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二病方》方剂与病类及病症相对应的思维特征解析

《五十二病方》基于“病类或病种-症状群或症状-复方或单药方”临床模式,具备了理法方药体系的基本框架,其方剂与病类及病症相对应的思维特征,表现为三个方面:集体表象、互渗律和原逻辑为特征的原逻辑思维应用;直观思维和表象思维为特征的初级逻辑思维应用;原始认知和实证使用的经验型逻辑思维应用。由此构建了初始的临床医学体系,医巫分道扬镳。这种方症对应的思维特征,直接引发创新性的逻辑思维,为辨病辨证论治的临床思维之缘起。

东坡书院述略:从苏轼与书院的关系谈起

苏轼在两次兴学运动中认为当“因循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今世,也即主张书院与官学并存;但是随着官学化运动的发展,苏轼转而支持官学的发展,甚至参与其中。这与他“学者,王者事也”的学校观有关。他认为,兴王化之教才是地方官员修建学校的目的,而官学与书院均为王化之所。目前统计的10所东坡书院,主要是后人崇拜苏轼,并以之为主祀对象的祭祀性书院,这也决定了这些书院呈现尽可能地追寻先贤遗迹,但又不完全是苏轼行迹过化之地的特点。在修建东坡书院祭祀苏轼的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与地域文化因素。如常州东坡书院的修建缘于晁子健看重家族和苏轼的交往,而惠州东坡书院的修建则与当地民众将平安的希冀寄托于苏轼祭祀有关。这些对于认识书院的形成机理有重要价值。

关学名儒王心敬的亲情诗探析

王心敬是清初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和诗人。在他现存的近七百首诗作中,亲情诗有六十余首,涉及母亲、妻子、兄弟和子侄,表达出夫妇和睦、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人伦风貌和光宗耀祖的责任与荣耀。其亲情诗运用比兴手法,善于将义理融于情景之中,语言朴实、情感真挚,体现出作为理学家的真儒硕士特色。

荀子《非十二子》思想解析

战国末期思想文化折中综合的趋势日渐显著,荀子是这一思想文化走向的典型代表。受稷下学风影响,荀子以儒学为基础,折中综合道家、墨家、名家、法家、兵家等思想观念,实现了先秦哲学史上的第一次批判综合。《非十二子》是一篇综合分析评论先秦诸家学说,特别是批判儒家思孟学派的论文。文中将当时先秦诸家很有影响的十二位代表人物,两两成对,分为六家,后称六家十二子,即它嚣、魏牟,陈仲、史鰌,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荀子逐一对他们的思想言行进行了分析、批判和总结,显示出荀子的学术立场及其与先秦思想史的关联。

《春秋》的“补敝起废”——《太史公自序》“余闻董生曰”新解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太史公”回答中大夫壶遂的那一段话,也被班固撰写《汉书·司马迁传》时全部转抄,两史连载,影响深远。但它应该是“太史公”所谓“余闻董生曰”的内容,整个都是援引董仲舒的,并非太史公本人的观点阐发。《春秋》“新王”受命而改正朔,制正月,不再奉周之正朔,重新建构出一个道统。《春秋》经虽非历史却能够创设历史,足以成一代之法统。历史的最高点不在现实的王朝更替中呈现,在《春秋》的经义之中历史才能达到境界升华。公羊学话语系统中的《春秋》绝不只是一部史书,而是一部阐发王道、揭橥正义的伟大经典,因而它超越了具体史实和繁琐事务,指向事情背后的意义、价值,具有形上高度和超越能力,却不“空言”,注重在“行事”中展开理性分析和思辨阐发,而成为一部典型的政治哲学教科书。

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文本性质探论

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皆以组诗的形式呈现,组诗前有一段关于作者或作诗背景的文字,其中有一些音乐术语,三篇竹书具有诗、书、乐三方面的特色,可能与《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乐家文献中的《雅歌诗》为一类,同为先秦乐家记录乐辞的文献。春秋时期诗、乐分途,诗家主要用“三百篇”文本,而乐家所用的诗文本不仅包括《诗三百》中的诗篇,可能有一些编《诗》未选的早期诗歌,还有一些春秋晚期和战国的新作。

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穷而后工”意涵再探

“穷而后工”作为古典诗学中的重要命题,学界对其理论文脉、思想渊源、学理依据、关联命题、后世接受、域外影响、作家个案等方面皆不乏析论,然却未及细致梳理《梅圣俞诗集序》文本的历史语境和该命题的原初意涵。从语义分析和知人论世的角度重新观照此命题,可掘发出其中潜隐的丰富内蕴。“穷”不仅关涉物质境遇,更指向政治仕途,其语义指涉的变化与欧梅二人的政治身份密切相关;“工”不仅指诗歌的技艺之高、言辞之好,更指思想意旨的风雅之正。梅尧臣“穷且工”形象的建构,不仅与其自身的诗歌书写有关,亦有赖欧阳修的一再置评。

唯物辩证法视域下的荀子“名”学研究

“以类行杂,以一行万”体现了荀子的“名”学思想,而“终始若环”的思辨结构则是荀子“名”学的方法论基础。荀子“名”学贯通自然与社会两大领域。在自然领域,“名”体现了心知对自然万物之关联的描述活动,“别名”要在“共名”的统摄下来领会,“共名”又在“别名”中呈现自身;“共名”为“始”,“别名”为“终”;“共名”言其一体性,“别名”言其差异性,两者是“始则终、终则始”的环之两端,是一种双向关系。“单名”和“兼名”揭示了心知的扩展方式和无限进程。在社会领域,“名”体现为伦理秩序的“构建”活动,这在荀子“执神而固”的思想中得到了揭示。“执神而固”开显了“心知”与“现实”同构运行的境界,“执”即“共名”从自身出发展现为“别名”的进程。所谓“固”,即心知的运行贯彻在伦理秩序的“构建”活动中。

畲药十二时辰醇提物外用对大鼠佐剂性关节炎的抗炎作用研究

目的:探讨畲药“十二时辰”醇提物外用对类风湿性关节炎模型大鼠的治疗作用。方法:SD大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模型组,高、低剂量十二时辰治疗组和阳性对照组。采用大鼠右后足趾皮内注射完全弗氏佐剂制作类风湿性关节炎模型,致炎后采用十二时辰醇提液浸泡涂抹方式给药,模型组及阳性对照组分别给予生理盐水或扶他林涂抹,持续给药28 d。于给药前和给药后每7 d测定足趾容积,给药结束,HE染色检测各组大鼠的组织病理学改变,Elisa方法测定血清IL-1β及RF含量。结果:模型组大鼠在各时间点的足趾肿胀度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P<0.05),血清IL-1β及RF含量显著升高(P<0.01),足趾关节病理破坏明显;高剂量十二时辰醇提液外用可显著降低大鼠的足趾肿胀度(P<0.05),降低血清IL-1β及RF含量(P<0.01),改善关节病理损伤。结论:畲药十二时辰醇提液外用可降低佐剂性关节炎大鼠足肿胀,改善病理损伤,降低血清炎症因子IL-1β及RF含量。

“耳铸公剑”铭铜剑的年代探讨

有学者认为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征集的“耳铸公剑”铭铜剑为春秋晋国公子重耳(晋文公)所用之剑。本文从“耳铸公剑”铭铜剑的形制、吴越系厚格剑在北方地区的传播、战国时期该型剑厚格的变化等几个方面论述,认为该剑年代应不早于春秋晚期,很可能为战国时期,并指出该剑与晋国公子重耳(晋文公)无涉。

《中庸》“莫[不]见乎隐,莫[不]显乎微”校勘与“慎独”新诠

《中庸》“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当校勘为“莫[不]见乎隐,莫[不]显乎微”。《大学》“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当校勘为“(十)[二]目所视,十手所指”。“可离,非道也”提出“非道”问题,承接其后的“戒慎恐惧”指向“非道”。“莫[不]见乎隐,莫[不]显乎微”点明“非道”隐、微的特点,进而指出认识“非道”的方法——“慎独”。“慎独”语义维度指向方法论,而不是空间方位、伦理观念。“独”的训诂支持这样理解。《大学》《五行》“慎独”的寓意与《中庸》一致。《五行》“慎独”的阐述最丰富,提出思辨过程中的“轻”“形”的概念具有开创性,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流行“慎独”释读,忽略了校勘、语句贯通关系等语言形态,缺乏对方法论应有的敏感和自觉,忽略了《中庸》《大学》的诚的概念。貌似有理,但不啻郢书燕说。

定县八角廊汉墓竹简四种未刊文献介绍

根据新采集的定县简广域高清图像,可以进一步了解过去未曾发表的《哀公问五义》《保傅》《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以及数术类文献(原称《日书·占卜》)四种的具体内容。其中《哀公问五义》《保傅》大多能与传世文本相对照,增进我们对《大戴礼记》等文献重要性的认识;《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或与起居注类文献相关,也可为汉代交通与礼制研究提供新材料;《日书》《占卜》等,可以丰富我们对汉代数术类文献的了解。

《五十二病方》的临床思维探讨

马王堆出土的医书《五十二病方》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中医临床医学著作。书中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等全科医学疾病谱。临床思维方面,其疾病观的逻辑链:不德(包括鬼神情志、有害气候环境因素、外伤邪侵、动物昆虫咬伤、饥饱伤食、不成人者等)—病症(52类疾病、108个病种)—养德(顺应自然及心性修养、巫方祝由、香辣食物)、归德(辛香药物外治内服、物理疗法、灸疗法、禁忌等防病治病)—数术(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方技(医经、经方、房中、神仙);临床诊断方面,先辨别病类与病种,之后归纳主要症状与证候群;临床治疗方面,治求标本、治分缓急、辨治异同、三因制宜、随症治之等治则,治疗方法全面多样,结合方症相对论和互渗律组方用药,开创了中医早期治则学形成和应用发展的先河,其“辨病﹢辨证﹢方药”或者“辨病﹢方药”的临床思维方法,奠定了中医临床医学的基石。

《东坡文谈录》《东坡诗话录》伪书考实

旧题元人陈秀民著《东坡文谈录》《东坡诗话录》是两部较为知名的专门评说苏轼诗文的文话、诗话著作。《四库全书总目》、孙诒让《温州经籍志》指出二书体例不纯,采辑随意,并杂收明人著述,故怀疑其是伪作,但未能定谳。今人因缺乏确凿证据证成其伪,仍重视二书的价值,多所利用。实则《东坡文谈录》《东坡诗话录》确为伪书,二书是截取王世贞编著、璩之璞增补《苏长公外纪》卷四、卷五“诗话”“文谈”,冒名元人陈秀民,别署书名,以充秘本。如此,以往建立在二书真实性基础上的相关研究和结论,应重做审视。

元《十方重阳万寿宫记》碑考释

《十方重阳万寿宫记》碑刻立于蒙古海迷失后元年(1249),现藏于西安市鄠邑区重阳宫碑厅,为目前较早记录重阳宫和全真教历史的碑石。此碑系衍圣公孔元措篆额、中书省经籍所长官孟攀鳞撰文、全真教掌教张志敬书丹。碑文首先记述了全真教的思想精髓:“全真性命论”,包括“广大无名”的宇宙论、“清静无为”的认识论以及“性命双修”的功夫论三个部分;其次着重论述了王重阳创教之历程;最后描绘了全真教众会葬祖师的历程,以及朝廷敕封重阳宫的盛事,充分体现了金元时期全真教的繁荣鼎盛。此碑对于研究金元道教史和全真教思想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使朝鲜录》作者龚用卿生平考

关于龚用卿的生平事迹,诸家学人的论述主要是基于《明史》《明世宗实录》的片段记载以及《国朝献征录》中的龚氏墓志。以《福州通贤龚氏支谱》《云冈选稿》等几部龚氏家传文献为新材料,可以更清晰地了解龚用卿的生平事迹,也可以确定《使朝鲜录》作者龚用卿“字鸣治,号云冈”或“别号云冈”,其生于弘治十四年辛酉五月二十四日,卒于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六月十七日,即生于公元1501年、卒于公元1564年,龚用卿的生卒年应该标为“龚用卿(1501-1564)”①。

“《春秋》者礼义之大宗”命题的多维度考察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出“《春秋》者礼义之大宗”的著名命题。这一命题深刻而中肯地揭示了孔子作《春秋》的指导思想和《春秋》经的思想内涵都是以“礼”作为价值标准。南朝梁人皇侃强调礼在六经中的统摄地位说:“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皇侃的这一论述与司马迁关于《春秋》为“礼义之大宗”的命题是相通的,有异曲同工之妙,非常明确而中肯地阐明了《春秋》经的主导思想就是礼。纵观历史上众多学者有关《春秋》经的论述,可知古今众多学者大都认可《春秋》经的指导思想或价值标准就是礼。汉代的“春秋决狱”,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汉代学界和政界依照《春秋》礼义精神进行的司法实践。宋人张大亨的《春秋五礼例宗》和元人吴澄的《春秋纂言》,把《春秋》所载各种事件按五礼分类编排。清人毛奇龄的《春秋毛氏传》则将《春秋》纪事分为二十二门类,并认为:“《春秋》二十二门皆典礼也。”凡此种种,均从一定维度上反映出《春秋》经纪事的指导思想就是“礼义”。

秦王子婴身份再辨析

秦王子婴的身份,《史记》及三家注有四条记载。传统学者认为,秦王子婴为“二世之兄子”。对此四条记载的理解不同,当今学者又提出秦始皇之弟、秦始皇弟之子、秦二世之兄、比较疏远的秦宗室成员等不同观点。这些观点均需改动甚至是丢弃原文。在不改动、不丢弃原文的情况下,这四条记载可统一在“二世之兄子”的观点之下:《秦始皇本纪》“二世之兄子公子婴”。《六国年表》“二世兄子婴”,即二世之兄子,其名为婴(“婴”与“子婴”可混用)。《李斯列传》“始皇弟(子婴)”,此“弟子”泛指后辈,即秦始皇的后辈,其名为婴。子婴当为秦二世从兄之子,其详情不可确知。学者提出的诸多质疑,如子婴父子的年龄问题、“公子”为诸侯之子的专称问题、子婴劝谏秦二世讥讽赵高的问题等,均可得到合理解释。

论郑玄《公食大夫礼》授几之仪省略说

《士昏礼》《聘礼》《觐礼》《有司彻》均载有授几之仪,但《公食大夫礼》文中却记载不授几。对于《公食大夫礼》授几之仪之有无,郑玄持省略说。围绕郑玄说,学界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授几之仪的意义从几的器物功能,逐步因社会与礼典功能的叠加,形成多层次的意涵。从礼典进行探究,或可于郑玄省略说之外,提供新的诠释可能。

苏轼《迩英进读》八篇考论三题

今通行孔凡礼点校本《苏轼文集》卷七收入《迩英进读》八篇,为苏轼在宋哲宗元祐年间三次担任经筵读官的代表作品。从文体形态与文章功用两方面看,此组作品属于经筵讲义。“东坡七集”系统未予以收录,成书于两宋之际的《东坡外集》较早收入此组作品。孔本以茅维编《苏文忠公全集》为底本,茅本所收讲义源于秘阁本《东坡外集》,同时参校了明世流行的各类苏轼及三苏文集。《迩英进读》八篇作于苏轼侍读经筵的元祐二、三、四、七、八各年中,作于元祐六年的可能性较低。同时存在作于元祐二年,以及元祐二至四年两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