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设立促进了企业环保投资吗?

推进绿色金融发展是培育经济新动能、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的重要举措。本文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分批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建立渐进倍差模型,基于2014至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设立对企业环保投资规模和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设立显著提高了企业环保投资规模,对环保投资效率的提升主要体现在环保投资不足型企业上。机制检验表明,绿色金融创新试验区设立对企业环保投资规模和效率的影响,主要通过要素市场发育程度、环境规制和董事长环保背景进行传导。异质性分析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设立对企业投资规模和效率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区这种效应更为显著。

《资源税法》实施对资源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2020年《资源税法》正式实施,其作为我国绿色税制的重要组成将从价计征改革成果上升固化为法律制度,开启我国经济绿色发展的新篇章,因此有必要对《资源税法》的实施效果进行分析。本文基于2013~2022年中国上市资源型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资源税法》实施对资源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资源税法》的实行,显著促进了资源型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机制检验表明《资源税法》的实施有助于增加资源型企业的研发创新投入,进而对资源型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起到激励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资源税法》的实施对中部和东部地区、国有资源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更明显;相较于绿色实用新型专利,《资源税法》的实施对资源型企业绿色发明专利的边际贡献更大。未来《资源税法》可以从增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入的激励性政策、促进资源税与财政税收政策协调配合、实施差异化的税收优惠等方面进行完善。

混合所有制改革能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既定的资源约束下,不同类型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的战略意愿与动力明显不同,因此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视角深入剖析如何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意愿与动力成为重要研究议题。该研究以2013—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实证研究样本,考察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混合所有制改革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在考虑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2)内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主要通过强化内部控制水平、提高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促进企业环保投入的三重机制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即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公司治理效应、利益相关方价值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3)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低市场化程度地区、竞争强度更大行业和环保敏感度更高行业中,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4)进一步分析表明,非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且经济后果检验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通过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最终提高企业财务绩效。该研究为深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绿色价值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分类推进不同类型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供理论参考。

混合所有制程度、环境监管强度与企业环保投入

混合所有制改革旨在提高中国国有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和治理水平,是中国国有企业当前改革的重点和关键。立足此背景,本文手工整理了企业环保数据,基于2008—2019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样本,系统考察了混合所有制程度对环保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混合所有制程度与环保投入呈负相关关系,即混合所有制多样性越大、融合度越高,环保投入越少;而政府环境监管强度起到了调节混合所有制程度与环保投入负向关系的作用。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混合所有制程度通过强化融资约束来抑制国有企业的环保投入;区分环保投入类型,混合所有制程度对不同类型环保投入均存在抑制作用;区分行业污染程度,混合所有制程度的抑制作用在重污染行业中更高;区分混合主体参股程度,外资、民营参股程度越高,环保投入越低;区分国有企业层级,混合所有制程度的影响在中央企业中较小。本文从环保投入的角度揭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可能引发的微观影响及其应对思路,并进一步为监管机构和投资者提供了有益启示。

国有资本参股如何影响民营企业环保投资

当前,民营企业绿色发展突出问题较多,国有资本参股能否改善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值得关注。基于2007—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有资本参股能够提升企业环保投资强度,且通过传递正面信号激励、提高投资效率以及强化社会责任履行,提升了民营企业环保投资强度。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资本参股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外部有力的制度要素安排,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具有碳排放交易试点、政府环保政策强度较大的地区,国有资本参股能够引致民营企业环保投资更大的“加速度”。因此,相关政策设计宜关注降低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的代理成本,确保民营企业的环保投资收益;鼓励国有资本扩大参股民营企业的范围并实施企业优选策略,进一步激发民营企业的环保投资潜力,促进民营企业绿色发展。

中央环保专项资金管理变化发展趋势及对项目管理的影响分析

首先提出将财政专项资金的分配放到"规划-投资-资金分配-项目实施-绩效管理"的总体财政投资管理体系中进行定位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在设立方向、分配方法、集中支持、注重绩效、多方监管等方面的管理现状和发展趋势,进一步分析出这些变化对项目管理带来的相应变化以及相关建议,对加强财政环保项目的管理提供借鉴。

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方案及其经济性分析

为了应对大气污染物排放问题,燃煤电厂正逐步实施超低排放改造。本文论述了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关键点,包括边界条件、运行现状、脱硝改造方案、除尘改造方案、脱硫改造方案和风机改造方案等,阐述了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的主要技术路线,统计分析了其在已实施项目中的应用情况,以及超低排放改造的投资成本、运行成本、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分析结果表明:超低排放改造技术路线的选取与投资成本间不存在明显规律,技术路线的选取应结合机组实际情况,综合比较其技术经济性后确定;燃煤品质越好,机组容量越大,超低排放改造的单位投资成本越低,经济和环境效益越显著。

环境污染治理投入与环境污染——基于内生增长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文章通过构建一个包含最终产品生产部门和人力资本开发部门的内生增长模型,发现在均衡经济中存在最优的环境污染治理投入,以此通过实证来检验环境污染治理投入与环境污染之间的联系。结果表明:(1)环境治理公共投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倒U形曲线;(2)我国环境治理投资在GDP中的比重超过1.8%时才能遏制环境污染加剧的情况。进一步,发现"分权通道"不利于环境污染治理投入发挥其治理环境污染的作用。

京津冀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为治理京津冀地区的环境污染,政府正在不断增加京津冀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问题引发了专家学者与管理当局的广泛关注。本文运用EBM超效率模型对京津冀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进行系统地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呈逐年递减趋势,其纯技术效率总体上不高,规模效率一直在下降,总体效率较低。然后分析了京津冀地区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发现科技水平、资金管理水平和环境政策对京津冀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有着不同的影响,并做了具体的分析,结果显示,科技水平越高、资金管理越完善、环境政策越合理、环保产业自身发展水平越高,京津冀地区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值就越大。

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对重污染行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2015年开始实施的新《环境保护法》为识别环境规制与重污染行业公司投资效率之间的因果效应提供了准自然实验环境。利用这一外生冲击,本文以2011-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对重污染行业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渠道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新《环境保护法》实施显著提高了重污染公司的投资效率,且是通过抑制投资过度而非改善投资不足达成的。区分公司规模、产品市场竞争和法律环境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新《环境保护法》提升重污染公司投资效率的效应仅在大规模公司、竞争性行业和法律环境好的地区显著。拓展性分析结果显示:增加重污染公司面临的风险是新《环境保护法》实施提高投资效率的重要渠道机制。

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投融资思路与建议——对《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解读

创新、拓宽水环境保护领域投融资渠道,是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保障国家水安全的关键环节。研究结论表明,水污染防治领域成熟稳定的财政资金投入机制匮乏、中小环保企业水环境治理项目融资存在制约瓶颈、社会资本水污染治理投入盈利机制不健全等是关键制约因素。鉴于此,文章提出了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投融资思路和具体建议:整合设立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以建立政府常态化投入机制,设立政府主导的环境保护基金以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建立社会资本水污染防治项目资金投入回报机制以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创新环境金融服务、发挥市场融资作用以提升水污染治理企业或项目融资能力。

中美环保投资的对比研究及经验借鉴

本文通过对中国和美国环境保护财政投资的现状横向比较,指出我国环保投资存在规模小、历史欠账多;资金来源渠道较窄;投资结构不合理,没有形成合力;投资效率不高等问题,进而提出完善我国环保投资的政策建议:积极拓宽融资渠道,增加全社会对环保领域的投资;整合专项资金、调整投资重点,构建合理的环保投资结构;夯实环保基础研究,完善环保投资保障机制。

国外环保投资基金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环保投资基金在国外不断发展壮大,主要模式有政府引导型基金、风险投资型基金和股票投资型基金等。外国政府制定政策支持环保投资基金的发展与运作,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明确基金的管理权限,制定严格的基金项目选择标准,实现环保领域投资多元化。我国应借鉴国外经验,通过设立政府引导型环保基金、制定环保基金的优惠政策、制定环保基金投资规范和扩展环保基金投资领域等方式,发展我国的环保投资基金。

关于深化环保投资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

在分析现行环保投资体制改革进程的基础上，提出了深化我国环保投资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基本内容及其外部条件。为了保证足够的环保投入，提高环保投资效益，当前，政府部门应抓住改革的有利时机，稳妥、适时和有重点地推进环保投资体制的深化改革。

全球治理视野下环境保护与国际投资体制的冲突与协调

随着全球治理的格局发生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全球治理事务中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环境问题是需要各国共同协作全球治理的重要领域。在国际投资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上,应在保护外国投资者利益与保护东道国公共环境利益之间实现平衡。中国应顺应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政策趋势,在全球治理体制发生重要变革的背景下,积极参与、推动和引领国际投资新规则的制定,实现国际投资体制中国家和投资者权利的平衡。

我国科技金融政府促进体系构建研究

科技金融市场机制存在失灵问题,导致科技型中小企业难以筹集到足够的发展资金,因此需要政府相关部门构建科技金融政府促进体系,充分发挥资金支持功能、投资引导功能及环境优化功能,以弥补市场失灵,将政府促进机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共同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促进其全面发展。

薪酬—级别倒挂与公司环保投资——基于国有企业集团的经验证据

如何推动公司积极参与环境治理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关注的重要话题。本文以2015—2019年国有企业集团下属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公司高管与所属集团负责人的薪酬—级别倒挂对公司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薪酬—级别倒挂程度越高,公司的环保投资水平越高。上级目标迎合动机和自我价值实现动机是上述作用的主要机制。进一步分析表明,处于重污染行业、位于环保重视程度较高或环境污染程度较高地区的公司,越有可能出现上述现象。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公司环保投资的动因研究,还为理解国有企业薪酬制度改革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视角。

我国绿色证券投资基金绩效分析

当前,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已成为推动绿色经济快速发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途径。着眼绿色基金领域,通过分析基金重仓股明细,以及进行单因素评价模型的实证检验,探究我国绿色证券投资基金能否兼顾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重目标。结果显示,部分样本基金没能很好地执行投资策略,需调整资金配置,增加对绿色环保相关行业的投资;大部分样本基金在剔除掉风险因素的风险调整后收益的对比分析中,表现出了较强的获利能力,基金管理者市场调整和分散风险的能力较强。综合来看,我国绿色证券投资基金未能兼顾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重目标,环境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为此,建议基金经理人对投资策略要充分予以执行,严格按照“绿色”标准选股投资;要进一步完善与绿色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相关的配套机制和法律法规,丰富和完善绿色证券投资基金评价体系;提高投资者对绿色证券投资基金的认可度,建立多层次多元化投资主体结构。

绿色金融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吗?——来自中国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证据

在“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背景下绿色金融如何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实现经济绿色发展是当前重点关注的问题。以2017年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为例,实证检验两者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显著推动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且有如下作用机制:一方面,通过资金配置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推动了企业绿色创新;另一方面通过提高地区环境约束力度,助力企业为缓解成本压力进而增加绿色创新的动力。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一关系随着企业特征差异的变化呈现出差异性,对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重污染企业,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的实施推动了其绿色转型发展。

建立环保产业基金 促进我国环保产业发展

本文通过对我国环保产业投资现状及其环保产业特点的分析 ,阐明发展适合我国环保产业的投资基金的可能性 ,论述了发展我国环保产业投资基金的现实可行性 ,说明发展这一投资方式将对环保产业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发展环保产业投资基金 ,是解决我国环保产业问题的有效突破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