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隆时期宫廷玉器的探究

玉器是展现一个朝代社会背景、经济发展以及文化艺术的重要器物。清乾隆朝是中国历史上国家统一、政治稳定、国泰民安的朝代,也是中国玉器发展最快的时期。乾隆朝代玉器特点主要包括3个方面:第一,大量优质材料工艺精美的仿古玉器的出现;第二,乾隆朝时满族特色的玉器较多,统治者对此还加以等级规范;第三,人们对外来玉器持包容态度,对后世影响深远。从另一方面来说,了解玉器的风格和纹饰也是我们了解中国文化审美的一部分。文章主要从乾隆时期的玉器入手,从特色玉器中探讨其材料、工艺、纹样等方面的视觉解析,以此作为切入点并结合乾隆时期审美形成的原因,来论述乾隆时期玉器所具有的风格特点。旨在传播乾隆玉器之美,弘扬传统文化。

乾隆年间伊犁户屯问题再探

户屯是清代伊犁农业开发中的特殊类型,根据满文档案可知,其创办时间更可能始于乾隆二十五年。户屯构造,主要包括了商民、客民、为民遣犯和绿营眷兵分户子弟四类。户屯最早依附于兵屯,其管理实现了从理事同知向抚民同知的转变。

论苏轼润州诗与乾隆南巡镇江唱和苏轼诗

乾隆六次南巡都曾在镇江停留,每次都留下与苏轼有关的诗词。从乾隆唱和苏轼润州诗可以看出,乾隆对苏轼以及苏轼诗歌的了解与推崇,就此可一窥苏轼在清代的巨大影响。研究苏轼润州诗与乾隆唱和苏轼诗的相互关系,可进一步拓展苏轼研究,对促进镇江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乾隆西极纪功碑址的寻找与定位

根据清代实录、志书,以中外考察报告、照片与地图作为线索,一个世纪以来首次寻找到了远在境外的乾隆西极纪功碑址,精准定位,将这一成果及时呈现在《丝绸之路地理信息系统》中以供学界与社会进行重复性检验,并绘制在《清朝地图集》中。此碑是清朝极盛版图形成的重要标志。

从“千古大功”到“靡费帑项”——清乾隆时期的金沙江疏浚工程

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金沙江上下两游山水全图》长达77.4米,描绘了清乾隆时期金沙江自云南东川府至四川叙州府流域的滩形水势和沿途场景,图中每滩上方均配有图说,简要标记了滩名、与上下两滩距离及滩险水势,由云南巡抚张允随在乾隆七年(1742)汇报金沙江疏浚工程的奏折中进呈,是迄今已知最长的中文古地图。

乾隆朝满大学士入值军机群体探析

乾隆朝满大学士在入值军机人数和时间等方面处于绝对优势,这和军机处的规范以及乾隆帝“首崇满洲”的用人倾向等因素相关,当然该群体的个人素质和身世背景也很重要。乾隆朝入值军机的满大学士共9位,都是家世显赫的旗籍官员,有军功和地方治理的经历,在乾隆朝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乾隆时期督抚题调制度谫论

乾隆时期,清廷构建了较为完备的督抚题调制度,乾隆帝一方面出于地方治理的现实需求,在构建稳定制度体系的同时也给予督抚一定合理的运作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题调制度较大的弹性空间。另一方面,督抚题调权力的行使,也被置于吏部核查的制度之下,呈现出皇帝、督抚、吏部三者之间权力交织、相互博弈的政治格局。随着督抚用人环境日渐紧张,乾隆初期构建的相对有序的督抚题调制度也日渐被破坏,“率请捐复”“私下调署”之风愈演愈烈,成为清代后期地方督抚势力上升的一个重要诱因。

博采、捉刀或抒意:乾隆帝书画题跋方式探赜

乾隆皇帝对书画的嗜尚,不仅体现在藏品上随处可见的钤印,亦见于其所题就的大量御诗与考据跋文。然今人论及乾隆的题跋行为,往往容易产生其乃随性而为且无规律可循的刻板印象,实则并非如此。本文将依托史料与墨迹,围绕内容类别、画面形式、参与人群、书写手段等展开探讨,分析乾隆皇帝进行书画题跋活动的主要方式。

古琴题写与乾隆的雅正琴乐观

乾隆初期,乾隆与陈邦彦、梁诗正等七位翰林词臣对宫中旧藏及新斫古琴进行了多次题写活动。这批题写诗文作品体裁不一、数量众多且普遍运用比兴之法,体现出乾隆初期清秀典雅的古琴文学美学与艺术审美。在对古琴的多次题写中,乾隆不断确立古琴的卓越地位、并阐发古琴中和节止的儒家内涵,反映其一以贯之的雅正琴乐观。大规模的古琴题写活动表现出乾隆作为政治人物在诗教与乐教上的双重意图。

韦斯顿与乾隆《御制凯歌三十章》的英译与传播

韦斯顿1810年在伦敦翻译出版的The Conquest of the Miao-Tse,An Imperial Poem by Kien Lung是乾隆《御制凯歌三十章》的第一个英译本。译本的中文诗稿来自小斯当东的父亲购买的法国传教士手稿。韦斯顿的翻译工作是借助多部西传欧洲的汉语字典及当时欧洲的汉语研究成果完成的。译本对诗歌创作背景的介绍有误,字面释义错误较多,但大部分章节的大意翻译是准确的。译本体现了19世纪英国知识阶层试图通过直译汉语文献了解真实中国的决心和努力,为英语世界提供了一个基本能够呈现乾隆诗歌风格的汉诗样本,也为学界了解中国古代字典的西传提供了重要线索。

英方视角下的盛清气象:乾隆朝马戛尔尼使华的“盛世”观感

“乾隆盛世”可谓清朝的全盛阶段,但这幅宏大的盛世画卷所隐藏的衰颓之象却随着马戛尔尼使华而为西方殖民者所窥探,从而对西方传统的中国印象造成巨大的冲击与转变。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以祝寿为名访华,希冀通过外交谈判,促使清廷取消贸易限制和禁令,开放中国市场,以顺应新航路开辟与工业革命后英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商业需求与扩张态势,却为乾隆帝所拒绝。马戛尔尼虽然未能通过外交手段达到预期效果,却以此为契机窥探到了清朝官场、军备的实际状况及其治下民众的生活状态,进而勘破清朝外强中干的实质,为数十年后英国悍然发动对华战争埋下了伏笔。这也充分暴露出清朝国防保密体系的致命缺陷,是近代中国在对外战争中失败的重要原因。

乾隆粉彩瓷花卉纹饰研究

中国是陶瓷的摇篮,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也被称为“中国”的代名词。其中瓷都景德镇作为重要的陶瓷产地而声名海外。粉彩瓷作为景德镇四大名瓷之一,由于其悠久的传统制瓷工艺和精湛的绘制技术,从一产生就深受朝廷的赏识,笔者以乾隆粉彩瓷花卉纹饰为研究对象,主要论述粉彩的历史发展背景,分析这一时期的粉彩花卉纹饰装饰工艺和器型特征,重点研究乾隆粉彩瓷花卉纹饰的艺术特点,为人们了解和学习乾隆粉彩花卉纹饰提供一些阅读和参考。

乾隆《威海卫志》的编纂与史料价值

乾隆《威海卫志》的纂修始于清雍正五年(1727),成书于乾隆七年(1742),是威海卫最后一部志书。雍正十三年(1735),威海卫被裁撤并入文登县。邑人郭文大出于为乡邦存信史的文化自觉,独自纂修卫志。乾隆《威海卫志》的纂修过程十分曲折,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乾隆《威海卫志》在体例方面效仿康熙《文登县志》,采用纲目体,辖十门六十八目;在内容上,增补康熙《威海卫志》的阙略,侧重载录与卫城有关之事。是志对研究明清威海地区的社会经济、风俗物产及卫所制度演变等颇有裨益。

乾隆时期“老少盐”盐业政策的阶层态度差异

清乾隆时期,为宏达圣恩,匡救贫难,推行“老少盐”政策,出台伊始直至废除各阶层反响不一,统治者与民众持赞成态度,官员则衍生为支持、驳斥两派,致使社会各地执行力度千差万别。这种差异的形成,与地区差异、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密切关联。阶层的态度差异不仅彰显了各地域之间的异质性与复杂性,也表现了政策之下阶层利益诉求的排斥性与对抗性。

乾隆《潼川府志》文献学价值探析

乾隆《潼川府志》是在清代修志高潮下编纂的一部志书,不仅具有一定史料价值,更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主要体现在其编纂审慎、征文考据、保存佚文三个方面。是志在体例上自成一家,对所收地方文献详加考证,并辑存了一些失传文献,通过考辨相关文献,对深入研究清代地方志编纂情况,以及清代潼川府地区的历史文化风貌提供帮助。

从清朝乾隆时期抄产清单看西方毛织品在华传播与使用

本研究利用104份抄家财产清单及相关史料考察清前中期西方毛织品的传播和使用。研究发现,早在乾隆时期,西方毛织品传播的地理范围就已遍及全国各地,即使偏远地区的低级别官员也拥有西方毛织品,西方毛织品经由官员和商人运销到全国各地。西方毛料用来制作便装、行装、官服等服装,被子、床毯、地毯、椅垫、桌垫等家居用品,荷包、口袋、帽子等配饰,雨衣、雨帽等雨具,西方毛织品还用来送礼。不过,当时西方毛织品是奢侈品,主要在官员、富商等拥有较强经济实力的群体中扩大传播。

乾隆朝内府藏“苏州片”作品刍议

乾隆皇帝对朝中大臣进贡书画的行径一向不置可否,这反而掀起地方官员的进贡热潮。以进贡、抄家而被收入乾隆内府的书画作品除流传有序的精品外,还有大量重合度颇高的书画作品。这些作品虽存在被乾隆驳出的情况,但仍然有疏漏,因而“苏州片”伪作由此进入乾隆朝庋藏的书画之中。本文以乾隆朝进贡书画事宜及贪污案件为线索,对照《石渠宝笈》所录书画之品名,一窥明末清初伪迹泛滥的现象,并借此说明“苏州片”伪迹进入清宫的可能性。

清代乾隆初年先蚕礼的复兴及其原因探析

先蚕礼是历史王朝宫廷内由皇后主持祭祀先蚕神的宫廷典仪,最早可追溯到商周时期,但历代都没有发展为定制,清代先蚕礼自清中期设立之后,便得以复兴并逐渐发展为定制。乾隆时期是清代先蚕礼恢复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并且清代先蚕礼经历了由被忽视到引起注意,再到被重视的变化过程。在乾隆即位前,先蚕礼一直被忽视而没有被举行,而乾隆帝即位之后就着手建造先蚕祠,乾隆三年至乾隆七年正式祭祀先蚕神,但是规模小,规格低;到了乾隆九年之后,先蚕礼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先蚕礼主祀人员发生重大变化,皇后开始亲蚕,先蚕礼的仪制规格相应提升,祭祀场所也得到扩建,此后清廷先蚕礼便行而不较。虽然这是国家礼制建设与完善的必然,但在"朕即国家"的中央专制王朝统治之下,其得以建立的主要契机极有可能在于乾隆帝对富察皇后的宠爱。因此,梳理清代先蚕礼的发展脉络,结合当时先蚕礼设立、发展时期的宫廷政治、帝后关系以及社会经济背景,可拓展制度史研究的多个路径。

试析乾隆《池州府志》的编纂特点

乾隆《池州府志》修于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为现存六种《池州府志》中编纂最晚的一种。前五志分别为正德、嘉靖、万历的明三志,及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与康熙五十年(1711年)二志。前五志除康熙五十年志外记载都较为简略,康熙五十年志虽所收内容颇巨,但所立篇目繁杂。乾隆《池州府志》在前志基础上改其阙略,芟其繁芜,体例也较前志更为完善。本文拟从篇目设置与内容归属、注重地理与考据、详略得当三个方面来探讨乾隆《池州府志》的编纂特点。

《湖北诗征传略》中乾隆时期诗人地域阶级研究

《湖北诗征传略》是清代学者丁宿章集前人努力,创作出的一本诗文评巨作,记载了湖北历代诗人的事迹及作品。本文以乾隆时期为时间跨度,整理统计湖北籍诗人的概况,并结合历史背景,针对整理情况,从地域分布和阶级分布入手,探讨其形成的主客观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