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机制研究

民族地区多处于长江、黄河中上游地区,是我国生物资源最富集、生态环境最优美的区域,也是各类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高发区域,需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健全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是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根基,完善地方法规体系是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根本,“合宪性法规审查”是确保地方立法质量的法治举措。《生态环境保护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制了“生态红线”,必须用综合行政联合执法举措保护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的综合行政执法体系,规范以协商救济为核心的生态环保约谈机制。需要用最严厉的执法司法手段保护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制定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条例,实施刑事制裁、民事赔偿与生态补偿三位一体环境修复责任制度,生态环境保护法规实施全过程都要接受“合宪性审查”。

伦理传承与法治推进:共同体理念下民族地区和谐劳动关系的双重保障

民族地区劳动关系的和谐发展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二者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密切相关。民族地区的市场性、区域性与传承性,使得其劳动关系的和谐发展需要经济伦理和法治机制双重保障。经济伦理是经济活动传承性的写照,从内部支持和保障民族地区劳动关系的和谐发展,法治则是其外部保障。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下,唯有重视伦理传承与法治推进双重保障的互补与统一,才能有效构建民族地区和谐劳动关系。

民族村寨村规民约“异化”及与国家法调适——基于元阳梯田核心区村规民约的分析

村规民约是乡村社会自发产生的公共性规则,但实践中,地方公权力机构主导推动民族村寨制定带有明显国家法特征的村规民约,体现了公权力加强对民族村寨的控制,以及民族传统法律文化某种程度的消退。在发展旅游经济的背景下,元阳哈尼梯田核心区内部存在着公权力与民族村寨、国家法与传统民族法律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协调上述关系及推动国家法在民族乡村实施的过程中,需要把握国家法与体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价值的村规民约之间的界限,尊重民族村寨固有社会规范体系及思想文化的自主性,改进国家法的实施方式。

城市民族问题治理法治化的路径选择——以东南沿海城市为例

东南沿海城市是少数民族的重要流入地。城市少数民族人口迅速增长,民族关系复杂化,城市民族工作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把握东南沿海城市民族工作的特点和规律,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城市民族问题,完善城市民族法律法规体系,注重各族群众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律意识培养,依法处理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冲突,加强城市民族事务治理体系的制度化建设,引导少数民族群众依法理性维权,是完善城市民族事务治理体系,促进民族问题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论民族地区现代乡村法治秩序的构建

本文论述了乡村法治秩序构建的内涵、民族地区构建乡村法治秩序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分析了民族地区乡村民主建设及村民自治制度化建设的现状、问题和原因,提出了加强村民自治制度化建设的建议。作者认为,乡村法治秩序能否真正形成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即创造性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完善。在民族地区,当前的关键是加强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建设。

新时代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法治保障

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既是"十三五"脱贫攻坚主战场,又是国家减贫治理方式的重要体现。当前我国民族地区扶贫工作已进入新时代,要使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必须以强大法治保障为前提。纵观目前我国民族法治建设运行现状,仍存在精准化扶贫刚性立法供给不足、运行程序不规范、精准扶贫纠纷现代解决机制阙如等问题。因此,必须加快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法律体系构建、健全相关精准扶贫法治化工作制度、构建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确保相关扶贫工作在法治框架下规范实施。

和谐司法语境下的民族习惯法困局——以黔东南苗族地区“挂红”司法个案为例

苗族婚姻习惯法对强奸等案件的处理有特殊的规则,要求违规者用"挂红"的方式向受害人家属赔礼道歉,即将违规者的猪或羊等当众杀掉,聚众分食,在令违规者名誉扫地的同时,受害人也得以挽回面子,苗族婚姻习惯法对此问题特有的处理方式适应了小地域的社会治理要求。但随着苗侗地区经济快速发展,这种处理方式与现代司法不相符合,普通民众的司法观念和婚姻习惯法方法与国家法之间的冲突也引发了大量的纠纷。类似的典型司法个案是法官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的难题之一。如何化解此类个案也成为当前民族地区法院在纠纷解决中的困局之一。

民族习惯法的特殊规则对刑事案件的影响——以黔东南“扫家”、“看米”、“蛊”引发的司法个案为例

在黔东南民族习惯法中有许多特殊的规则,如家中发生"不好"的事情时就要"扫家",借此达到驱邪、避晦的目的,有的司法机关就以此寻求疑难刑事案件的突破。"看米"则是苗族民众请鬼师看病或占卜的一种方式,通过鬼师"看米"达到祛除疾病的目的。同时,在传统的苗族村落社会内部,民众对于"蛊"讳莫如深,一些不法之徒就利用民众对"蛊"的恐慌心理实施敲诈勒索犯罪。这些都对当地社会的和谐稳定产生了严重影响。

边疆民族地区法治初论——基于法治中国的理论演绎

法治的实现,既需要根据法治的一般原理,遵从法治的普遍原则和基本规律,也需要注重法治的地方特色,寻找大国治理当中的"特色"语境。其中最重要的特色语境是通过法"治"边疆、法"治"民族和法"治"区域,实现法治的疆域性推进、族群性推进和区域性推进,进而构建完整的、体系化的以及具有规律性的边疆民族地区法治。法治中国,不仅是法治规训下统一性的中国,也是法治规训下具体性的中国,二者构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并能成为推动中国法治发展的合力。

论和谐视阈下西部民族地区法治现代化的路径建构

在多元化社会转型及现代化法治建设进程中,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由于急剧的社会转型和变迁,西部民族地区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民族关系、经济利益、社会结构、法律传统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文章分析了西部民族地区法治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推进法治体系的现代化等方面提出了西部民族地区法治现代化的建构路径。

论民族地区生态化城镇建设的法治路径

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必须诀别"摊大饼"现象。生态文明是民族地区城镇化的一大亮点。过去城镇化的评价指标体系缺失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当下必须构建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红线制度和预警机制、生态环境独立的监督执法体制、生态资源的有偿使用和补偿制度、生态环境有效治理的责任追究制度。

论法治在西北民族地区发展的条件——从政治意识文明的视角分析

政治文明是以法治文化为政治文化基础的,其在西北民族地区的发展,需要相应的教育条件和过程,奠定政治文明发展的法治文化基础。一是生态文化的转型,包括自然生态文化、地域观念文化和人口观念文化的转型。二是政治文化的转型,克服传统政治文化对政治文明的制约因素,建构和发展现代政治文化。三是培养农牧民依法进行政治参与的意识,提高政治参与能力。四是发展以义务教育、技术教育、法制教育为体系的世俗教育,依靠提高技术水平、法治意识参与政策资源的分配,依法维护公民的各项权利。

论民族地区的生态法治建设

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不仅关乎少数民族的民生福祉,也是全国的生态安全屏障。面对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严重现象,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并配套最严格、最严密的法治体系为之保驾护航。在此背景下,民族地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法治建设,具有保障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等重大意义。有必要以民族地区在2014-2018年公布的相关数据为依据,深入挖掘民族地区生态法治体系各环节存在的问题,进而探索民族地区推进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可行进路。

论我国民族自治地方法治政府建设

民族自治地方法治政府建设,对于强化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依法行政能力,营造公平公正的行政环境,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我国民族自治地方法治政府的建设当前还存在一些问题,必须通过强化公务人员法治化意识、法治化进程、科学民主决策、行政执法体系、权力运行的监督机制、违法行政责任追究制等理念、制度、政策和方法来推动民族自治地方法治政府的建设。

民族地区法治型行政文化构建路径分析

加强民族地区行政法治建设、构建法治型行政文化成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但民族地区"人治型"行政文化、重视权力—义务关系等制约因素,造成了法治型行政文化构建的艰巨性。为此,民族地区法治型行政文化的构建应坚持创新和变革之路。

民族地区刑事法治的证成与实现

民族地区的刑事法治的差异化作为一种现象在我国一直存在,民族地区的法治在刑法领域的证成具有现实意义。我国具有实行“民族地区刑事法治”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我国“民族地区刑事法治”的实现主要依赖民族地区的刑事习惯法。民族地区的刑事习惯法可作为限制入罪的重要参照,并通过刑事和解在量刑上得以实现。

优化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有益探索——读《民族自治地方社会和谐法治保障若干问题研究》有感

对《民族自治地方社会和谐法治保障若干问题研究》一书的问题意识、研究内容和重要贡献等问题做了介绍和评价,认为该族书是优化民地区社会治理的有益探索,值得推介。

民族区域自治实践中政策、法律、制度“三位一体”之思考

政策、法律、制度是民族区域自治实施实践的基本规范形式,基于公共选择模型、历史考察三者的协同一体关系,对实施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在实践中,要注意处理三者之间的时间优位关系、协调配合关系、多重复合关系。

论和谐民族关系与政法兼治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本内涵包括"坚持全面以法治国",党的政治理论的最高范畴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这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国家伟大实践与未来发展目标的深刻反映。认真反思我国巩固与发展和谐民族关系的过往实践,毋庸讳言,总的格局仍主要是政府主导,社会则参与不足。正是基于上述背景,本文提出了"政法兼治"(政策与法兼治)概念,并具体论述了我国的民族政策是带有法律权威性的政策、有效贯彻落实民族政策要求法治化建设、巩固与发展和谐民族关系必须政法兼治等观点。

少数民族基层地区法律普及问题探究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地区普法工作的深入开展事关国家"法治化"的整体实现。然而,由于诸多原因,少数民族地区的法律普及水平相对较低,特别是在地处边远、交通不便的基层地区,情况尤甚。因而,认真开展少数民族基层地区的普法教育工作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文章以少数民族基层地区的普法工作为切入点,尝试从理论视角对与普法相关的若干法律问题作较为深入地个人解读和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