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医生“乡聘村用”政策执行困境与提升路径研究——基于史密斯模型

目的:基于乡村医生“乡聘村用”政策实施现状,探讨分析我国当下“乡聘村用”政策执行困境并提出优化路径,为推动政策进一步落实提供参考。方法:在史密斯模型基本原理指导下,采用逻辑分析法、文献资料法等剖析有关政策与文献,归纳出与现行“乡聘村用”政策实施有关的问题并提供相应的建议与参考。结果:乡村医生“乡聘村用”政策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政策执行主体之间缺乏协同机制、目标群体对“乡聘村用”政策知晓程度低、“乡聘村用”政策配套措施不完善等因素影响“乡聘村用”政策的实施。结论:加强政策顶层设计,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明晰执行主体权责范围,构建现代化协同治理体系;提升目标群体关注度,扩大政策受众覆盖面;多措并举,优化政策执行环境。

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能力下降研究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任务非常艰巨,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主渠道的乡镇企业在吸纳劳动力方面的能力却在下降。为此,本文从经济体制的变革、经营环境的变化、乡镇企业自身素质、资本和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等方面分析了导致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能力下降的原因,探讨了增强乡镇企业劳动力吸纳能力的若干途径。

华北农民非正规就业的微观形态:基于河北定县两个村庄的考察

国内关于非正规就业的研究,大多是以城市为观察视角,忽视了非正规就业人员身后的农村社会经济状况。把农村作为研究的起点,不仅可以纳入更多的非正规就业形式,如农民兼业和个体经营等,更为重要的是,它还能够通过对比'传统部门'内不同程度的乡镇企业发展与农业经营方式变化,从而发现非正规就业的差异化形成机制。作为20世纪20年代就已备受学界关注的农村社会,河北定县有着深厚的学术研究传统。本研究选取了当地两个具有不同特征的村庄,发现附近是否存在乡镇企业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民打工的距离远近,即离乡还是不离乡,这也进一步影响农民收入水平的高低。无论是以建筑业为主的离乡务工,还是以作坊式乡镇企业为主的在乡务工,其员工在工资水平、工作条件和福利保障等方面均处于不利位置。与此同时,农村内部经营方式变化也会影响、甚至促成新的非正规就业。土地规模经营更大程度上解放了农业劳动力,客观上扩大了农民外出的潜在规模;从种植粮食作物到经济作物的转变,使得农民兼业形式变得更加多样化。最后,我们尝试建立一个由村庄内外部环境共同作用形成的经验框架来解释农村非正规就业的变化机制。

论我国乡镇企业就业的发展趋势及其对策

目前我国乡镇企业在促进农村就业方面存在着布局分散,资金、技术短缺,劳动力素质较低等诸多方面的制约因素。针对乡镇企业未来就业的发展趋势,要积极地创造更加宽松的政策环境,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科技文化素质,调整乡镇企业的产业结构,加快乡镇企业向小城镇转移,加强东中西部经济技术横向合作。

发展乡镇企业减轻农村就业压力

针对农村还存在大量非农业产业剩余劳动力的问题,提出乡镇企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促进农村就业中具有十分突出的战略地位。要有效地减轻就业压力,就必须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这是立足国情、顺应民意、遵循规律的基础上做出的重大决策。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下农村基层医务人员工作内容比较研究

目的:了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下农村基层医务人员的工作内容和职责分工现状,为进一步完善职责分工和签约服务模式提供依据。方法:2019年7月采用典型抽样、分层抽样和方便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选取江苏省3个县(区)18个乡镇参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乡镇卫生院医生、护士、公卫医生、村卫生室医生进行问卷调查;采用描述性分析、卡方检验进行分析。结果: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下,乡镇卫生院医生主要参与疾病诊疗护理(91.8%)、健康教育(67.6%)、转诊服务(50.5%)、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50.5%)等工作;护士主要参与疾病诊疗护理(85.0%)、健康教育(61.5%)工作;公卫医生主要参与预防接种(65.9%)、老年人健康管理(51.2%)、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51.2%)工作;村卫生室医生主要参与医疗服务和绝大部分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结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下农村基层医务人员的工作任务范围广,既参与医疗服务又参与公共卫生服务,促进了医防融合,但存在护士公共卫生服务职能未充分发挥、公卫医生对自身工作职责不清、村卫生室医生工作负担较重等问题。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下镇村两级医生工作压力比较研究

背景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下乡镇卫生院医生和村卫生室医生承担着不同的工作任务,面临着不同的工作环境,可能具有不同程度、不同来源的工作压力。现有研究缺乏对乡镇卫生院医生和村卫生室医生工作压力的比较。目的了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下镇村两级医生工作压力,分析乡镇卫生院医生和村卫生室医生工作压力的差异,提高对农村医生工作压力的全面认识。方法于2019年7月采用典型抽样、分层抽样和方便抽样相结合的抽样方法,选取江苏省3个县(区)18个乡镇参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乡镇卫生院医生182例和村卫生室医生176例进行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基本情况(所在地区、岗位类别、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职称及工作年限等)和挑战性-阻碍性压力量表(C-HSS)。采用描述性分析、χ2检验、秩和检验和广义线性回归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乡镇卫生院医生和村卫生室医生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称、工作年限等方面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乡镇卫生院医生和村卫生室医生在挑战性压力中位得分分别为3.83(0.71)分和4.33(0.83)分,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阻碍性压力中位得分分别为2.8(1.00)分和2.8(1.00)分,二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在阻碍性压力的"我无法确定自身工作岗位职责是什么""为完成工作我需要经历繁琐的流程"2个条目上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控制了地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职称、工作年限等可能混杂因素后,职业类别是基层医生挑战性压力、阻碍性压力的影响因素(P<0.05)。乡镇卫生院医生的挑战性压力、阻碍性压力分别比村卫生室医生低40%[OR(95%CI)=0.60(0.47,0.76)]和27%[OR(95%CI)=0.73(0.58,0.94)]。结论镇村两级医生挑战性压力均比较大,村卫生室医生承担更大挑战性压力,需关注并减少其消极影响;村卫生室医生比乡镇卫生院医生在岗位职责和工作流程上承担更大的阻碍性压力,需加强培训教育。

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乡镇社工站的“悬浮”困境与破解之道

近年来,为减轻基层政府治理负担,激发社会治理活力,在相关政策引导下购买社会服务引进第三方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成为当下基层乡村治理新方式。基于M市6个乡镇社工站的调研发现,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由于治理任务与行政负担并存,乡镇将一部分繁重的行政负担转移到乡镇社工站身上,任务转移并未实现权力下放,基层政权仍“悬浮”于乡村治理之上、基层服务也“悬浮”于村民之上。由于乡镇社工站缺乏治理自主权,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较依赖基层政府与村委会,呈现出“脱嵌”的乡村治理形态。因此,本文提出通过数字化技术嵌入乡村治理体系赋能乡镇社工站,以构建现代化的乡村治理共同体,破解当下乡镇社工站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资源悬浮与服务悬浮困境。

广西乡村医生“乡聘村用”政策实施困境及其对策

目的:梳理广西乡村医生“乡聘村用”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困境,为进一步完善“乡聘村用”政策提供参考。方法:于2023年7-8月运用目的抽样对广西3个镇的37名乡村医生和9名乡镇卫生院院长进行访谈,基于扎根理论对访谈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结果:经过编码提取了13个副范畴、7个主范畴以及职业适应、治理失效、制度缺陷3个核心范畴,总结出“乡聘村用”政策实施效果影响因素的运行机制,宏观层面的制度缺陷、中观层面的治理失效影响微观层面乡村医生的职业适应,并最终影响政策实施效果。结论:“乡聘村用”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制度缺陷、治理失效、职业适应3个方面的困境,建议持续提升乡村医生的薪酬水平,建立适度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竞争机制。增派县域医共体中的县级医疗单位人员协同卫生院对村卫生室进行绩效考核,出台文件明确界定乡村医生发生医疗纠纷和工伤事故后乡镇卫生院的权责。运用信息化管理手段助推乡村医生更好地提供连续性卫生服务。细化乡村医生职称评定倾斜政策,缓解乡村医生角色超载问题。

我国“乡聘村用”政策典型地区实践经验与启示

目的:分析我国"乡聘村用"政策进展和典型地区实践经验,分析推进"乡聘村用"政策的问题与挑战,为推进乡村医生队伍建设提供政策建议。方法:利用我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进行定量分析;收集我国典型地区政策、报告等资料,进行案例分析。结果:"乡聘村用"在我国具有一定的政策基础,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具有一定实践规模。从人员资质、人事管理和养老保障及资金来源方式等角度看,在典型地区的实践对推进"乡聘村用"政策的挑战是增加财政支出、乡村医生队伍老龄化和县乡管理能力不足。结论与建议:典型地区经验表明"乡聘村用"政策是转变乡村医生身份、解决乡村医生养老等社会保障问题的有效途径。建议各地借鉴典型经验积极推进"乡聘村用"政策,加大地方财政支持力度;加强县级和乡镇卫生院管理能力;同时,稳步推进政策,避免各类乡村医生之间产生矛盾。

基于扎根理论的山西省某县级市乡村医生职业化机制研究

目的:对“乡聘村用”政策条件下村医职业化机制进行研究,为村医队伍建设提供理论参考。方法:根据理论抽样原则,选取列为国家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的山西省某县级市作为单案例研究对象,采用半结构化访谈和二手资料收集的方法收集资料,其中访谈人员包括村医及相关人员(乡镇卫生院院长、村干部、村民等)共35名;二手资料包括官方文件、媒体报道、案例县级市内部文件及会议纪要共39份。借鉴“条件—行动—结果”研究范式,运用扎根理论,构建村医职业化机制。结果:经过编码,最终得出60个树状节点(概念),13个副范畴,5个主范畴,发现“乡聘村用”政策条件下村医职业化机制包括促使村医医疗卫生保健工作规范化的行为职业化、村医职业认同和社会认同提升的意识职业化、村医自我价值实现的生涯职业化3个部分。结论:基于“乡聘村用”政策条件的村医职业化机制包含行为、意识、生涯三个方面。加强针对村医职能定位和岗位需求的培训,推动村医职业意识建设,强化村医职业生涯管理,才能进而提升村医的专业化、职业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