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如何影响地方国企现金持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现代预算制度”,其中强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统筹是深入推进现代预算制度改革的重点任务。基于此,选取2004—2019年中国A股地方国企与民企数据,运用交错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地方国企现金持有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增加了地方国企的现金持有,其主要途径源于对过度投资和金融资产投资的抑制。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效应显著存在于位于国有资本发展程度较高的省份和东中部地区、控制链距离较短、内部控制较弱的地方国企中。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增加地方国企现金持有,能够增加企业创新投入,最终提升企业价值。因此,地方国企应把握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的契机,提高公司治理能力,增加创新投入,实现企业价值提升。

企业避税行为与金融资产持有——基于管理层代理问题视角

以中国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避税行为对金融资产持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旨在为理解避税活动对金融资产持有的内在机理提供微观经验证据。研究发现:企业避税活动与金融资产持有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令人遗憾的是,企业避税活动负担下的金融资产持有是一种对实体经济的掏空行为,它不仅会导致研发支出、无形资产和固定资产投资等实体投资减少,而且还会造成企业未来主业业绩下降。此外,还发现企业避税行为对金融资产持有的这种正向关系,在高管理层短视、高管理层权力和强管理层激励的情境下表现得更加明显。该项研究不仅从委托代理视角论证了企业避税行为与金融资产持有的关系,而且还为缓解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提供了新证据。

金融资产持有与企业违约风险: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

本文以2010~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金融资产持有对企业违约风险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的传导效应。研究发现:金融资产持有与企业违约风险呈现显著U型关系,表明适度的金融资产持有有助于降低企业违约风险,而过度的金融资产持有将会加大企业违约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KZ指数、现金流状况、财务冗余和真实利润水平代理的融资约束在金融资产持有影响企业违约风险的过程中扮演着中介传导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拓展了企业违约风险的影响因素和金融资产持有经济后果方面的文献,亦能为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未来违约风险预测提供重要参考价值。

房产持有视角下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相比发达国家,我国资本市场一直受"有限参与"的困扰。与此同时,我国房地产市场却发展迅速,居民对房产的投资是否制约了资本市场的发展?采用2011年中国居民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的数据,侧重于从房产持有角度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房产持有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存在一个5%的临界值,即房产持有对5%以下的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有促进作用,而对5%以上的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呈显著的负效应,这个结论即使在控制了许多传统解释变量之后依然成立。

资产管理公司的重新定位与发展思路

国内经济形势决定了资产管理公司要长期存在 ,但现行的官办官营的经营管理模式不能适应这一任务的要求 ,因此 ,必须重新审视资产管理公司的定位和发展问题。金融控股公司战略是资产管理公司未来发展的现实选择。

金融控股公司母公司管控边界研究--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视角

本文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框架,研究金融控股公司内部核心资产在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的不同配置对金融控股公司整体绩效的影响,并以此来分析在不同条件下的金融控股公司母公司的适宜管控权威边界。本文研究发现当子公司之间的核心资产呈现互补关系时,母公司掌握核心资产的剩余控制权能够增加金融控股公司的整体利润;当子公司之间的核心资产呈现替代关系时,母公司掌握核心资产的剩余控制权无法增加金融控股公司的整体利润。因此,前者的适宜母公司管控权威边界要大于后者的适宜母公司管控权威边界。文章还结合我国金融控股公司资源整合面临的具体问题,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债务约束对企业“脱实向虚”的治理效果研究

本文利用企业负债水平表征债务约束力强弱,以2007-2018年中国实体部门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从企业金融资产持有“规模”和“结构”两个维度,考察债务约束在抑制企业“脱实向虚”方面所起的作用。研究发现:第一,从规模上看,债务约束明显地抑制了企业金融资产持有规模,主要表现在现金类金融资产上;从结构上看,债务约束驱动企业提高了风险类金融资产的相对比重,债权治理未能发挥有效的治理功能。第二,相较于短期负债与银行贷款,长期负债以及因商业信用而形成的负债对企业金融资产持有表现出更优的治理效应。第三,因国有企业面临更为严重的“债务软约束”问题和较低的外部盈利压力,国有产权属性会明显弱化债务约束与企业金融资产持有之间的关系。第四,当外部盈利压力和产品市场竞争压力较高时,债务约束对企业风险类金融资产持有规模的抑制效应变弱,对企业增加风险类金融资产持有比重的驱动作用增强。本文研究为防范实体企业“脱实向虚”和完善负债的相机治理机制提供了有益参考。

人民币国际地位对境外中国金融资产持有量的影响

2017年7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再次提出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借鉴Thimann构建的货币全球地位指标,测算出2006-2015年间22国或地区货币全球地位变化情况,发达经济体货币全球地位占比73.36%,相对2006年下降5.62%。货币全球地位前三名依旧是美国、欧元区和英国。新兴经济体货币全球地位比例与2006年相比上涨。其中,人民币上涨幅度最为显著,由2.69%上涨为6.58%。通过Blundell-Bond的系统GMM模型进行分析与测算,结果显示:在考虑经济规模、双边汇率波动、双边利率差和投资国物价水平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全球地位提高1%将增加0.43%的境外中国金融资产持有量。

金融资产与不动产财富效应非对称性的TVAR模型比较检验

本文以中国居民1995年至2012年上半年的季度数据为样本,借助非线性TVAR模型分析发现,居民金融资产和住房资产财富效应存在非对称性,金融资产财富效应的非对称性强度要超过住房资产,但是住房资产财富效应的非对称性持续时间更长。为了抑制两种资产财富效应的非对称性,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做好房地产市场长期且稳定的调控,同时引导和维持股票市场的稳定发展。

CEO财务专业背景与公司财务政策研究

基于中国全部上市公司2010年~2016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CEO的财务专业背景对公司现金持有量、资产结构、投资结构以及股利分配等财务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具有财务专业背景的CEO,对现金持有敏感性更低,因此其所在的公司倾向于持有更少的现金且财务杠杆更高;在投资结构方面,具有财务专业背景的CEO更倾向于资本运作、对外投资来获取收益,同时还发现CEO在投资决策时对公司内部现金流敏感性较低;在股利分配政策方面,具有财务专业背景的CEO所在公司倾向于更少的分配现金股利,但是CEO对税收政策敏感性会影响股利分配政策。

实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实体企业长期和短期金融资产配置对其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类长期股权投资对企业转型升级有正向促进作用,而短期金融资产配置却抑制了企业的转型升级。机制检验发现,金融类长期股权投资可以通过增加企业银行贷款、债券发行以及降低融资约束等中介渠道促进企业转型升级;而短期金融资产配置可以通过增加企业风险及融资约束程度的中介渠道抑制企业转型升级。异质性检验分析发现,企业金融类长期股权投资对转型升级的积极影响,在高新技术企业中更加显著,而在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更弱;短期金融资产配置对转型升级的负面影响,在公司治理和外部监督较强的企业中更弱。由于企业持有不同类别金融资产的动机和影响不同,政府部门应根据实体企业持有的具体金融资产类型对其进行监管。

金融化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越来越多的企业实施企业金融化策略,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有研究指出金融化是降低融资成本的重要途径,也有研究指出这是主业丧失的重要诱因。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制造业非金融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效率的影响,提出两个研究假设并构建了两个模型,在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后,对两个模型进行了面板回归分析,并通过稳健性和差分GMM验证了两个模型的稳健性。通过实证分析得出:金融资产持有比例对创新效率有负向影响;制造业企业通过金融渠道获取的收益与创新效率呈负向关系,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两个假设的正确性。

论我国国有金融资产的管理和经营模式的选择

本文从我国国有金融资产管理的现状与问题入手,对在我国建立金融国资委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展开了分析和讨论,在对比分析了国际上现有国资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就在我国现有国情下如何建立金融国资委提出了设想与建议。

上市国家控股银行中公允价值体现的重要性研究

随着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和普遍使用,历史成本会计已经不能满足银行会计处理的需要,公允价值会计更符合目前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惯例。我国于2006年2月15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包括四项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统一要求企业将衍生金融工具纳入表内核算并按公允价值计量,相关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或所有者权益,改变了长期以来衍生金融工具仅在表外披露的做法。这样有利于及时、充分地反映企业的衍生金融工具业务所隐含风险及其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公允价值计量能更加真实公允地揭示我国上市银行的经营业绩、财务状况和风险管理信息,有利于增加市场约束和透明度,并能及早地发现和处理银行危机。

金融控股公司加重责任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完善——以资产分割理论为视角

要求金融控股公司对作为子公司的金融机构之债务承担加重责任,有助于缓解道德风险、系统性风险以及政府救助造成的分配不公问题。然而,金融控股公司加重责任突破了公司法下的有限责任,需要考虑公司法基本原理,以避免提升信息成本、限制股权转让、抑制分散投资、提升破产成本等弊端。域外法上典型的金融机构股东加重责任可归纳为"外部"股东加重责任即股权分散的金融机构之外部股东的加重责任,以及"内部"股东加重责任即金融集团内部的控股公司所承担的加重责任。二者的设计均符合公司法基本原理。前者通过对外部股东的责任数额设置上限并穿透至个人股东以降低信息成本。后者主要依赖于金融集团本身特性限制信息成本与执行成本。我国法近年来逐步发展的金融控股公司加重责任制度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中间型"金融机构股东加重责任,这一制度设计存在缺陷,可能导致较高社会成本,应予矫正。此外,金融控股公司加重责任突破了资产分割的安排,有必要在我国通过立法处理其与现行法之冲突,授予监管者接管金融控股公司的权力,有效落实金融控股公司加重责任。

财务报告体系发展变革的思考

当前财务报告不能充分满足报告使用者对提供的信息具有现实性、前瞻性的要求;当前财务报告在人力资源、无形资产等方面披露不完善。充分利用财务报表附注和补充资料可以完善信息披露,编制持产损益表可以提供充分的会计信息。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型问题研究——国际经验与我国现状

如何实现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顺利转型是当前一项重要的金融课题。文章首先对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相关背景情况进行了介绍,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型的国际经验进行了归纳分析,然后对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型的探索现状及关键问题进行了探讨,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金融强监管与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来自资管新规的经验证据

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是金融市场保持效率和活力的基础,也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本文基于资管新规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研究金融强监管是否会促使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资源动态调整进而达到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目标。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实施后,金融资产配置程度较高的企业集团,其子公司现金持有比率显著下降,这表明资管新规促进了企业集团的内部资本市场资源再配置。机制分析表明,资管新规通过降低金融投资活动利润率、减少金融资产配置作用于内部资本市场资源配置。进一步,面对资管新规的实施,集团母公司通过影响子公司分红决策来降低子公司持有现金比率。本文从集团管控动机和管控能力两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管控动机越强(母子公司代理成本更高、母公司投资机会更大、企业集团行业竞争程度更激烈)、管控能力越大(母子公司地理距离越近、母公司对子公司平均持股比例更大)的集团,上述效果更明显。经济后果方面,资管新规促使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资源动态调整这一行为最终提高了企业集团价值与全要素生产率,达到了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目标。本文不仅从内部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及其效率的角度为金融监管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也对处理好金融监管与实体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重要启示。

金融风险资产持有、心理压力与幸福感

金融风险资产持有与幸福感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本文利用2018年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证明了在金融市场上持有风险资产会对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且心理压力在两者之间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此外,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东部地区家庭持有金融风险资产对幸福感的负面影响显著大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家庭。研究结论为政府提升居民幸福感与金融机构建立更完善的金融环境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产业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市场效应与持有动机

基于公司金融现金持有理论,本文对产业部门上市公司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进行了检验,发现产业部门公司持有风险金融资产对其股票回报产生负向的作用,这种效应在融资约束公司表现更加强烈,而企业不同盈利能力与风险金融资产的负向价值效应之间具有非线性关系。本文继而对产业公司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动机进行了讨论,发现公司持有总体金融资产组合与风险金融资产之间有正向的关系,特别是那些公司治理水平较差、管理层过度自信和多元化经营特征的企业更倾向于持有更多的风险金融资产。本文丰富了现金持有和资产定价理论,有助于厘清产业部门和金融部门的边界,同时对我国当前金融风险控制、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以及金融"脱虚入实"等问题有明显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