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悲鸣:台湾地区“弱小民族”议题与爱罗先珂

“五四”之后,俄国作家爱罗先珂被鲁迅、胡愈之等介绍到中国,引起关注。他的影响范围,不限于中国内地文坛,也扩及台湾地区思想和文化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台湾的世界语杂志《绿荫》启蒙刊物《台湾民报》和有乡土文学色彩的《南音》都曾译介爱罗先珂的作品。中国台湾对爱罗先珂的接受,受鲁迅译介的影响,更是出于爱罗先珂对解决台湾地区内在问题的启示意义。爱罗先珂是世界语主义者,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且关注弱小民族命运,这些均引起台湾地区知识分子的共鸣,成为他们反殖民和开展左翼文化运动的思想资源。

他者面前的自我反思:爱罗先珂童话鲁迅译本中的形象建构

形象学观照下的翻译研究聚焦于译本中他者形象与自我形象的建构问题。鲁迅在《爱罗先珂童话集》译本中对作者形象进行的变形式阐释,对文本内部指涉生存空间、庸众与先觉者三重形象的描绘统摄在其改造国民性的动机之下。译者希图在他者形象的映射之下帮助国民实现自我形象的认知与国民品性的进阶。译本形象的建构与描绘过程也折射出鲁迅至诚、利他的译者形象。这有利于全面综合地认知鲁迅的翻译活动、客观评定鲁迅译作的历史价值,也能促进翻译研究与形象学的参鉴交织。

从爱罗先珂到内山完造:鲁迅“汉奸”污名的一条线索

学界对于鲁迅如何看待自身的汉奸污名问题,虽有所涉及,但没有做过专题研究,因此关于鲁迅对这一问题的观点态度及其背后的精神意识的复杂性尚未得到充分发掘。鲁迅因为与两个颇具日本因素的空间及其中的人物——北京八道湾十一号中的爱罗先珂和上海内山书店中的内山完造——的交游与“漫谈”,形成了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被“改了国籍”和被称为“汉奸”的个人史。鲁迅视之为自身汉奸污名的一条线索,并计划编辑和出版《围剿十年》意对此有所回应,虽未能完成,但其反“围剿”书写体现在《伪自由书》等文集中,显示出他的反国粹主义的文化立场以及借“他者”之镜反省本民族的文化观念。

走进童心的梦 看定真实的虹——爱罗先珂童话作品分析

俄罗斯盲诗人爱罗先珂以细腻的笔触在童话作品中塑造出一个个美好的未来国度,表达了平等与博爱的思想,以及为追求自由与幸福无私奉献的牺牲精神,创作中充满了人文精神与战斗气息。

论爱罗先珂与中国现代文学家的碰撞

20世纪20年代,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来访中国。中国文化界掀起了一股“爱罗先珂”热,胡愈之、鲁迅、巴金等人都与爱罗先珂产生了密切的联系。通过梳理文献可知,胡愈之与爱罗先珂的碰撞是基于世界语运动,鲁迅与爱罗先珂的碰撞是二者之间的思想互赏,巴金与爱罗先珂的碰撞主要是巴金对爱罗先珂的思想继承与追慕。这些碰撞与当时的社会现状与思想潮流的关系密不可分。爱罗先珂童话作品中的“世界语”主张、泛爱主义给当时中国文化界、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