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判定的反思与完善

准确判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是规制该类行为的关键。实证考察2012-2023年的数据不正当竞争案件裁判文书后发现,对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判定,普遍适用权益侵害判定范式,这误读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法律属性;对竞争关系的认定存在拓宽化的倾向,其在数字时代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中的现实价值和改进进路尚待厘清;既有的以“搭便车”原则、互联网行业惯例和法官创制性细则为标准具体化商业道德的进路皆无法化解商业道德的不确定性难题。对此,为促进数据健康有序流动,维护数字市场的竞争秩序,应实现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判定路径的“系统性”变革。首先,应实现权益侵害判定范式向行为正当判定范式的有效转变,确保法院裁判结果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法益保护目标和契合数字经济发展的需求;其次,纠正“竞争关系决定论”的误区,调整竞争关系在数据不正当竞争案件中的角色定位,将其作为认定原告资格的重要标准和评测损害程度的因素;最后,认定商业道德应兼顾公平竞争价值与自由竞争价值,遵循“由事实到价值”的商业道德内涵的确定步骤,肯定模仿自由并慎用“搭便车”裁判标准,并且在援引互联网行业惯例时应对其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有助于维护竞争秩序予以考察,应让创设的商业道德具体细则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价值目标。

科学数据共享伦理秩序建构研究

[目的/意义]科学数据共享伦理秩序建构,旨在强化共享参与主体行为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规范共享过程与规约主体间际关系。科学数据共享是新型数据赋权场域,数据共享风险及不确定性增强,为避免数据共享及重用伦理失序问题,科学数据共享伦理秩序建构亟不可待。[方法/过程]在阐释科学数据伦理秩序内涵与属性的基础上,论证科学数据共享伦理秩序建构的实然基础与应然要求,系统论述科学数据共享伦理秩序的建构进路。[结果/结论]科学数据共享伦理秩序建构需要遵循理念公平、过程公正与结果正义的基本价值准则,以制度契约保障有效性、以激励机制确保可实施性、以平台互惠共生治理逻辑实现可控性。

理实一体 德法兼修——基于高阶能力培养的刑法总论课程教学创新与实践

教学团队以“新文科”建设为导向,提出“理实一体、德法兼修,培养高阶能力为目标”的教学创新改革思路。即以“OBE成果产出”为导向倒推教学目标、重构教学内容;以高阶能力培养为目标创建理实一体的“双五环”教学模式;以德法兼修为目标建设“四维度课程思政教育矩阵体系”;以综合能力评估为需要创新教学环境、改革课程考核体系。通过课程教学模式的改革,推动实践教学的开展,形成了校内校外资源深度联动、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学生学科竞赛等素能提升的系列综合成果。

论数字伦理体系的建构

构建数字伦理体系,有利于回应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正反”二重性,克服法律规范和传统治理方式的局限性,防范数字网络安全和伦理技术风险,保证数字社会良性运转,应对数字技术对传统伦理体系造成的严峻挑战。在建构数字伦理体系时,应处理好规范和发展等五大关系,保障各相关利益主体的实质参与,建立贯穿全链条的各类制度体系,强化所有相关要素的标准化设计,进行数字技术的全周期伦理考量,遵循数字伦理框架性原则。要以元规则为出发点,以求善、求真、求美为指引,构建抽象化与具体化相结合,适应不同时期、不同主题、不同环境、不同领域的数字伦理规则。

体外冷冻胚胎处置的伦理困境及其法律规制

人工辅助生殖技术不断发展,解决了部分家庭的生育难题,但同时也引发了体外冷冻胚胎处置的伦理及法律困境。体外胚胎的形成和植入之间一般存在时间差。司法实践中,采取胚胎移植方式进行生育的夫妻,从胚胎形成后到植入母体前,如果发生父母一方或双方死亡、离婚或其他不确定因素时,如何妥善处理体外冷冻胚胎已经成为司法难题。我国现有法律体系并未对体外冷冻胚胎的属性进行明确规定。体外冷冻胚胎法律属性的认定要综合考虑社会伦理秩序、个人基本权利与妇女家庭的特殊保护等因素。因此,明晰体外冷冻胚胎处置的法律规制路径,妥善处理法律与社会伦理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数据竞争行为违法性认定的困境与进路——基于86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实证考察2012-2023年数据竞争案件裁判文书发现,数据竞争行为的违法性认定存在如下困境:一是侧重商业道德标准、忽视经济分析标准,二是片面关注经营者利益损害、忽视多元利益平衡,三是主观状态认定的合理性未澄清且认定路径不规范,四是一般条款适用逻辑不清晰导致其扩张适用。为破解数据竞争行为的违法性认定难题,应重视经济分析标准在该类行为违法性认定中的作用,回归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竞争法属性并建立多元利益权衡分析框架,明确主观状态在行为定性中的体系地位并探索其规范认定路径,基于谦抑审慎理念适用一般条款并厘清其适用逻辑,以期健全数据竞争行为规制体系、完善竞争法实施机制。

灾害场域下国家共同体秩序建构中的伦理责任

灾害的特殊场域下,我国国家共同体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秩序建构中提出伦理责任问题,这不仅是直面个体秩序规整的现实问题,也是秩序规整中政策“强制力”和人性“自然力”相结合的需要,更是国家共同体成长的动力源泉。灾害场域下,我国国家共同体所履行的伦理责任,主要面临着行政目的和行政手段统一上的焦灼、行政赋权与行政管制统一上的思虑两种困扰,这主要由行政协调的“不自觉”、社会成长的式微造成的。对此,需要通过“人性化”规整政策法规、在政治公开化中强化行政主体责任、以政治社会化发扬“公共理性”三个方面来消释伦理困扰,更好地担负起伦理责任。

“三礼”中工匠造物与天地秩序研究

“三礼”作为中华文化源头《易》《礼》体系的核心著作,其中包含了大量关于工匠造物设计的相关内容,为我们系统了解先秦造物设计提供了依据。从现代设计学的角度看,研究发现“三礼”造物思想的主要内容表现在:一是百工顺应自然以“成物”;二是百工顺从天道以“合德”。二者相合充分体现了中华造物文化独具的“天人合一”民族特点,这对我们反思当代设计沉湎于工具理性和功能主义有着很好启示,也对我们新时代推进绿色设计和生态文明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致富神话与致富神话与技术符号秩序——论我国互联网企业的劳资关系

互联网时代,全球性金融资本对在地技术精英之智力资本的"选秀"活动,创生出致富神话,这一神话具有强大的文化象征意义,形成了互联网企业从业者的勤奋和超时工作的新型工作伦理和技术符号秩序。资本类型与技术精英的结合其自身的分割形成了互联网企业内的分化形态,一方面,金融资本与高等教育的分层机制相结合建构出高端劳动力市场,他们凭借智力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优势的竞争地位、工作自主权,甚至拥有资本所有权。在此基础上,劳资合作型的劳资关系新模式具有了雏形。另一方面,大量边缘劳动力以转包和劳务派遣的用工形式充斥在互联网企业中,技术符号秩序掩盖了其工作的不稳定性、高强度和碎片化,传统的简单型控制的劳资关系模式不仅没有改变,并借助互联网的监控手段得以强化。

论伦理秩序

实存的伦理关系是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的历史性统一,伦理关系本质上是现实合理性秩序中的关系,是有主体精神渗透其中并通过道德、法律、习俗等规则体系维系的关系,它的首要问题是秩序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研究伦理秩序应把道德和伦理两个概念加以区分;伦理秩序的顺畅和谐在于道德的有效调节,也在于法律的有效控制。伦理秩序在社会变革中经过必然与自由的辩证运动,使矛盾化解,推动社会和谐发展。和谐社会应当是以公正支撑的合理的伦理秩序的社会。

试析宗教伦理的涵义和问题

理解宗教有两种思路:一是狭义的,将宗教视为和其他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如政治、经济、哲学、艺术等并列而不同的另一种独特的社会精神生活现象;二是广义的,将宗教理解为整个社会文化生活的基础,理解为人性或生命存在的形而上学根基。根据两种宗教思路,宗教伦理有两种释义:着眼于个性形态,指在宗教领域和宗教活动中,由信奉者群体遵守的,从特定信仰体系里引申出来的一套伦理规范,与政治伦理、经济伦理等一样,属于一种特殊的伦理领域或伦理形态。着眼于共性意蕴,关涉的是对于人的存在来说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价值生存模式,将人的整个社会伦理生活秩序指向了某种终极意义或终极信念。依此,宗教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探讨人类生存的伦理秩序和信念根基之间的关系,一是人心道义秩序与信念根基之间的关系,二是社会伦理秩序与意义共识之间的关系。

现代性视域中的伦理秩序

本文在现代性与前现代性社会界分基础之上,立足于现代性社会价值立场,研究现代性社会伦理秩序之真实内容。认为,宗法—礼俗是前现代伦理秩序范式,其核心是宗法等级制;公民—权利是现代伦理秩序范式,其核心是权利及其平等。这两种伦理秩序范式的差别与对立,并不简单地是近代以来东西方民族间伦理秩序的差别与对立,它是人类文明演进中的两个不同阶段。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要建立的伦理秩序应是公民—权利范式。

《人谱》与儒家道德伦理秩序的建构

发生在明代后期的士大夫的“修身运动”,以其思想与方式(尤其方式)深刻地影响于后世,余风至今未泯。本文以明末大儒刘宗周所撰《人谱》为主要分析对象,考察其时儒家之徒的道德实践,探究他们当此危机时刻与修身有关的思想脉络。作为对流行于其时的袁黄《功过格》的反拨,刘宗周的《人谱》意欲申明儒学的原则,校正道德修炼中追求功利的倾向。有关的思想逻辑,却已非近人所能知。

大学课程作为秩序的存在

内在的实践属性决定了大学课程是一种社会秩序,具体表现为理智性标准秩序、信念性文化秩序与情感性伦理秩序的有机统一。大学课程秩序的实践表征包括外部关涉、目标驱动、主体合作、对话生成和持续发展。就功能来说,大学课程秩序能够确保课程共同体内部关系的再生产,能够使相关主体对自身的利益建立稳定的预期,能够在社会需要与个体自由间建立动态平衡。

论课程改革的公共伦理

课程改革作为现代国家的一项公共事业,在推进过程中,存在一系列由于价值观的冲突,权力的博弈以及利益的折中等引发的问题。这些问题正是课程改革面临的伦理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权力、制度和组织三个方面加以审视:通过对课程改革主体的行为规范,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通过对课程改革政策的价值审视,促进更加公平、民主的制度体系的建立;通过对课程改革活动的有序安排,推动课程改革持续、稳定、有序、道德性地展开,从而对课程改革加以引导和规范,以达成课程改革的"善治"。

中国古代法律的伦理价值体系

依据法理学的概念范畴以及中国古代伦理型社会特质加以推演,生成中国古代法律伦理价值体系的核心要素——伦理秩序与伦理正义,这是伦理价值体系建构的基本路径,意在表明,中国古代法律与现代法律虽有不同的价值表现形式,但作为秩序与正义的综合体,中国古代法律同样旨在创设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根据中国古代法律内在的"仁、礼、法"的法理逻辑演化,对中国古代法律所反映的伦理秩序与伦理正义施以逻辑证成,这是伦理价值体系的衍生理路。

论网络道德与网络伦理

对网络道德与网络伦理不加分辨不利于伦理学、道德哲学的发展,也不利于网络具体问题的解决。本文从道德与伦理、个体网络行为与网络伦理关系、网络道德自由与网络伦理秩序三个层面,分别对网络道德与网络伦理的关系进行辨析,认为二者在理论和实践上均有各自侧重对象和范围,但就其形成与实现的现实性而又相互关联。

道德治理内涵的演变与良性伦理秩序的构建

近年来,人们对"道德治理"内涵的理解已经发生了变化,即由"以道德方式的治理"转变为"对道德问题的治理"。这其中的原因既包括道德受到了来自市场领域的全面渗透以及法律效力相对强化的冲击,也包括道德在面对一些新的社会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软弱无力"。道德治理内涵的演变,不仅反映了道德正面临逐步边缘化的危险境地,也从侧面印证了一些道德问题的突出性和严重性。面对道德的"困境",道德治理不能仅仅围绕几个具体而细小的问题展开,而应着眼于更为长远的目标和宏大的愿景——良性伦理秩序的构建。

黑格尔伦理秩序的三重维度

黑格尔认为,伦理秩序的合理性根据在于作为伦理实体的"善",伦理秩序只有体现"善"才是合理的;伦理秩序的实质内容是伦理关系的结构性存在,在横向上表现为现实社会结构中的伦理关系客观性、必然性及其展开,在纵向上表现为伦理实体在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三个环节上的有序的辩证发展;意志自由不仅是人的存在本质,而且是伦理秩序的基本价值诉求,作为整体的伦理秩序是自由的伦理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