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域环境司法机制的发展:从环境法庭到环境法院

为促进流域的司法保护,我国一些地方法院成立了专门的流域环境法庭。但从流域环境法庭和流域环境巡回法庭的实践情况来看,还不能满足流域整体性保护的需要,也不能适应流域法的发展需求。我国流域司法机制建设,宜从流域环境法庭逐渐转到流域环境法院。流域环境法院的建立在我国环境司法专门化进程中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按照流域法的保护理念和环境司法专门化的要求,流域环境法院的建设首先要合理设置审判机构,其次要科学设计程序制度,为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环境司法强化与企业ESG表现——基于环保法庭设立的证据

在“双碳”目标下,ESG体系建设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基于地级市中级人民法院设立环保法庭这一准自然实验,以2009年至2022年沪深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借助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环境司法强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法庭的设立对企业ESG表现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即环境司法强化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且此作用具有长期性。异质性检验发现,在法治环境较好、司法独立性较强、环境执法强度较高的地区,环保法庭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有过诉讼或环保行政处罚经历、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环境绩效较低的企业及非国有企业,环保法庭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效应更大。机制分析发现,环保法庭可以通过促进企业环境治理加强、社会关注提升和信息披露水平提高来实现企业ESG表现的提升。

我国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管辖制度的完善研究

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作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司法手段,在司法实践中面临诸多问题。其中,处于诉讼程序最前端的司法管辖问题始终存在,阻碍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后续程序推进和实体争议解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为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管辖制度的完善带来向好信号,但由于条文规定的模糊性和效力层级的有限性,管辖连接点、管辖法院和管辖事项的明确性不足,尚有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管辖连接点模糊、民刑交叉案件下海事法院和普通法院管辖冲突、涉外海洋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管辖法院不明以及海陆交叉区域环境公益诉讼存在管辖争议四个焦点问题。以上述问题为支点,探讨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管辖制度的完善路径,并提出经由《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修改进行统一立法建构。

环境司法专门化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加强生态环境法治建设是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环保法庭(生态环境保护法庭和环境资源审判庭的简称)作为环境司法专门化的一项制度创新,旨在提高环境司法效率和环境治理质量,但鲜有研究关注环境司法改革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鉴于此,该研究借助地方中级人民法院设立环保法庭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04—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环境司法专门化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环保法庭的设立对企业绿色转型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体现为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增强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该结论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机制分析表明,环保法庭的设立通过强化企业外部约束与提高企业内部动力双重途径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外部约束机制包括削弱政企合谋导致的治理失灵,以及增强社会公众对企业环境治理的软约束。内部动力机制包括降低企业绿色转型面临的融资压力,以及提高企业技术改进过程中的创新效率。③异质性分析发现,环保法庭的绿色转型效应对污染行业、民营企业以及有环保背景CEO的企业影响更为突出。该研究表明环境司法专门化对企业绿色转型的积极影响具有持续性,不会因为潜在的转型成本而挤出绿色创新活动,为企业绿色转型发展探索了一条激励相容的法制途径。因此,应持续深化环境司法专门化改革,加强跨流域、跨区域环境司法联动,探索司法、行政和社会组织协作模式,完善外部约束与内生动力相协调的综合治理机制,保持常态化外部压力的同时激发全社会生态环境共建共享共治的内生动力。

环境司法专门化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环保法庭的经验证据

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绿色创新具有重要影响。然而已有研究大多基于立法和执法角度展开研究,而对司法手段的作用效果关注较少。以各地级市中级人民法院分批设立环保法庭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研究样本,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法对环境司法专门化的绿色创新效应展开研究。研究发现,环保法庭设立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明显提升,且经过多次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通过渐进三重差分法探究环保法庭设立作用的边界条件发现,当企业为重污染行业和国有企业、所属地区法治化水平较低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较低时,环保法庭设立的绿色创新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企业绿色创新策略发现,一方面环保法庭设立诱发的企业绿色创新挤占了非绿色创新的资源,另一方面环保法庭设立对于实质性绿色创新和策略性绿色创新均有较强的促进作用。环境司法专门化是行之有效的绿色治理制度,补充了既有环境规制研究对于环境司法关注的不足,为推动中国形成全方位的环境法治体系,实现“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的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环保法庭何以有效?——能动司法视角下的实证分析

在推进环保法庭建设已经从司法政策被提升为国家政策的背景下,有关环保法庭的实际治理成效各方仍未形成共识,关键原因在于环保法庭提升地区生态环境治理绩效的传导机制不明。为此,该研究以能动司法理念为基本视角,提出法院与政府之间的“府院联动”和由环境司法推动的环境议题“社会关注度”提升可能是环保法庭产生实效的主要方式,并进一步细化为“政府关注力度”“政府规制力度”“公众关注度”和“媒体关注度”四条微观路径。实证部分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2011—2020年十年间135个中级人民法院环保法庭的设立对当地工业污染排放综合指数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设有环保法庭的城市的工业污染排放比未设立的城市低11.9%。中介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表明,“政府规制力度”和“媒体关注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传导作用。在发挥环保法庭环境改善功能的路径中,政府的“行”胜于“言”,且媒体舆论场的作用大于民间舆论场。异质性分析表明,2015年前后国家层面一系列加强环境法治的举措提升了环保法庭对于地方工业污染的治理效果,且环保法庭在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的作用更为明显。就影响路径而言,代表府院联动的“政府规制力度”路径影响较为稳定,而代表社会环境关注度的“媒体关注度”则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时空异质性。据此,该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提示学界基于新时代能动司法理念,加强对环保法庭外部性的研究;政策意义在于,强调在坚持中央环境司法政策的同时,适度推动地区环保法庭的设立,优化环境司法制度保障,完善各方主体相协同的环境治理机制,尤其是加强环境司法中的公众参与。

环境司法专门化能抑制企业“脱实向虚”吗?——来自环境法庭设立的经验证据

借助环境法庭设立的准自然实验,运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7—2022年的经验证据,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讨环境司法专门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法庭能够抑制企业金融化。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环境法庭会促使企业提高环保投资、加强绿色创新和开展绿色并购,进而抑制企业金融化。异质性分析显示,当法治环境较差、环境规制较弱和公司治理较好时,环境法庭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溢出效应分析发现,环境法庭既能抑制设立地区的企业金融化,还能抑制邻近地区的企业金融化。经济后果分析表明,环境法庭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能降低企业经营风险、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改善企业主业业绩。研究结论为司法部门推进环境法治建设、微观企业优化投资决策提供了经验参考。

流域生态环境法院的生成及进路

从生成动因来看,流域生态环境法院与现行跨行政区划司法机构的设立具有一定的耦合性,均是为克服司法地方化、保障司法公正而对我国已有的司法管辖制度进行的积极调适。但就法律属性而言,宜将流域生态环境法院定性为具有明确司法辖区概念,在体制上追求流域司法治理一体化,在司法组织系统中与地方法院相互平行的专门化司法机构,这是在保证我国现有审判组织体系稳定运行且降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修改难度的应然之举。由于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流域生态环境法院的设置亦应当有所依据。文章立足于我国流域司法管理体制实现逻辑转型所依附的法理与事理,通过追根溯源的方式,分别从必要性与可行性两个维度对流域生态环境法院的创设进行了基本证成,确保流域生态环境法院的创设既符合司法本身的运作逻辑,也能充分回应流域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在流域生态环境法院的建设进路上,需从“表”与“里”两个层面加以推进。其中,“表”为外观,关涉的是流域生态环境法院如何建制的问题;“里”为内核,勾勒的是流域生态环境法院如何运行的问题。

环保法庭的设立是环境治理的有效机制吗?——基于企业绿色并购的实证研究

寻求有效机制解决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是实务界与理论界的共识,那么研究环境司法强化能否推动企业绿色成长,进而成为环境治理的有效机制?基于2003—2020年上市企业并购事件数据,以我国环保法庭的设立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其对企业外延式绿色成长——绿色并购的影响。研究发现,中级人民法院环保法庭而非高级人民法院环保法庭的设立有助于推动企业进行绿色并购。机制检验发现,环保法庭的设立提高了司法惩治力和公信力、增强了公众环保意识,从而对企业形成环保约束。进一步检验发现,绿色并购具有绿色整合效应并提高了企业的绿色绩效,与其他治理模式相比,绿色并购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具有长期性,且能够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赢”,但绿色治理的宏观转化效应有待提高。

黄河流域环境犯罪案件鉴定意见的审查与认定——以20份裁判文书为分析样本

鉴定意见在黄河流域环境犯罪的证明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审查与认定时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鉴定人出庭率较低、鉴定意见审查形式化、对鉴定意见异议说理不充分等。其原因主要在于:高质量的鉴定机构缺失及现有立法不足导致鉴定人出庭率低,鉴定意见证据定位不清及法官专业知识限制导致审查形式化,自由裁量权扩张及形式化审查模式导致裁判文书说理不充分。要破解当前困境,需推动鉴定机构提质增量,改变原有鉴定人出庭模式。进一步端正法官对鉴定意见的证据定位,依托互联网打造新型司法鉴定平台及科技法庭。此外,还需不断增强法官的说理意识与能力,尝试形式与内容并审模式,正确发挥鉴定意见在打击黄河流域环境犯罪中的应有作用。

长江流域环境司法保护的现实困境与发展进路

《长江保护法》实施以后,长江流域各省在环境司法保护工作上有了一系列新发展和新举措,包括对流域环境司法体制和司法权运行机制的探索等。但长江流域环境司法在理念上、体制机制上以及审判实务上仍面临着亟待解决的问题,长江流域环境司法理念的转变,相关体制机制的完善,审判指导的规范化成为必然要求。设立长江生态法院虽然还面临一些障碍和困难,却是长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现实需要,对其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践证成有助于理顺长江流域环境司法保护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加强长江大保护的司法合力。

宪法环境权的行政诉讼可诉性:法国模式与中国路径

可诉性是证成宪法环境权基本权利属性的必要条件之一。在“法律屏障理论”的框架下,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在“鸟类保护同盟案”等判例中,将《环境宪章》与法律结合审查法令,使宪法环境权具有“结合可诉性”;在“安纳西市镇案”等案例中认为具体化法律缄默时,《环境宪章》具有直接审查法令的附条件“单独可诉性”;在“独立基因工程研究与信息委员会案”等判例中越过法律或依据《环境宪章》废除法律,使宪法环境权具有“单独可诉性”。至此,最高行政法院证成了宪法环境权在行政诉讼中具有可诉性的论断,填补了宪法委员会违宪审查后劲不足的缺陷。我国亦可在行政诉讼中建立相应的诉讼理路,但针对宪法环境权固有的内涵模糊缺陷以及行政法院进入违宪审查领地的尝试,应持高度谦抑的立场。

实施《长江保护法》的司法导向——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政策的分析

《长江保护法》是中国第一部流域法律,也是长江绿色发展的法律基础。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政策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长江保护法〉的实施意见》以及《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十大典型案例》总结了长江流域司法实践经验,指出今后长江保护司法格局的重点领域和走向。司法政策提供了新的生态环境案件类型,示范了多样化的环境资源诉讼程序,对提升《长江保护法》的适用性有司法指引意义。未来司法政策还需完善气候变化类和环境治理服务类的典型案例,推行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补强环境公益诉讼的作用。

环境司法专门化视阈下环境法庭之检视与完善

随着环境问题日益凸显,我国积极推进环境司法专门化进程,从最高人民法院到基层人民法院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法庭体系。这一体系由环境保护审判庭、环境保护合议庭、环境保护巡回法庭以及为数不多的基层环境保护派出法庭构成。目前的环境法庭主要采用"三加一"模式、"三合一"模式、"二合一"模式以及单一模式等四种审理方式,在缓解环境案件审判压力、公正审理环境案件、推进环境公益诉讼、提高环境司法水平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亦应注意到,现有的环境法庭存在诸多问题:基层人民法院缺少法定权限,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缺少设立环境法庭的程序性依据,致使法律依据不足;缺乏合理的机构建制,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制度不甚科学;受案范围有限和受害者起诉意愿不足,致使案源不足;特别程序缺失,监测评估机构缺乏中立性,审判人员专业性不强,致使支持保障机制不健全。为此,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的环境法庭:首先,为环境法庭建设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规范环境法庭的设立、职责定位及基本权限等事项,将环境法庭建设全面纳入法制轨道;其次,健全环境法庭体系,着重健全环境法庭审级设置,同时完善地域管辖;再次,改进审判模式,健全"多审合一"程序;再次,拓宽案件来源,合理确定环境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扩大受案范围,完善鼓励起诉机制;最后,完善支持保障机制,针对一审程序设立专业陪审员,针对二审程序设立专家委员会。

环境司法“三审合一”的检视与完善

为了全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我国需要将传统的民事、行政、刑事审判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实行环境司法"三审合一"。"三审合一"有利于统一环境资源案件的裁判尺度,实现环境资源案件的优质高效审理,维护环境资源案件当事人的权益,对环境资源形成全方位、综合性的立体司法保护。这一审理模式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取得了较大进展,同时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如诉讼程序的实质整合程度有待提高,案件审理的合法性与专业性不足,判决的适当履行存在困难等。为了完善环境司法"三审合一"模式,需要积极探索环境资源案件分类审理程序,合理设置环境资源专门审判机构,建立健全适应环境资源审判需要的法官队伍和专家队伍。

环境审判专门化的分析与展望——以我国环保法庭模式为切入点

由于环境案件在法律上和技术上的特殊性,环境审判专门化成为司法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就我国现实状况而言,环境纠纷与日俱增但诉讼极少且无力救济公民权利,审判机制受到多方因素影响而无法正确审理案件。为了应对环境审判的紧迫形势,我国采取环保法庭的专门化审判模式进行试点,不仅具有法律上的依据,而且体现出诸多的优越性。但作为一种新生的审判机制,环保法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亟待完善。当然,环保法庭并不是司法推动环保事业的唯一方式,深入探索设立环保法院或者利用现有专门法院等有益途径,可以进一步实现环境审判专门化的目标。

环境公益诉讼的性质识别、原告寻找与审理机关专门化

环境公益诉讼因缺乏有力立法支撑,处于一种司法实践先于立法的混乱局面。从对2007年—2012年国内公开报道的30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司法裁判文书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环境公益诉讼无论诉讼目的还是救济方式均不同于传统诉讼,它是在原有诉讼体系上"重生"的一种新型诉讼;为实现维护环境公益的目的,这样一种新型诉讼的原告资格应赋予公民个人、环保团体、环境行政机关及检察机关,并且应由专门审判机关进行审理。

论法院处理环境纠纷案件中的司法能动

司法能动是法院在案件审理中,不因循先例和遵从成文法的字面含义进行司法解释的一种司法理念以及基于此理念的行动。我国法院在发挥司法能动性,处理环境纠纷案件方面作出了大量努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司法保障。但法院在发挥司法能动性处理环境纠纷案件中仍然存在较大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把握法院在环境纠纷案件处理中司法能动的向度,落实司法独立,引导法官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努力培养环境司法专业人才,发挥法官适用法律的能动性。

林事纠纷司法解决机制的问题与重构

林事纠纷包括林权纠纷和森林资源保护纠纷。林事纠纷的特点决定其司法救济应当有特殊的制度安排。目前我国林事纠纷的司法解决机制存在诸多问题,影响了林事纠纷的公正有效解决。林事纠纷司法解决机制重构的方向是司法专门化,建立不同于森林法院、林业审判庭的环境法院,以应对林事纠纷对于程序的特殊要求,减轻普通法院的工作压力,满足特殊价值保护的需要。新型林事纠纷司法解决机制的基本内容体现为:组织结构的相互配合,管辖范围的一体化,程序机制的一体化和政策形成机能的发挥。

我国环境审判专门化的探索与发展——基于环保法庭的法律分析

环境审判专门化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我国设立的各种环保法庭是对环境审判专门化的有益探索。但是我国的环保法庭还存在审判模式不统一、管辖权缺少法律依据、组成人员不专业等问题。环境审判专门化的制度建构应该从合理确定环保法庭的管辖权和受案范围、放宽原告诉讼资格推进环境公益诉讼、实现环保法庭组成人员的多元化、促进环保法庭诉讼与非诉讼程序的衔接等方面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