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性病症及其疗救——埃里克·沃格林论恶的问题

埃里克·沃格林对政治社会中恶的问题有深刻的理论思考。事实上,他一生所致力于建立的新政治科学,本身就是应对和抵制恶的努力。在批判回避善恶抉择的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基础上,借助于古典哲学人类学、德国解释学以及现代英美意识哲学,沃格林勾画了一种围绕实在结构、面向超越开放的心灵经验而展开的秩序科学之基本轮廓。他探讨了恶的精神根源,并就理性与灵性层面的秩序重建提出了治疗建议。他的新政治科学试图深入到个人经验层面,对诸种符号的意义进行解读,揭示与阐发关于存在的真理,重申普遍人类意识及人与人的共通性,以唤起当下人的道德与责任感,激发个体自觉参与到与失序和邪恶的持续斗争中去。

试论埃里克·沃格林的“政治宗教”理论

《政治宗教》是沃格林学术生涯早期的代表作,通过“政治宗教”的理论视角考察了纳粹德国的历史根源、符号特征与世俗宗教本质。学术界围绕“政治宗教”的理论内涵与学术价值展开了大量的争论。然而,若要恰当地评估“政治宗教”则需要澄清该理论所遵循的理论基础及其所体现的特征与性质。首先,“政治宗教”的特征体现在其“符号—经验”的分析模式中;其次,该理论是沃格林探究纳粹德国政治危机的新视角,也是沃格林“精神政治学”的理论雏形。在明确“政治宗教”的特征与性质之后,进而可以恰当地阐明该研究对当今学界诊断社会政治危机与探索良善秩序的启迪意义。

沃格林论“天下时代”的秩序转换

作为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的替代性理论,沃格林的“天下时代”以一种更为复杂的方式刻画了人类文明的秩序变迁:从“治出于一”的宇宙论帝国秩序到“治出于二”的“天下秩序”。天下秩序的核心是精神与权力的分离,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世界宗教与世界帝国的对峙及其张力。秩序本性从“社会的宇宙化原理”转向“社会的人化原理”;秩序的担纲者从“前天下时代”集宗教权力与政治权力于一身的帝王转变为文明的精神担纲者——圣贤、先知、哲人。这些转变的核心是“精神突破”,在具体社会不再能够承载生存意义的状况下,它指向以人的内在心性承受超越体验。

沃格林的三个战场

沃格林深刻地洞察到灵知主义的非人属性,知道任其泛滥必将威胁人的根基,因而走上了净化的道路,试图清除历史中的阴暗与罪来净化西方文明。只是,灵知主义是西方夜间的哀鸣,是西方光亮身形下的阴影,对它赶尽杀绝只会加重西方夜空的戾气。沃格林的历史与秩序是在城邦世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缺少种植与生长性的土地文化根基,本质上是以力量为主导的技术文明,同他所批判的灵知主义一样,都是非人属的。因此,他的批判悖论似乎显示他的西方文明已经走到了人的尽头。

论埃里克·沃格林“新政治科学”的逻辑起点

作为20世纪一位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埃里克·沃格林在政治哲学与历史哲学领域有其独到贡献,但汉语学界对他的研究仍处起步阶段。沃格林在一些核心概念上采用了与人们通常的理解有所不同的用法,这对我们准确理解其思想意涵造成了困难。在沃格林所倡导的新政治科学中,"寻求秩序"是其理论工作的目标,而"秩序"既意味着人所经验到的实在的结构,又指人与该结构保持着协调关系之时的那种生存状态。寻求秩序的工作经由对"经验"和"符号"的分析而展开。在沃格林那里,"经验"指的是人对存在及其秩序的经验,其中不仅包括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有关外在事物、经由感官获得的经验,而且包括那些只能通过一定的凝思才能有所认识的超越经验。与此相应,作为对经验的语言表达,沃格林所关注的"符号"涵盖了由神话、哲学、宗教启示乃至于神秘主义所包含的各种内容。由此,沃格林的新政治科学明确地拒斥、或者说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之分,这是由深受实证主义影响的现代学术主流基于事实与价值的分野而作出的。相反,沃格林的新政治科学呈现为一种哲学性的经验研究,以各个时代、各个社会的人们有关秩序问题的符号化表达作为其研究对象。

大学教育的根基是超越性的抑或内在于世的?——论沃格林对洪堡大学教育理念的批评

洪堡的大学教育思想强调人的自主性及内在力量,对这一观点提出批评的沃格林认为,洪堡的这一教育思想实质上是对超越性存在根基的疏离,将人自身作为根基会导致精神的自我封闭而非开放,如此的大学教育会给个体和社会带来严重的精神失序。洪堡与沃格林争执的焦点在于如何看待存在根基的性质。洪堡否定超越性的存在根基,认为存在根基是内在于世的,并由此认定个体内在力量的成熟而生发的自主性是大学教育的最高目的。沃格林则坚持存在根基的超越性,认为人性本质存在于对这种根基张力的体验和参与中。检审双方各自的理由,沃格林对洪堡的批评本身值得深思,亦可给当下大学教育带来重要启示。

作为共同体难题的骄狂——从《乌托邦》的多重镜像结构来看

本文旨在通过阐发《乌托邦》的“镜像结构”来呈现托马斯·莫尔对政治哲学问题的思考。严格说来,并不存在莫尔的“乌托邦”,存在的只是其笔下希斯拉德以及与之观点相左的莫鲁斯的思想。哲学思想从来包含的都是诸意见之对话而非某一定论,传统伊拉斯谟的二分理解很大程度上遮蔽了莫尔的真实意图。如《乌托邦》的第二部分必须依托第一部分的现实世界一样,在莫尔看来,古往今来讨论的“理想共同体是什么”的政治哲学问题必须还原到个体与群体的张力中才能被真正地触及到,幸福共同体的根源建基于对人性之骄狂问题的解决。

试从《天下时代》看沃格林对哲学的理解

尽管“哲学”一词如今被用在各种场合,但“什么是哲学”,却远非一个清楚明白的问题。作为20世纪最著名的历史哲学家,沃格林为我们提供了探索该问题的一个独特视角。在其晚期的重要著作《天下时代》中,沃格林提出一对解释性的概念——“理智性的”与“灵性的”——来建构其观念史。本文指出,此对概念实际上取自使徒保罗的《哥林多前书》,其中蕴涵属人的理智或属人的智慧远远低于属神的灵的主张。通过探究沃格林对保罗、斐洛和柏拉图的解释,本文进一步表明,沃格林将哲人对“理智性运动的参与”理解为“对神显事件的一个回应”,取消了哲学的自主性。沃格林甚至声称,“向哲人们显现的神……就是向摩西启示自身的同一位神”。然而,这样一种观点在海德格尔和施特劳斯这样的哲人看来是很有问题的。他们认为,哲学与启示不共戴天,且哲学在根本上具有无神论的性质。

沃格林意识理论与东西知识传统的深度对话

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将东方思想仅看作原始的实践智慧,这大大阻碍了东西思想的深度对话。上世纪以来哲学的发展为东西交流开启了新视野。沃格林意识哲学克服了胡塞尔意向性分析的主要缺陷,让超越(存在、不可见的尺度、“神”)问题成为哲学的中心;他通过将存在问题转译为“求索根基”,取消了海德格尔“存在”(即希腊“存在”)的封闭性,并让“根基”问题向整个人类开放。沃格林本人的哲学实践是东西方就终极问题(求索根基)进行对话的典范,他的理论样式也为东西思想交流提供了参考甚至基础。在其意识哲学的观照下,神话、哲学、启示等象征形式都是对同一个超越(存在)的参与,所不同的只是象征形式。哲学作为对实在的智性经验,追求对实在结构的明晰化理解,可以通过客体化的方式关涉其他类型的象征形式,观看、分析其经验内容,令其获得概念性理解。这为我们重新理解东方传统提供了可能性。

多向度的人与多维度的公法——《新政治科学》读后感

《新政治科学》是沃格林构建庞大思想体系的学术宣言.其反对19世纪以来实证主义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过度宰制,倡导一种回到古希腊意义上的科学和理性传统,展开对人与政治社会的研究.沃格林认为,人是一种社会的历史存在,不仅作为可供认知和实践的外部对象,还内含有一套社会的自我意义赋予——符号话语,表现为仪式、神话和理论.政治科学研究应该关注这些社会自我解释的意涵、渊源和流变.现代社会话题转化为“人与公法”的命题,探索多向度的人与公法的多维度.除此,其讨论的“超越实在代表—存在代表—宪法法律代表—代理”的复合代表问题,也可能帮助理解中国宪法体制中代表问题.

宋明理学中的宇宙论与形而上学——从沃格林和牟宗三的差异谈起

在沃格林看来,中国思想从未完成对宇宙论的突破,即“神性根基”未在超越与开端两个方向显示自身。与之相反,在牟宗三的哲学史书写中,宇宙本体论恰恰指向了对宇宙的超越。然而,在宋明理学中,作为对紧凑宇宙论的突破,体用论的形而上学不导向对开端的探问,也没有对超越之创造者的寻求。道之体用所表达的“实在之过程”与以终末论为标志的“居间”有着差异,道并不表明自身为某种作为“端点”的“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