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富民产业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用机理、现实困境与策略选择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难点在农村。县域一头连着乡村,一头连着城镇,发展县域富民产业是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现实选择。县域富民产业是能在长期内显著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现代化产业集群,其在空间维度、组织维度和价值维度上具有独特的内涵特征。县域富民产业在产业发展端通过凝聚竞争优势提高产业效益;在农民参与端通过带动农民发展生产、实现农民就近就业和共享资产收益,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实践中,发展县域富民产业仍然面临产业集群培育不足、辐射带动效应不强,产业同质化突出、结构不优,产业生产经营主体能力不足,产业联农带农机制不健全等困境。加快培育县域富民产业、有效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应依托特色资源培育特色产业集群、优化产业布局、调整产业结构、提升生产经营主体产业支撑能力、持续完善产业利益联结机制。

生态补偿何以促进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共同富裕?

在生态保护红线区与经济发展滞后地区高度重合的情境下,如何更好地发挥生态补偿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中的积极作用,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也是破解生态保护红线区保护与发展之间矛盾的现实需要。该研究基于山东省生态保护红线区的1762份实地调研数据,从物质-精神-环境的三重视角出发,在综合测度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共同富裕水平基础上,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和四段式中介效应模型,揭示了生态补偿对当地农户共同富裕实现的促进效应、作用渠道及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显示:①生态补偿能够有效促进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共同富裕,在使用工具变量、控制政府执行力指数、数据缩尾处理以重新核算被解释变量后,结果依然稳健。②分维度来看,虽然输血型生态补偿和造血型生态补偿均能够发挥多维富民效应,但无论在物质富裕维度、精神富裕维度还是环境富裕维度,造血型生态补偿的促进效应均优于输血型生态补偿。③作用渠道分析表明,生态补偿主要通过提升农户非农就业率、增强农户内生动力和提高其政府信任度等途径来促进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共同富裕。④异质性检验发现,生态补偿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在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地区更为凸显,且主要促进老一代农户群体的共同富裕水平。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提升生态补偿的富民效应,当地政府应致力于实现生态补偿全覆盖,制定差异化补偿标准;拓展生态补偿方式种类,增加造血型补偿供给水平;关注农户和地区异质性特征,适度提高生态补偿瞄准性。

共同富裕与富民金融——金融强国战略下金融驱动乡村振兴战略路径新选择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体现,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和必经之路。在此过程中,富民金融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助力。当前,农村金融供给存在着金融资源错配、绿色金融供给不足、数字化建设滞后、金融产品结构单一等问题,难以满足乡村振兴建设的需要。为了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发展农村金融应以市场为基、政策为引制定农村金融供给顶层设计,通过多元供给、金融创新健全农村金融供给体系。同时,在农村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的基础上,加快金融科技布局,并以此提高普惠金融可得性与精准度、增加绿色金融供给途径。此外,通过监管制度的完善和监管技术的革新,完善农村金融监管体系,维护农村金融市场稳定发展。

试论李觏事功思想的践行体系

李觏作为北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颠覆了当时羞于言利的传统儒家思维,构建了独具特色的事功思想体系。李觏遵循逐利原则,针对当时北宋的社会现状,将思想重心置于现实生活中,力求从富国、安民、强兵三个层面践行事功思想,以达到救亡图存的目标。

西南边境地区兴边富民与数字普惠金融协调发展研究

兴边富民行动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西南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有重要实践价值。通过熵权-TOPSIS法、耦合协调度模型、Moran’s I指数和固定效应模型讨论数字普惠金融与兴边富民的协调发展。研究结果表明:兴边富民行动自实施以来取得了一定成果,在研究期间,西南边境地区兴边富民水平总体达到中等水平,并且平稳上升趋势明显。各边境县(市、区)兴边富民与数字普惠金融的耦合协调等级大多升至中级协调水平以上,并且耦合协调水平具有空间正相关性,但空间差异正在不断扩大;仅部分地区表现出空间聚集效应,大多数地区仍不存在空间聚集效应。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高了西南边境地区兴边富民水平,同时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更能促进兴边富民的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

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其五大特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都能找到源头。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理念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高度契合;强国富民、公平正义的理念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高度契合;礼乐文明、化成天下的理念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高度契合;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高度契合;以和为贵、亲仁善邻的理念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高度契合。这种文化上的规约既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带有深厚的中国特色,彰显出新时代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也能为其他国家探寻现代化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边民“国民化”:现代边境建构的题中之义

边境具有突出的建构性特征,在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边境构造及功能呈现出显著差异。近代中国开始从天下国家向主权国家转型,以空间领土化、政治一体化为内涵的边境建构随之开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从根本上解决了有边无界、有边无防和政权不到边的问题,异质性的边境形态得到彻底改造。在这个过程中,过去长期游离于国家统治和管理之外的边民,逐渐从各种地域性、依附性和孤立性的关系中解放出来,转变成为国家的国民。今天中国的国家发展已步入新的历史阶段,对边境“再建构”提出了更高要求,边民的国民化问题也由此再次凸显,并集中体现在边民权益和国民义务的平衡、“边民意识”的重塑与强化、边民“个性”与国民“共性”的统合、无国籍人口的国民化、边民国民化的区域性差异等议题。

2000—2020年广西边境地区土地生态安全与兴边富民进程的耦合协调关系

[目的]科学评价广西边境地区土地生态安全与兴边富民进程成效,揭示其耦合协调机理,为促进边境振兴与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参考。[方法]以广西边境地区8个县域为研究区域,借助熵权TOPISIS综合评价方法及耦合协调模型分析2000—2020年广西边境地区土地生态安全与兴边富民进程的耦合协调性时空格局特征。[结果]①广西边境地区土地生态安全指数稳健上涨,全局生态安全指数由0.213增长至0.728,各县域土地生态安全都呈现不同的增长幅度;区域差异逐渐减小,整体呈现“南北高,中间低”空间格局。②兴边富民进程整体协调水平友好上升,由0.176攀升至0.631,经历了“先降后升”的阶段性演变过程;各县域兴边富民进程等级差异不明显,整体格局变化不大,而国家重要口岸凭祥市与东兴市发展优势越发明显。③土地生态安全系统与兴边富民进程系统耦合协调度日益上升,由0.440攀升至0.823,两者的耦合度经历了“先降后升”;空间上呈现由“整体分散”逐渐演变为“南北高,中间低”的特征,凭祥市与东兴市“双核”辐射带动,协调类型由轻度失调、濒临失调为主导逐渐向初级协调演变。[结论]在兴边富民和生态保护国家战略支撑下,需强化边境政策创新,协同发挥多要素叠加效应,不断提高边境生态安全和边民幸福指数。

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理论品格与实践进路

共同富裕是关乎人民幸福的“国之大者”,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然趋势,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盼。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是在新时代我国从小康中国迈向共富中国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理论结晶,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核心内容,从本体维度、价值维度和方法维度阐释了共同富裕的主旨要义、价值意蕴和基本要求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阐明了新发展阶段怎样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路径问题,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美好社会图景提供了行动方案和实践遵循。

国强、民富、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追求

"国强、民富、人发展"应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以社会主义中国国家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多数人共同富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的价值追求,植根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发展的过程之中,具基础性;立足于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水平之上,具标志性;能动地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具崇高性;实现了价值目标不同梯度间的高度统一,具简洁性。国强、民富、人发展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坚持了价值导向的一元化。

谈谈国富与民富、先富与共富的一些问题

本文认为,把"国富"与"民富"对立和并提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国富"与"民富"之间并非完全互相排斥,而是矛盾统一的关系。就"国富"来说,经过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实力也就是"国富"大大增强,但人均GDP不是很高,不能说国家已经很富;就"民富"来说,国民有富有穷,不能一概而论。我国从未明确宣布或实行过所谓"国富优先"的政策,倒是明确宣布并实行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只是多年的实践证明,"让一部分人先富"的目标在很短的历史时期内迅速完成,而"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却迟迟没有自动实现。文章指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最核心的问题不是"国富"与"民富"的矛盾,而是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与两极分化趋势日益明显的矛盾。克服和扭转贫富差距扩大和两极分化的趋势,不是将"国富优先"转变为"民富优先",而是要明确宣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已经完成任务,将之转变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完成"先富"向"共富"的过渡;要从所有制结构,从强化公有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着手加以解决,只要保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贫富差距就不会发展到两极分化的程度,从而最终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

中国海洋强国的理论与实践

本文通过论述海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重要地位,探讨新时期海洋强国的丰富内涵,认为应构建和谐海洋的理论体系,把中国发展与人类共同利益辩证统一起来,创立和平走向海洋新模式,坚持互利合作共赢的基本原则,落实依海强国富民的战略任务,促进海洋经济、海洋科技、海洋环境、海上力量全面发展,走出一条互利共生、永续发展的强国之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海洋强国。

志在富民与农村研究——纪念费孝通诞生96周年

费孝通先生在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时,特别强调毕生的目标就是:“志在富民”。他说:“这是我一生的追求”。费孝通的富民理想是发展的,在不同的时期,具体的内涵也有所发展变化。费孝通探求中国的富民道路,将根扎在中国农村。在他开始写《江村经济》的时候,便非常明确地确定了这一方向。费孝通研究中国的富民的道路,所采取的总的原则和方法是务实求真。在研究过程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学以致用的道路,坚持实地调查的方法,坚持研究工作的不断开拓和创新。

从法制角度探析“兴边富民行动”

“兴边富民行动”是国家民委根据党中央的精神,为配合西部大开发战略而发起的一项配套工程。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促进生产力、真正使边疆各民族群众得到实惠的富民强国的行动。本文通过探析兴边富民与法规保障的关系,提出要逐步建立起一套保障“兴边富民行动”的法律和法规,做到“以法治边”,才能实现各民族的繁荣发展。

论清末的富国思想

清末的富国思想,就内涵而言,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农业富国论、工业富国论、商业富国论;就外部保障而言,包含制度型组织、教育型组织,以及环境、军事等保障;就启示而言,体现为三个方面:坚持多元并举,共谋富国良策;坚持富国与富民的统一;不可盲目学习西方。虽然,囿于时代的局限,清末富国思想既未带来"国富",亦未造成"民富",但其所折射出的全民共谋国家富强的强大合力,于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尤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内生的主体性:老山精神的家国情怀与固边兴边富民

老山精神最根本的内涵就是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集中表现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思想资源。边境地区各族群众和人民军队在对抗外来侵略威胁和各种风险挑战的过程中共同铸就了老山精神,在守卫边境安宁和建设美丽家园的实践中继承和弘扬着老山精神,并在扩大沿边开放和促进睦邻友好的探索中创新和升华着老山精神。老山精神已成为各族群众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团结奋进的强大动力,在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西南边疆各族人民在守边固边和保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中所做出的奉献和牺牲,增强了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激发了各族人民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主体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也是各族人民的内生需求和强烈愿望。

科技强文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在《决定》中提出的战略目标。作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与我国国家现代化进程紧密关联的一个过程。为此,《决定》不仅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总体目标,而且提出了到2020年文化改革发展的奋斗目标。无论是向"总体目标"挺进还是将"奋斗目标"落实,"科技强文"都是一个重要举措和强劲动力。自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从小平同志到江泽民、胡锦涛总书记,都一以贯之地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胡锦涛总书记更是明确指出:"只有把科学技术摆在国家发展的战略地位,才能赢得发展的战略主动权。"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在世界新科技革命推动下……科技发展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地影响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决定》在论及文化改革发展的"动力"或"引擎"时,主要提到了两个方面:一是要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为文化繁荣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二是强调科技创新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要深入实施科技带动战略。作为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也作为新的文化建设理念的"文化科技一体化",要义是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创新与融合发展。这种融合创新与融合发展将分别为文化产业、科技产业注入新的活力,建构新的实力。"文化科技一体化"是当代发达国家发展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也因此这些国家的学者大多倾向于把科技看成是一种文化因素,特别是将其视为文化发展中的驱动因素。哈贝马斯通过描述现代文化生产的工业化趋势,更认为科技是发生在当代社会前沿和高端的文化现象。在文化强国建设中实施科技带动战略,就要敏锐把握世界文化发展的新趋势,紧紧抓住信息化迅速而深入发展的历史机遇,认真学习和充分吸收国际先进科技成果,有效利用全球科技资源,为建设国家文化创新体系贡献智慧和力量。当代文化建设的实践充分表明,科技创新已成为当代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并成为当代前沿文化和高端文化本身。

吉林省“兴边富民”政策经济绩效评估

"兴边富民"政策旨在促进边境地区经济发展,提高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本文利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吉林省边境县(市、区)实施"兴边富民"政策的经济绩效。结果表明:"兴边富民"政策实施促进了吉林省边境县(市、区)的经济发展,提高了边民的收入水平,在缩小边境县(市、区)与其他县市之间非均衡发展问题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民族性、时代性与晚清中国社会爱国主义辨析

近代中国如何救亡图存、富民强国?是否符合民族性或时代性要求?是否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和思想?往往是学界对近代中国特别是晚清社会历史人物的思想主张、功过是非,对政府和各社会阶级阶层的救国方策、行为措施做出评判结论的依据。事实上,坚持民族性与坚持时代性从根本上说是统一的,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也因各类人物思想认识的不同而具霄壤之别。只有将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起来,分清传统爱国主义和近代爱国主义的本质区别,把是否符合时代性要求、坚持民族性立场的爱国主义,作为评价一切晚清历史人物、事件功过是非的标准,才能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从“国富民强”到“民富国强”发展进程的政策取向

从"国富民强"到"民富国强"是十七届五中全会的一大亮点,反映出党和政府执政理念的重大创新。本文阐述了"国富民强"到"民富国强"治理理念创新的深远政治意义,从财税政策、就业政策及社保政策的缺失及偏差分析了造成国富民不强的政策原因,进而为实现"民富国强"的战略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