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乡镇街道重构的驱动机制:以T县街道设置为例

县辖街道已在中国大规模实施,且日渐成为县城建设的重要政策工具,但这一现象尚未引起学界足够关注。论文结合一个县域撤乡镇设街道的现实案例,采用“过程-事件”分析范式,力图打开基层政区改革的“黑箱”决策过程,梳理其调整动因、方案设置与决策考量,并与政区改革三重逻辑理论展开对话,以充分审视并检验乡镇街道重构的动力机制。研究发现,T县街道设置的初始动因与具体方案的设置深受经济发展、权力博弈以及政治妥协相关因素影响,直接表现为捕获以建设用地为主的关键资源,降低开发区运行的不确定性,以及获取行政等级体系中的合法性,体现出市域撤县(市)设区逻辑在县域尺度的重复再生,而与公共服务密切相关的治理因素并未成为方案设置的重要依据。乡镇改街道存在潜在风险,未来应进一步厘清县城建设、城乡融合与街道设置之间的关系,谨防县域街道设置陷入短视化误区,背离其保障城市基层公共服务供给的基本职能。

行政区划调整赋能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机制研究——基于“撤县设区”的经验分析

行政壁垒导致的市场分割是制约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行政区划调整须促进地区间的市场一体化才能有效赋能民营企业创新发展。“撤县设区”弱化了被撤并县域与市辖区之间的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可以促进被撤并县域民营企业的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和外部融资增加,并通过产业集聚的竞争加剧效应和创新成本降低效应激励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进而促进民营企业创新发展。采用2011—2020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发现:“撤县设区”显著促进了被撤并县域民营企业研发强度和专利授权数的增长,其中存在“撤县设区—提升企业人力资本—创新投入和产出增加”“撤县设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创新投入和产出增加”“撤县设区—促进地区产业集聚—创新投入和产出增加”3条影响路径;“撤县设区”的民营企业创新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较高的企业和东部地区的企业中,“撤县设区”促进了二三产业的民营企业创新,但对第一产业的民营企业创新具有负向影响;“撤县设区”并未对周边未撤并县域产生显著的“虹吸效应”。因此,行政区划调整应将构建统一大市场作为重点工作,营造更为开放公平共享的市场环境,并减少地方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

旧乡村里的新城区:城市“新增空间”的社区风险治理

伴随城镇化建设的迅速推进,我国城市群和中心城市周边出现了大面积"新增空间"。由于地处城乡结合带,人口结构复杂、城乡文明交融,城市"新增空间"很容易成为"风险集中带",大量风险矛盾向社区层面挤压。调研发现:生长于旧乡村的新城区,面临城镇新市民融城之难、治理主体权利互损之险、社区治理滞后之乱等风险。引入无缝隙政府和整体性治理的视角后分析得出:城市新增空间的社区风险是上游政府职责缺失问题在下游社区的集中爆发,社区治理面临"政府职责脱嵌"与"政府社会失联"的"双重缝隙"。为推进社区治理,应当构建"前期土地审批规划—中期质量监管—后期社区管理和自治"的无缝隙职责体系,强化政府社会之间的整体性治理。

行政区划改革对地区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主要探究改革开放以来县市级行政单位改革(即"撤县设区"政策)对改革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采用1997—2014年长江流域192个县级市的统计年鉴数据。使用了PSM核匹配下的双差分方法分析县改区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县改区"政策确实能够给县域经济注入活力,并且通过研究随着时间推移各大经济指标的变化规律,发现政策实施时间越早,对经济促进作用越明显,最后通过双差分和PSM后的双差分结果的对比,表明匹配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撤县(市)设区”与政府职能关系的协调

现今,在城区发展空间的需求和政府行为的政绩推动之下,"撤县(市)设区"现象不断涌现。文章通过对撤县设区的推动力和现实问题进行分析,发现撤县设区中产生问题的根源在于城市公共权力的配置困境,政府行为随意性的症结在于政府职能关系的模糊不清。中心城市政府与其上下级政府之间的职能关系及其制度安排,以及城市政府与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协同,是撤县设区顺利进行以及政府基本政策目标有效实现的核心要素。因此,提高撤县设区的政策有效性需要促进政府职能关系的内外协调。

“撤县设区”如何影响财政收支?——基于激励视角的再研究

文章从激励差异视角重新考察"撤县设区"的财政收支效应。基于广东的区划改革和转移支付政策实践构造一个"准试验"样本,样本期内既有"撤县设区"案例,也涉及省财政对县区激励性转移支付政策的重大调整,因而能够区分二者对财政收支的影响。分析过程包括两步,首先,基于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PSD-DID)方法,发现"撤县设区"降低了县区财政收支增速;其次,依据激励性转移支付政策变化构建三重差分(DIDID)考察"撤县设区"政策效应的产生机制,发现财政激励差异是导致"撤县设区"政策效应的原因。文章为检验"撤县设区"等行政区划调整如何影响当地发展提出一种识别机制,并发现激励落差是导致"撤县设区"影响财政收支的背后机制,而"撤县设区"本身的影响不显著。

王朝国家的社会控制及其地域差异——以唐代乡里制度的实行为中心

乡里制度在不同地区是否得到实行,在多大程度上、以怎样的方式实行,反映了王朝国家对于不同地区的社会控制方式与程度的差异。根据唐代乡里制度在不同地区的实行状况,可以将唐代对其疆域与民众的社会控制区分为4个圈层:第1个圈层是以汉户为主的正州县,较严格地实行乡里制;第2个圈层是以蕃胡夷蛮为主体的正州县,努力实行统一的乡里制度,但其乡里编排或未能全面遵守相关规定,且不稳定;第3个圈层是有版羁縻州县,其首领多以其固有的社会组织管理其部众,并向唐王朝申报所领民户,但也有部分有版羁縻州县编排了乡里;第4个圈层是无版羁縻府州,仍然实行其固有的社会控制制度,且不向唐朝上报户口版籍。唐代对于不同地区的社会控制,本质上乃是"因地制宜",即根据不同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与历史文化背景,而采取不同的社会控制方式。

略论清代贵州改卫归流

从康熙元年裁并诘戎、乐民等千户所到雍正五年将五开、铜鼓等卫改设为县,贵州"改卫归流"经历了大约70年才渐告完成。改卫归流适应了地方行政建置改革发展趋势,使贵州省属政区类型趋于划一。同时,也从土地、户口、赋役和社会控制等方面充实了贵州立省的物质与制度基础。

“县改区”背景下城乡一体化发展研究——以山东W区和L区为例

"县改区"是行政区划调整的重要举措,也是顺应我国城市化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然而,在实际改革后,新改成的区,极容易出现行政权力弱化、政策落实不到位、"跳跃式"城镇化等现实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乡一体化的快速推进。为切实改善这种状况,加强上下级政府间关系的协调、全面实现相关政策的对接、科学进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有序城镇化,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如此,才能最终实现"县改区"后的城乡一体化发展。

行政区划调整与管理体制改革对经济强县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为例

以顺德为案例,对基于区域一体化的"撤县(市)设区"以及基于地方积极性的"省直管县"2个阶段中行政区划体制和管理自主权变化、经济发展变化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分析,探讨行政区划体制变化对顺德经济发展的影响,并结合DEA模型,从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水平2方面对其经济发展变化进行多阶段自身纵向和区域横向对比。结果表明:1)撤市设区,有限弱化了顺德规划管理等重要事权、财权财力和核心人事权,不利于顺德经济的长期增长,降低了经济效率;2)强县扩权、省直管,推动顺德财政独立,强化其一般事权和核心人事权,有利于顺德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的提高;3)撤市设区后,行政管理层级增加,县级政府对各部门有效制衡被弱化,县域发展意志被制约,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心城市经济实力较弱,为撤并工作顺利,县级制度部分保留"的背景下,市县两级政府分歧下的区域分割等问题难以解决,区域一体化受限明显,这是顺德乃至佛山整体长期经济发展弱化的重要原因;4)强县扩权、省直管后,行政管理趋于扁平化,"大部制改革""简政放权"权限与动力得到强化,县域发展意志得以实现,是顺德经济发展强化的主要因素。

市管县体制对城市化和工业化协同发展的影响——新地级市设立后市辖区经济发展的历史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城市化和工业化高水平协同发展,而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市管县体制是推动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制度安排。基于夜间灯光和经济统计数据,本文使用渐进式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PSM+DID)等方法评估1993—2007年市管县体制确立过程中新设市辖区的发展绩效。结果显示:第一,市管县体制的确立对新设市辖区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快速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市管县改革一方面促使新市辖区政府职能发生转变,另一方面促使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变,实现了地级市中心城区的产业升级和经济集聚。市管县体制的确立使新地级市政府成为完整的行政主体,其经济发展主动性显著提升,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在政府和市场双重力量下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完成了中等城市化初始集聚过程,形成了产城相互促进的发展路径,这构成了中国特有的城市化逻辑。

清代香山县基层建置及其相关问题

自明代澳门开埠至晚清国门洞开,香山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与香港、广州等地区形成优良的地缘关系,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作用及时代地位日渐显要。关于此,学界围绕着其城镇形态、区际流动、海外移民、商人社会、留学运动、政商人才等话题均有不少精彩论述,不过对历史上香山县基层建置及其区划结构变迁则论述不多。“天下之治,始于里胥,终于天子,其灼然者矣。”历史上县下基层建置及其区划的结构合理、功能有效,直接关系到整个基层社会的正常管理与运转,亦关乎各种社会力量的生长。本文意在对清代香山县基层建置之变迁及其属性加以论述,立足个案,从历史政治地理的视角,考察一般地方政权管控基层社会的区划架构,同时考察沿海地方政权对域内海岛的日常行政管治。一 明清以来的乡都制清代香山县基层区划建制沿袭明制。明嘉靖年间,其基层区划的基本设置为10乡10都1坊,即全县统设为10乡,除其中1乡领1都1坊外,其他9乡各领1都,而每个都(坊)各领若干图、村(街)。此外,为解决番禺、新会、顺德一些大户在香山的寄庄问题,以其寄庄户本籍所在县名为名号,另有侨立番禺都、新会都、顺德都,各领若干图。乡以统都(坊),都(坊)以统图、村(街),构成“乡→都→图、村”的基层区划层级结构(见表1)。

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

传统的行政区划已不能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我国通过实施撤县设区的政策调整行政区域划分。本文从撤县设区政策出发,在分析大量的文献资料、建立数学模型的基础上,深入剖析行政区划调整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得出结论:“主动适应型”撤县设区对提高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作用更加显著;对高行政级别的城市而言,撤县设区反而不利于提升区域经济发展质量。

四川省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区县分布特征及成因分析

文章以四川省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全部100个创建区县为样本,并基于ArcMap10.2与SPSS19.0等工具对其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其总体分布特征为省域"西部为主、中部集中"、经济区差异明显;空间集聚特征与集中化程度为整体离散、局部凝聚,呈现核心轴带和组团圈层分布态势。通过成因分析,笔者发现空间分布和空间集聚度存在耦合关系,包括旅游资源数量及分布密度、地区生产总值及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旅游总人数及收入等。基于上述分析结果,文章提出了提升A级景区数量与等级、完善旅游配套基础设施、探索全域旅游不同发展模式等建议。

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与隐性债务管理——基于对撤县设区改革中政府举债行为的分析

本文实证检验了撤县设区改革通过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对地方隐性债务规模扩张的影响。结果显示:撤县设区改革能够通过影响政府举债融资机制供需两方面的土地融资杠杆和投资竞争需求,引起地方隐性债务规模的扩张,同时在项目、资金层面形成多个作用路径。从债务监管环境看,债务监管越严,越能抑制撤县设区改革对隐性债务规模扩张的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受显性债务替代效应和隐性债务增量压缩效应影响,地方债务“显性化”政策能抑制撤县设区改革对隐性债务规模的扩张效应。上述结论对于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以及实现新型城镇化具有政策启示:应审慎推进行政区划调整模式下的城镇化,开好举债“前门”、推动融资平台转型和项目合规融资,降低土地财政依赖,加强债务监管,构建更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长效机制。

“撤县设区”研究刍议与展望

"撤县设区"实现了府际权力和发展资源的动态再分配,由此构成了理解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县域治理与发展的重要线索,从而引发了学术界的持续关注。本文通过系统的专项学术史考察发现:撤县设区研究的知识谱系经历了单一的原因总结、个案分析到多学科到多元方法应用的研究发展。从总体上看,这些研究大都聚焦于动因分析、绩效检验和制度化议题;但是,在问题把握的层次性、方法使用的适切性、利益主体关照的包容性等方面,则有待增强。有鉴于此,笔者主张,"撤县设区"应强化研究的系统性、基础性,推动研究方法创新和前沿问题研究,由此出发,笔者展望了撤县设区研究的未来学术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