾群岛南部的苏禄国国王入华朝贡。归途中,苏禄东王巴都葛巴答剌不幸病逝于山东德州。明成祖敕令建墓修祠,以王礼厚葬,树碑立传,并御制碑文,这就是现存于德州苏禄王墓的“御制苏禄国东王碑”。御制苏禄国东王碑是目前苏禄王墓最珍贵的文物,碑通高2.475米,阔1.075米,共18行577字,具有重要的史料与文物价值,是中菲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