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视域中的家国权力——以慈禧太后为例

传统社会"母以子贵"的家庭文化,令慈禧得以利用咸丰对她的情感需求成就自己"实权派"主妇的地位。慈禧对同治、光绪两代帝王的牢固掌控,又反映出传统家长制社会孝道观念下的母权依托。慈禧通过对慈安的笼络,获得了传统家庭关系格局中正房太太的大力支持,而其对阿鲁特氏与珍妃的打压,则反映出传统家庭婆婆对儿媳的权力和掌控。慈禧对主持中央政权的奕?、奕譞、奕劻等宗室势力的利用与猜忌,则是封建社会"女干—男支"关系在政治上的延伸。因此可以说,慈禧太后女主地位的确立,实质上乃是传统大家庭中性别文化所衍生出的权力关系在晚清政局上的投影。

一个人与一个时代——论慈禧太后及其统治的是非功过

作为历史人物的慈禧太后有多重面相。从个体生命史与个人命运来看,她看似无限辉煌的人生背后,其实颇有悲剧性意味。置于宏大历史场景之中,从革命史的角度来看,慈禧太后残酷镇压各种反清武装起义和革命,均可予以大张挞伐;但从清史的角度思考,如果她对这些反清武装起义和革命无动于衷,那未免不可理喻。就改革史的层面而言,慈禧太后既有顽固保守的一面,也有被迫顺应潮流之举,但终归因循游移而一再错失中国近代化的机遇。慈禧太后的统治,是一种典型的"老人政治"模式,主要靠的是老辣的政治经验与高超的政治手腕,但缺乏近代政治家的政治智识,她关注清王朝的皇位统治更胜于关注近代中国的前途与命运。

慈禧太后入招医生的退食生活

有清一代,在帝后沉疴不起的情形下,清廷时常向各地下令,征召民间医生或通医之人进宫效力。光绪六年(1880)便有各地举荐的几位医生先后进宫为慈禧太后疗疾。文章以《纪恩录》《北行日记》为主要文本,结合清人笔记,从论症制方、交游、消遣娱乐、宫外诊疗四个方面探讨几位医生退食之后的生活境况。

慈禧太后嘴中随葬夜明珠的科学研究——材质、命名与来源

夜明珠是世界若干杰出古老文明中同时存在的一个自然、历史和文化之谜。基于王春云在对这一世界性科学难题的首次全面破解方面所取得的一系列研究进展 ,以及对现有关于慈禧太后陵墓及其被盗的历史记载资料的科学分析和重新解释 ,研究认为 ,随葬于慈禧太后嘴中的夜明珠是一块具有近似球形形态、称重约 787.2 8克拉的金刚石原石 ,其 1980年当时 1,0 80万两白银的估价约相当于现在 8.1亿元人民币现值。这一结果本身再一次确证关于矿物夜光与磷光无关而夜明珠非大颗粒金刚石原石莫属的学术观点是正确的。由于这一科学发现属于国际科学史上的首次 ,笔者依照国际科学命名惯例将这颗金刚石命名为“国英 (中国之星 )”[“Guoying (Star of China)”]。本研究并为一举破解“王含珠”(“王含珠”或者“饭块珠”)材质这一中国历史文化千古之谜作出了重要启示 ,指出 ,至少就清朝皇室丧葬制度所及的“王含珠”(“口含珠”或者“饭块珠”) ,其材质应该全部是大颗粒金刚石。照此逻辑 ,慈禧太后随葬珠冠上三颗饭块珠也都是大颗粒金刚石 ,其中最大的一颗、在清代称重四两、约当现在 737.5克拉的大块金刚石也被作者依照国际科学命名惯例特别命名为“华夏之星”[“Star of Cathay”],其 190 8年当时 1,0 0 0万两白银的估价?

略论慈禧太后的文化学养

近人的某些笔记野史,或现代人的某些著作、论文,多将慈禧太后描绘成一位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在诗词、歌赋、书法、绘画等方面具有精湛造诣的才女超人。其实,无论是年轻,还是老年的慈禧,文字与文化学养皆不算很高,其书法与绘画,亦仅为初学者的水平。世间流传钤有"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的诸多书法、绘画作品,绝非慈禧太后的真迹,而是他人代笔、代书的"捉刀"伪作。

维多利亚女王与慈禧太后的统治轨迹比较

维多利亚女王与慈禧太后分别为19世纪英国王室和中国皇宫中权势煊赫的女性,但因她们所处的政治环境不同,前者只能在法制的框架内行事,而后者却专制骄横,颐指气使,为所欲为,视法制为玩物。最终,维多利亚女王政绩斐然,而慈禧太后却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

从洋务运动看慈禧太后在中西交流中的作用

发生于清朝晚期的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效仿和实施西方工业化的运动，是一场由封建地主阶级领导的自上而下的维护封建皇权统治的改良运动。慈禧太后作为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毫无疑问的成为这场运动的最高领导者，这也就使慈禧太后自然而然的或直接或间接的在诸多领域促成了中国与西方的交流。其与中国近代化的历程关系密切，本文试从洋务运动的视角切入，略述慈禧太后在中西交流中的作用。

卫旧与求新——论慈禧太后的二元价值取向

在新旧更替的中国近代史上,掌握中国权柄近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一方面受传统的影响既深且远,固守传统成为其自觉的惯性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其本身处于新旧交替的漩涡中,受新观念、新思潮、新事物的冲击同样巨大,对新事物的现代追求又成为其不自觉的价值取向。这两种价值取向在慈禧身上的深刻体现,既为中国近代社会的推陈出新破除了锢闭,但也阻碍了中国近代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步伐。

咸同之际两宫皇太后的理政听政与垂帘

晚清时期,新继位的几位皇帝年龄太小,不能立即亲政,于是出现了非正常状态的太后理政、听政与垂帘等皇权运作模式。其实,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仪制,很快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学界所谓慈禧太后三次垂帘听政的说法有误,至少不够准确。所垂之帘,只是黄色的纱幔或纱屏;至迟在同治九年六月,两宫太后召见大臣时,即已不再垂帘;听政的地点除了养心殿的明殿或东暖阁,后来又包括养心殿西暖阁、乾清宫西暖阁、西苑勤政殿的东暖阁、颐和园仁寿殿之北楹。严格说来,慈禧共有三次听政或训政,其中只有第一次是垂帘。

李端棻未刊函稿及其所见甲午战后政情变动

《李端棻函稿》一函二册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函稿共150封、114位受函人,第一册写于《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第二册写于李端棻赦归返里之后,这些函稿为晚清史研究提供了新史料。第一册对台湾地区官民抗日、三国干涉还辽、法国侵占滇南、俄法插手清廷海关、川闽两省教案等时政大事,对李鸿章留京入阁、御史钟德祥被黜、汪鸣銮和长麟二侍郎被黜、云南布政使岑毓宝被革职等朝堂动向,有不少记载和评论。函稿所记反映出甲午战后帝后党争的日趋激烈以及清廷削减地方军功督抚权力、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也反映出此一时期李端棻等开明官僚超脱党争、批评时局、期望革新的思想动态和政治倾向。

珍珠云肩的艺术特征研究

明清时期,出现一种以珍珠为材料制作的云肩,通过爬梳资料,探究珍珠云肩的起源和发展,进而从造型、材料、色彩三个方面分析其艺术特征及其与服装搭配后的视觉效果。研究发现:珍珠云肩的出现与普通云肩从功能性到装饰性的演变极为相似,其点、线、面、体的造型特征,赋予了珍珠云肩穿着后灵动多变的特点;选择通常用作点缀的珠宝为主要制作材料,将云肩表面可见的精致和美好寓意转变为内在;色彩上将丰富的颜色变换为统一的珍珠白,低调但极致奢华;珍珠云肩在搭配服饰后能够起到强调中心、优化人身比例、平衡服饰整体的视觉效果。

义和团时期的赵舒翘

赵舒翘等深受儒家经典熏陶,堪称循吏。但对国际局势并不了解,不懂得文化可以交流,共同进步,认为学习外国长处,就是离经叛道,将亡国灭种。坚持尊王攘夷。认为与教民为难的就是义民,将义民编成团练,洋人即不敢登岸。把正义的反侵略的爱国主义,变成了盲目排外。思想落后于时代,终被淘汰。

义和团时期的王文韶

外国长期侵略中国,在清政府官员中,反对外国侵略的大有人在。反侵略,本来是正义的,正确的,但真理再跨前一步,就变成了谬误。反侵略进而拆教堂,杀洋人,进攻使馆,就成了盲目排外。王文韶不赞成盲目排外,也不激烈抗争,不但未受处分,反而一升再升,直升至大学士。史实证明,他比徐桐、赵舒翘等高明、正确。

不得不说的安吴寡妇周莹

安吴寡妇周莹因家产丰厚、年轻守寡而得名,因慈禧西逃西安认其为干女儿而名噪。诸多演绎和说法就此展开,超出了文献资料的真实。甚至有些以讹传讹,使人难辨真伪。笔者通过资料的研究和比对,缕析脉络,情理结合,还安吴寡妇历史本真。

李鸿章与中国首次创办银行的尝试

光绪十一年八月,直隶总督李鸿章陛见,向慈禧太后面请开设官银行,奉旨交议,虽然有醇亲王奕譞的鼎力支持,但由于户部强烈反对,加上御史风闻弹奏,此事不得不做罢论。光绪十三年,李鸿章在天津与美商代表米建威商议设立华美银行,消息传到北京后,遭到了言官、清流们的连番弹劾,虽然未经核实,慈禧太后就下旨寄谕李鸿章立即罢议。

光绪中期京师规复制钱述论

光绪十二年六月,慈禧太后下懿旨令醇亲王、军机大臣、户部商议恢复行使制钱。户部议复以三年为期筹备,到时再奏请规复制钱,得到慈禧太后认可。但光绪十三年正月,慈禧太后突然发难,痛斥户部推诿敷衍,严令明年年初就必须复行制钱。户部不得不赶紧准备,最终光绪十四年二月京城恢复行使制钱。然而,由于筹办不够充分、不能提供足够的制钱供给,加上政府信用不彰等种种原因,制钱并没有能够在京城恢复行使,反而造成了京城市面的巨大动荡,导致商民交困。

晚清光绪季年的“己亥建储”丑剧和爱新觉罗·溥儁的“大阿哥”之“立”与“废”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虽然形同囚徒,但慈禧太后总感到他还占着皇位。为了杜绝光绪帝的东山再起,慈禧太后册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为"大阿哥",尔后即导演了一幕"己亥建储"的丑剧。端郡王载漪等顽固派利用义和团仇恨洋人的心理,怂恿义和团为他们火中取栗。故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慈禧对于载漪一家人的宠信一落千丈了,载漪及其胞弟镇国公载澜均被处以"夺爵"和发往新疆充军,而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月"两宫"自西安还都(北京)途中行至开封时,慈禧又下了道谕旨撤销了溥儁的"大阿哥"名号。出宫后的溥儁,身遭冷遇,又无力自谋生活出路,于是积忧成疾,迨至1942年他终于病死在其内兄塔王府侧栖身的小屋之中。

《梅石犬戏图》证伪——兼评黄一农先生对《枣窗闲笔》的“e考据”

《枣窗闲笔》是红学研究的基础文献,然其真伪之争由来已久,至今难见分晓。黄一农先生倡导'e考据',以《梅石犬戏图》等为核心证据,'强有力地回应以《枣窗闲笔》乃伪书的质疑'。但是,《梅石犬戏图》的作伪迹象明显,其上'慈禧皇太后之宝'印章和裕瑞题诗、钤印均属后人伪造和添加,不能用作文史考证的依据。黄先生以假论真、以伪证真,结论难免错误,这启发人们对大数据时代如何正确利用网络资源从事学术研究的反思。

普天同庆班创立动因及同治朝承应考

同治年间,以奕?为首的亲王朝臣对内廷演剧管控极严,尚未擅权的慈禧太后选择了折中的方式与之周旋,即将内学伶人召入寝宫当差,普天同庆班就是以此为契机肇始。以往研究者多认为普天同庆班产生于光绪朝,实际上该班在同治二年已现雏形,至同治五年开禁时,该班所演剧目已占当年演出总量的六成。一方面,昇平署内学演出昆腔、弋腔的历史由来已久,内学伶工对于皮黄为主的乱弹新声怀有抵触情绪而不愿习学,远不及慈禧本宫太监那般言听计从;另一方面,调用昇平署太过兴师动众,每次演出必有《差事档》记录,容易引起朝臣的注意。以上两个原因造成普天同庆班在同治朝的演出以乱弹剧目为主,而昇平署内学则主要演出开团场戏、昆弋折子戏和寻常轴子戏等宫内传统剧目。

对光绪帝死因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光绪帝死因问题是学界百年公案,2008年科技检测证明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科技手段的介入推动了史学研究的进步,并得到广泛认同。随着学界认识的趋同,其研究重点迅速由"是否被害"转而为"凶手是谁"。而数十年来借助文献档案研究的主流观点是光绪帝死于疾病,这与科技检测之间形成鲜明的对立。尽管学界也有文章利用文献档案等历史文字资料进行研究得出光绪死于谋杀的结论,只是这一结论未能占据主流,难以被广泛认同。文献档案资料的最大不足在于内涵的多歧性,这就要求史学工作者要付出更多的艰辛,去伪存真。文献档案与科技手段相结合昭示着史学的光明未来,史学研究方法多样化是未来史学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