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Equity Structure on Corporate Performance

Equity structure constitutes a crucial component of corporate internal governance.A scientifically and reasonably structured equity system aids in enhancing the level and efficienc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Through empirical analysis of data spanning from 2013 to 2022,the study aims to verify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equity structure on corporate performance.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enhancing equity concentration and balance positively impacts corporate performance,with this effect persisting over time.Consequently,optimizing the degree of equity concentration,shareholder types,and the board of directors’structure can assist enterprises in maximizing long-term value.

ESG表现如何赋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经济新发展阶段下ESG是可持续导向下企业运营的重要理念。在绿色发展导向下,如何将企业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ESG)等多重责任嵌入到企业创新体系之中,驱动传统创新向绿色创新与绿色发展转型,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焦点议题。本文以2011年—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上市公司ESG表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ESG表现驱动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区分ESG表现各类维度,企业环境责任、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表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均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2)内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ESG表现主要通过强化企业环保投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及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3)调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外部环境规制(环保补助与排污收费)与内部高管激励(薪酬激励与股权激励)在ESG表现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即在ESG表现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外部环境规制与内部高管激励制度具有外部的资源补偿效应、合法性倒逼效应以及内部激励效应。(4)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ESG表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在国有企业、通过国际ISO14001环境认证企业与制造业企业中更为明显。而且经济效应检验结果表明,ESG表现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助于企业改善经济绩效。本研究为绿色发展导向下强化企业ESG理念,基于可持续导向与企业社会责任融入企业创新体系驱动企业绿色转型发展,最终实现企业与社会环境的共生融合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股权激励对国企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

选取2014—2019年沪深混改国企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高管和核心技术及业务人员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结果表明:非国有股权制衡在影响高管股权激励促进创新投入的作用上表现为双重调节效应,在地方国企中更为明显。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高管股权激励与创新投入关系的影响因国企层级而不同,在地方混改国企表现为正向调节效应,在混改央企表现为负向调节效应。研究结论为高管股权激励通过公司治理渠道影响企业创新提供了证据。

会计信息可比性与相对业绩评价使用——基于股权激励契约的实证检验

本文主要研究会计信息可比性对股权激励契约中业绩评价方式选择的影响。根据监管要求,我国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须披露其行权条件,包括业绩指标及其评价方式等信息,据此可以获得上市公司是否采用相对业绩评价的显性信息。基于此独特数据,本文实证检验发现,公司的会计信息可比性与其股权激励契约行权业绩考核采用相对业绩评价的概率正相关;并且当会计信息可比性较高时,采用相对业绩评价的股权激励对公司研发创新的促进效果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还表明,当公司面临的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督较为严格时,会计信息可比性对股权激励契约相对业绩评价使用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本文研究结果意味着会计信息可比性有助于提高股权激励契约的有效性。

辅车相依:ESG实践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新发展阶段,可持续发展已然成为企业科技创新与转型发展的首要目标,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ESG)对企业高质量发展有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基于2009—2021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分析ESG实践对企业创新发展的作用机制,并探究宏观财税政策因素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分析结果表明:ESG实践对上市公司创新有正向影响;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政策均能正向调节ESG实践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异质性研究发现,财税政策对ESG实践与区域创新水平之间的调节作用强度总体呈现出东、中、西部依次递减的格局;进一步分析发现,ESG实践与企业持续性创新之间仍存在正相关关系。据此建议:政府应强化企业ESG理念和建设,规范ESG信息披露标准;根据企业变化动态调整宏观财税政策,并基于地区之间不同的发展目标,设计差异化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

公司掉队与相对业绩评价使用

掉队意味着公司在行业内的相对位置发生明显下滑,这既非时有发生的业绩下降,也非积重难返的公司危机。然而,公司在掉队情境下应如何应对以重新焕发竞争活力,在以往研究中较少被关注。本文以2005-2018年中国A股主板市场发生掉队的公司为样本,考察公司掉队前后相对业绩评价机制(RPE)的使用变化,发现公司在掉队后比掉队前更可能使用RPE。机制检验显示,掉队能够引发公司所有者的危机意识和变革动机,继而带来高管激励方案的调整;RPE能够以较低成本相对准确客观地提供监督所需信息,调动高管工作热情,满足所有者的监督和激励需求,因而在掉队后会比掉队前得到更多使用。结合公司未来经营结果发现,这一现象在未来成功摆脱掉队的公司中更为显著。本文对掉队情境下的RPE使用变化予以考察,对公司经营实践具有现实性启发。

高碳排放行业企业碳信息披露动机及经济后果研究——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16—2020年中国高碳排放行业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碳绩效、碳信息披露水平和企业价值的关系,揭示高碳排放行业企业进行碳信息披露的动机与经济后果。研究表明,企业碳绩效与碳信息披露水平呈现先降后升的U型关系,当企业碳绩效较差时,出于合法性动机考虑,碳绩效越差的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越高;当企业碳绩效较好时,出于信号传递动机考虑,碳绩效越好的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越高。进一步地,碳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具有两面性,碳信息披露的成本和风险会对企业短期绩效造成负面影响,但显著提升了企业市场估值,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此外,媒体监督对企业碳信息披露的动机和后果均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媒体报道能够提高企业信息传递行为的可见度,从而调节企业碳信息披露动机;媒体报道还能通过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降低企业和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代理成本,缓解碳信息披露对企业短期绩效的负面影响,增强其对市场估值的正向影响。本文为识别企业碳信息披露的不同动机,进而有针对性地引导企业主动、规范地披露碳信息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证证据。

医药CRO公司实施股权激励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本文深入探讨了股权激励在医药CRO行业中的重要性及其应用现状。首先,本文全面描述了医药CRO行业的现状,强调了该行业的高度竞争和专业化,以及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其次,介绍了股权激励的定义、目的和种类,着重强调了其在激发研发团队积极性、创新活力和提高企业绩效方面的作用。随后,文章深入分析了股权激励对医药CRO公司多个方面产生的积极影响,包括研发投入、项目进展速度、员工激情和企业绩效等。同时,提出了股权激励会面临的挑战,如股价波动、行业不确定性、监管变化、人才流失等,并提供了相应的应对策略。最后,本文展望了医药CRO公司股权激励的未来发展趋势,强调了数字化技术整合、全球化视野、个性化激励和高质量发展等方向。总体而言,股权激励在医药CRO行业中不仅是一种激励手段,更是推动企业实现长期发展的关键因素,为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

业绩型股权激励、行权条件与企业ESG表现

企业ESG表现颇受投资者关注,提升企业ESG表现以提高竞争力也逐渐形成共识。作为一种长期激励方式,股权激励如何促使高管提升企业ESG表现?为了研究这一问题,本文选取2008—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探究业绩型股权激励及其行权条件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业绩型股权激励显著提升企业ESG表现。当高管任期较长时,这一关系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行权业绩考核越难、行权等待期越长越有助于提升企业ESG表现,但行权有效期不影响企业ESG表现。上述研究结论有助于企业完善高管股权激励的契约结构,促进企业ESG表现的提升。

基于元分析的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

随着股权激励制度的不断发展,关于我国上市公司如何进行股权激励的话题引起学者们的重视,然而用传统的分析方法对中国情境下股权激励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的研究,至今尚未得出一致结论。鉴于此,本研究使用元分析(Meta analysis)方法,对股权激励水平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的60篇文献样本,174个效应值,以及股权激励模式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的27篇文献样本,90个效应值进行定量统计分析,以此得出关于股权激励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的阶段性定论。研究结果表明:(1)股权激励水平能够显著提升企业财务绩效;(2)分别实施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模式均对企业财务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股票期权的激励效果要优于限制性股票;(3)情境调节因素(股权激励的模式、企业上市板块)和方法调节因素(企业财务绩效测量指标、数据类型)能够对股权激励水平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产生显著的调节作用,而企业性质对二者关系不具有调节作用。从更加宏观的视角阐述股权激励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的内在机制,探究可能导致研究结论存在不一致性的潜在调节因素,以期为未来研究提供参考,并为我国上市企业建立更加有效的股权激励制度提供建议。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公司治理效应——来自高管薪酬契约调整的证据

公司治理是企业决策与行动的基础,研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是否有公司治理效应,有助于厘清试点政策对环境治理的作用机制。本文认为,试点政策打破了股东与高管之间的博弈均衡,需要对高管薪酬契约进行调整以达到新的均衡。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试点政策使企业调低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且在高碳行业中更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由于试点政策降低了企业业绩,为了提高企业绿色转型的内部动力,企业做出降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决策。研究还发现,试点企业采用股权激励的可能性更高,并且那些降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试点企业会有更多的绿色创新和更好的ESG表现。本文是对研究试点政策效果文献的补充,也能为如何激发企业环境治理的内部动力提供启示。

行权业绩考核、企业生命周期与股权激励效应

科学的业绩考核是有效激励的前提,既可能通过利益协同机制强化激励效应(利益协同假说),也可能通过降低风险承担而造成激励扭曲(风险规避假说)。本文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动态视角,考察了股权激励的行权业绩考核在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异质性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行权业绩考核总体上有利于强化股权激励效应,支持了“利益协同假说”;分发展阶段看,行权业绩考核的作用效果具有生命周期异质性。其中,成长期企业更适宜设置适中的业绩目标,成熟期企业更适宜设置严格的业绩目标,衰退期企业更适宜设置宽松的业绩目标。进一步研究发现,行权业绩考核可通过利益协同和风险承担两条潜在渠道发挥作用,但具体机制因企业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

税收优惠对企业双元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上市高新技术企业的实证研究

采用2009-2020年A股上市高新技术企业面板数据,实证研究税收优惠对企业双元创新绩效的影响并探讨公司治理机制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税收优惠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双元创新绩效,经过内生性检验后,这一研究结论依然有效。调节机制表明:股权制衡在税收优惠与企业双元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正向调节作用,政治关联对税收优惠与策略式创新绩效的关系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而股权激励的调节效应不显著。进一步分析中,税收优惠对非国有企业双元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要优于国有企业,为企业深入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和激发内部创新活力提供了指导。

上市公司高管激励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17—2021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将高管激励细分为高管薪酬激励、高管股权激励和高管在职消费,实证分析了其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高管薪酬水平提升能显著抑制企业盈余管理,即两者之间呈负相关;第二,高管持股水平的提升有利于抑制盈余管理,即两者之间呈负相关;第三,高管在职消费在一定水平下能够抑制盈余管理,但超过一定水平时反而会刺激盈余管理,即高管在职消费水平与盈余管理存在U型关系。

高管股权激励、R&D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

随着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创新成为企业获得持续竞争的重要来源,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增加创新研发投入来促进企业绩效提升,而高管作为企业创新研发投入的决策者起着关键作用。选取2012-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样本,运用多元回归和中介模型,就高管股权激励、R&D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以及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和R&D投入力度越大,企业创新绩效越好;高管股权激励有利于提高企业的R&D投入,且可通过R&D投入的中介作用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

高管股权激励、股权集中度与公司治理水平

以2016-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主要调研样本,实证分析了高管持股激励政策与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之间的关联。研究表明:高级管理人员股权激励机制对企业治理提升具有正向影响,控制权的比例在股权激励机制提升企业治理能力的作用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机构持股可以显著提升股权激励机制对企业治理能力的促进作用。

物流及国企混改效应研究——基于东航物流公司

2013年,我国提出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概念,并陆续发布了相关文件。我国企业混改的进程虽然平稳,成效显著,但也面临着许多问题,如企业混改的方向、“混资本”到“混资源”的转变等。国企混改已经进行了很多年,东航公司在2016年开始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股权转让、增资扩股和改制上市于2021年顺利上市。东航是国内唯一混改后成功上市的物流行业企业,被誉为“民航混改标杆”“航空混改第一股”。东航在混改过程中引入投资者改善公司股权结构的同时在内部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提高了公司的综合治理能力,为其他国有企业进行混改提供了借鉴。

基于“准自然”实验设计探讨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

股权激励作为一种被上市公司广泛采纳的公司激励方式,能够有效地结合股东与公司高管、核心员工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委托代理问题。自2006年以来,我国越来越多的A股上市公司公布了股权激励方案。其中,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为最主要的两种股权激励方式。然而,虽然有关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丰富,但目前的研究对此存在着不同的结论。基于不同的实证方法,已有研究分别得出了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呈正相关、负相关、不相关、非线性相关的实证结论。因此,如何更加精确的评估股权激励效应,最大化股权激励的作用对我国上市公司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选取我国2006-2018年间A股上司公司的股权激励、公司财务、公司治理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股权激励对于公司绩效的影响。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与双重差分法(DID)相结合的实证方法,有效控制不可观测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及自选择偏差。同时,通过分样本检验进一步探究了公司所有权性质、所属行业性质对于股权激励效应的影响。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1)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2)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股权激励效应更为显著。(3)相比于非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的股权激励对于公司绩效的正向影响更显著。(4)股权激励效应总体呈边际递减趋势。

股权激励、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

以2006—2008年公告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为样本,将股权激励水平、股权集中度和公司绩效视作内生变量,建立联立方程,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分析股权激励水平、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股权激励强度与公司股权集中度之间存在双向的影响关系,具体表现为股权激励强度越高,股权集中度越低;反之,股权越集中,则股权激励强度越低。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着内生性。(2)考虑到内生性的情况下,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并没有显著影响,而公司绩效对股权激励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公司绩效越好的公司越倾向于实施股权激励。(3)股权集中度对公司绩效没有显著的影响,公司绩效与股权集中度之间也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股权激励如何驱动企业研发支出?——基于股权激励异质性的视角

股权激励被视为解决研发支出中代理冲突的重要工具,但现有经验证据并不稳定甚至相互矛盾。基于股权激励异质性的视角,本文引入新的股权激励特征——股权激励价值的股价及股价波动率敏感性,考察股权激励对企业研发支出的驱动机制,并利用2006-2012年我国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进行检验。研究发现:股权激励对企业研发支出的驱动机制包含风险规避效应与激励效应两个相反维度,最终驱动方向与强度取决于两类效应的博弈;限制性股票的风险规避效应显著强于股票期权;股票期权的激励效应显著强于限制性股票;市场竞争程度、企业产权性质与授予动机对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两类效应产生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