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破坏型环境侵权的理论归属与类型划分

一直以来,环境侵权的理论与实践存在结构性缺失,表现在理论上以环境污染为中心的研究展开和实践中以污染应对为中心的制度实施,致使生态破坏型环境侵权归属不明、内涵不清,其根源在于长期以来以环境污染为认识论起点的思维惯性、基于生态破坏行为特殊性的理论迷惘以及受行政管制强势地位影响的认知误区。应在厘清生态破坏型侵权与环境污染型侵权差异性、与环境侵权本质法理一致性以及基于一致性衡量的差异性消解的基础上,提出生态破坏型环境侵权的理论归属。在其内部救济问题上,根据生态破坏行为致害机理的阶段性和损害对象的差异性,面向不同层面所涉及的多层次利益格局,将生态破坏型环境侵权划分为要素减损、功能退化、私权损害三个基本类型,并提出相应的救济思路,以实现对环境侵权现存结构性缺失的弥补与完善。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实践检视与制度优化

从损害救济转向风险预防是环境社会共治的必然趋势。在此语境下,我国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也逐渐从以事后损害赔偿为中心的补偿型公益诉讼,向以事前风险防范为目标的预防型公益诉讼延展。聚焦司法审判实践、考察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运行现状及实践困境、探索契合该类诉讼特点的制度优化路径,有助于增强公益诉讼的预防功能。具体包括:拓展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救济范围,将纯粹生态环境风险以外的环境健康风险也纳入法律规制范畴;优化“重大风险”的司法认定规则,完善环境质量标准与风险评估机制,特别关注人体健康的保护需求;合理分配双方当事人的证明责任,厘清“关联性”与“因果关系”之证明差异,适用“优势证据”证明标准减轻原告的举证负担。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司法适用困境的对策研究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创新性地将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以法典的形式确定为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弥补了生态环境破坏后法律救济的缺陷,但该责任在适用上存在诸多困境:一是目前有关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法律规定较少;二是生态环境的损害事实认定存在困难;三是生态环境修复目标不明确;四是生态环境修复辅助措施不健全。对此,需要完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立法、健全环境损害认定和评估机制、明确生态环境修复的目标以及健全生态环境修复辅助措施。

环境侵权因果关系推定的实践困境与改进建议

环境侵权中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存在逻辑漏洞,原因在于对“推定”这一法律术语的理解存在误解。推定通常具有“假设”和“推理”两种含义,分别对应的逻辑结构具有本质差别,从而影响不同逻辑结构下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导致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混乱。在环境侵权领域,要逐步放弃举证责任倒置的思路,转向真正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推定,防止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的不稳定。与此同时,在部分案件中也可以采用比例因果关系的做法回避证明责任的适用。

气候变化诉讼的侵权事实认定:困境、架构与进路

气候变化诉讼是全球气候治理的有效工具,也是对责任主体违反国际气候法义务或国内法义务等行为的维权途径。其中的气候侵权事实认定是气候变化诉讼的焦点与难点。气候变化诉讼中的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交错、请求权基础的多元、气候科学问题以及因果关系认定等都是事实认定面临的困境。全球实践表明,气候变化诉讼的侵权事实认定存在抽象与具象的双重模式。二者在法院对证据的审查、诉讼请求以及当事人证明负担等方面都不相同,事实认定的逻辑分别适用公法与私法的认定思维。在要件事实方面,二者分别对应着气候侵权“风险”与气候侵权“损害”的证明要求与责任承担方式。基于此,气候变化诉讼的侵权事实认定应从三方面予以改进。在主体方面,应构建法官对气候变化的理性认知体系;在客体方面,应完善事实认定的实体规范与程序设计;在行为方面,应重构证据审查体系与证明责任体系。

光污染侵权行为的法律界定及责任——以判例结果为视角

近些年光污染侵权案件频发,我国环境法对光污染宽泛笼统、概括性的规定存在一定局限性,光污染防治专门立法缺位弊端日益凸显,多数光污染侵权案件中受害者在寻求救济时缺少精准的法律适用依据以及相应认定标准,进而使举证困难,增大了败诉风险。光污染侵权行为的认定应结合公众可容忍度与客观科学标准,司法办案应坚持环境法社会公益价值取向,立法层面应建立和完善光污染防治的单行法规及其相关防治制度,为光污染侵权案件裁判提供有效的解决思路。

试论环境侵权案件下的责任构造与救济机制

党的二十大召开以来,党中央顺应时代发展和人民期盼,高度重视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位,更加注重发挥司法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本文拟以环境侵权案件为出发点,结合博弈论的观点厘清环境侵权案件中的举证责任与因果关系构造;同时对环境侵权案件中的法理与实务操作进行检视,结合政府规制、替代性补偿、企业合规等视角,为环境侵权的损害后果提出可行的救济路径。

环境法典编纂背景下生态破坏案件“全链条追责”规则的适用

特大非法捕捞长江鳗鱼苗公益诉讼案正式确立了生态破坏案件的“全链条追责”裁判规则。在当今编纂环境法典的背景下,“全链条追责”规则契合保护环境与推动绿色发展的时代要求,对分析生态破坏案件中利益链条的形成条件以及链条上各主体的责任认定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作为新兴的裁判规则,“全链条追责”在适用过程中存在制度供给不足、缺少体系性以及责任认定标欠缺的具体性和明确性等问题,需要从公法和私法的双重维度,全面深入分析“全链条追责”的归责原则、行为要件、因果关系以及损害结果等核心要素。在立法层面,应建构更为完善的责任理论,统筹设计责任体系;在司法层面,需明确“共同性”这一关键概念,避免司法适用的僵化。

环境质量标准能否作为排污者主张合规抗辩的依据

关于环境质量标准能否作为排污者主张合规抗辩的依据,要立足于我国现实的立法基础、司法实践、不同类型污染的内在特征和规律。在拟制型污染侵权中,环境质量标准不能作为排污者主张合规性抗辩的依据。在实质型污染侵权中,排污者可以排污行为符合环境质量标准而从因果关系方面否认侵权责任的构成,环境质量标准作为排污者不承担侵权责任的理由主要体现在实质型污染侵权中。

侵权责任法与环境法的对话:环境侵权责任最新发展——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章

责任社会化不是解决生态损害救济唯一路径,对于生态损害,强化环境法的预防功能固然重要,但侵权责任法的二次规范作用不可或缺。违法性不能成为环境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侵权责任法》继续沿用《民法通则》环境侵权违法性标准是错误的。对于环境共同侵权行为人,原则上应负连带责任;如果行为人能够证明自己的行为对损害的作用程度较轻的话,可以按照该程度承担分割责任。

环境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

环境民事侵权责任以无过错为一般归责原则。如何预置相应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通过决定败诉风险的承担者 ,将利益和不利益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做有效且合理的分配 ,以确实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是保护环境民事权利的关键所在。环境民事诉讼从保护原告人的利益出发 ,需要为受害人特别设定证明标准 ,该标准并非民事证据法上的一般盖然性 ,而应当是低于民事证据法上的一般盖然性的特殊标准。在此思想指导下 。

日本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研究

公害是由于社会发展不平衡,导致对人们生活环境的破坏而产生的,目前,已成为侵权行为类型中最重要的一种。日本的判例与学说认为,在因环境公害纠纷而引起的民事诉讼中,被害人可以以公害为理由请求侵权人承担损害赔偿和请求停止行为民事责任。这一见解,对完善与发展我国环境侵权行为民事责任的立法和我国环境公害的司法救济制度,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环境侵权的微观与宏观——以《侵权责任法》为样本

《侵权责任法》关于环境污染责任的规定体现了环境时代法律的"绿化"需求,但并非完美,除了未将生态破坏行为纳入到环境侵权外,还存在着未区分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应适用何种归责原则、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规定过于粗放以及数人环境侵权责任划分不明确等问题。因应环境议题的特殊性,制定专门的《环境侵害救济法》,全面规定环境侵害的民事救济、社会化救济、行政救济以及纠纷解决机制尤为亟需。

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因果关系推定

由于环境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的特殊性,法律规定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实行因果关系推定。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因果关系推定是指法官根据法律规定,从已知的基础事实推定环境加害行为与环境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并允许当事人提出证据予以推翻的规则。实行因果关系推定,实质上是直接将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的证明责任分配给加害人。受害人证明基础事实的方法有很多,但标准只有一个,即须达到高度盖然性。加害人对基础事实的反驳属于反证,而对推定事实的反驳则是本证。开展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因果关系推定讨论,对建立我国环境侵权诉讼理论体系以及实务操作有重要意义。

环境侵权的归责原则

环境侵权的出现发展了传统侵权行为归责原则,各国逐步采用了无过错责任作为环境侵权的归责原则。但由于环境侵权的多样性、特殊性和复杂性,无过错责任原则不能完全适应变化多端的环境侵权类型,应当建立起以无过错责任为主,公平责任、风险责任和过错责任为辅的归责体系,方能适应现实生活需要。

我国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协调和拓展——以民法学与环境法学的沟通为视角

随着环境污染事件的频繁发生及其影响程度和范围的扩大,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突出社会问题,相应的责任问题日益受到民法学和环境法学的共同关注和重视。但是,两个学界对于环境污染侵权责任问题存在不同的法学视阈。我国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立法采取的是民事立法和环境立法的双轨制,并在一定程度上分别反映了民法学界和环境法学界的理论研究成果,两个学界之间的沟通成为促进我国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协调性和统一性的重要保证。与此同时,面对环境本身受到污染或破坏的民事责任问题以及新型环境风险侵权责任问题的双重挑战,我国环境法学与民法学需要进行更深入和更广泛的对话,以拓展我国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制度。

农业环境侵权与农业环境责任保险探索

农业环境侵权是指因农业生产活动致使自然环境污染或破坏,并因而对他人人身权、财产权造成损害或有造成损害之虞,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为农业环境侵权救济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依据,阐述了我国农业环境侵权的内涵及特征,探讨了农业环境责任保险作为农业环境侵权的救济方式,并提出了构建我国农业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途径。

论环境侵权责任社会化救济的理论依据及其实现途径

环境侵权行为具有主体不平等、危害范围广泛、间接潜伏、原因多元、价值正当等特点。环境侵权行为具有社会性,环境侵权损害往往是严重的社会性权益损害。环境损害的受害人不仅应该从加害人处获得传统意义上的损害赔偿,基于环境侵权行为的社会性,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受害人应该而且能够通过社会途径获得补偿。比如环境责任保险制度,财务保证制度,行政补偿制度都是通过社会化的方式使受害人及时充分的获得救济。

环境侵权责任的构成:解读新《环境保护法》第64条

新《环境保护法》第64条首次从环境基本法的角度与《侵权责任法》对接,对环境侵权责任构成条件进行立法。环境侵权责任构成条件,包括环境侵权行为、损害以及因果关系,但不包括违法性要件,这终结了自1986年《民法通则》实施以来产生的是否包括"违法性"要件的争议。新《环境保护法》延续《侵权责任法》对环境侵权责任构成条件割裂式的处理,环境污染适用特殊侵权责任构成条件,生态破坏适用一般侵权责任构成条件,这对生态破坏受害人的救济构成实质障碍。应依据《侵权责任法》第7条,制定生态破坏责任适用特殊侵权责任构成条件的单行法,使环境侵权责任适用统一的构成条件。

“企企合作”模式下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民事侵权责任探究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作为污染治理的新模式,在实践中遇到了许多问题,法律责任如何承担即为其一。本文选取了"企企合作"模式下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的民事侵权责任作为研究范畴。在类型化分析后发现,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侵权责任承担的症结在于无过错责任情形下,污染责任的承担对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产业具有抑制作用。为了弥补该不利影响,本文提出建议:实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建立环境服务企业损害赔偿基金;给予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政策支持;完善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合同的责任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