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走廊学说与区域舞蹈文化研究——以南岭民族走廊为例

本文以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民族走廊学说为研究视角,以南岭民族走廊为研究对象,对走廊所包含的东段粤北地区、中段桂东北地区、北段湘西南地区的瑶族、汉族、壮族、苗族、侗族、客家等族群舞蹈的分布及互动展开比较研究。拟从区域舞蹈文化研究的范式转变、民族迁徙、信仰流播、“中心”与“边缘”等多元视角来看族群舞蹈文化的互动互融,印证南岭民族走廊各族群在历史上的动态流变,以此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为南岭民族走廊舞蹈文化研究提供更多研究的视角与案例。

差异性与共同性:藏彝走廊南部“弟兄祖先”传说范式的探讨

以广泛流传于藏彝走廊南部民族中的“弟兄祖先”传说不同版本之突出情节变量——婚姻为视角,可将其分为一次天女婚型、一次兄妹婚型和多次两种婚交替型。再按照传说在藏彝走廊南部从西北至东南的流传路径,传说的不同范式就大致呈现出西北、东南相反序列对称的地域性规律变化。通过比较四个典型的多次两种婚交替型版本,发现不管天女婚还是兄妹婚都以人或物在上下、高低空间的重复流动,尝试把两种对立的事物结合起来。所以,传说不同范式的地域性变化就是通过对人群间差异性与共同性的生产、维持和转换,解决社会性别、血缘、空间等二元结构的矛盾。基于传说版本中人群间共同性与差异性的演变关系,可为研究中国民族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提供一个可供进一步分析的案例。

喜马拉雅民族走廊中的人与生态交互共进——以夏尔巴人研究为例

习近平总书记的西藏治理方略格外重视稳中求进、贯彻新发展理念及稳边、兴边、固边和强边战略思想。加强喜马拉雅山区夏尔巴人研究,对落实此方略十分重要。已有夏尔巴人研究主要聚焦在五个方面。一是体质适应生态及其哲理更新,二是族源呈现和谐互动相处之道,三是生计与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四是社会结合机理及其治理导向,五是文化艺术传承创新与现代化。但是我国的相关研究还很薄弱,在突破人与自然无法二分的哲理方面还有较大的理论潜力可发掘,亟待从尝试辨析出其清晰的族源转向聚焦人群互动、和谐相处,对其生计方式朝向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亟待加强,在加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议题上研究力度不够,在利用夏尔巴人非物质文化遗产助推西藏边境高质量发展和让世界了解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方面也有待继续发力。今后,需适当调整研究议题,在方法上有必要进行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在理论研究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也有助于稳边、兴边、固边和强边。

西北行记所见20世纪30年代甘青民族走廊各民族的交往与融合

20世纪30年代考察西北热潮期间,形成了数量不菲的西北行记,详细记载了甘青民族走廊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状况、文化教育、风土人情等状况。其中包括大量关于各少数民族人口及分布、生活习俗、各民族相互关系的记载,反映了这一时期甘青民族走廊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婚姻关系、经济与社会交往、语言融通、现代民族教育的兴起与初步发展等现象,充分体现出各民族之间的深度交往、融合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萌芽。

南岭民族走廊传统村落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南岭民族走廊是历史上中国人口迁移、物种传播、商品流动、文书传递、军事征伐的重要通道,也是我国传统村落分布的聚集区。通过运用GIS分析工具对681个传统村落进行空间分布及影响机制研究。研究表明:南岭山区传统村落数量多、分布广,空间分布具有聚集性和显著不均衡性特征。南岭传统村落的分布受地形地貌、海拔高程、水文环境等自然因素以及交通条件、民族分布格局、经济环境、政府政策等社会经济因素影响。针对南岭山区传统村落的分布特征和影响机制,提出进一步加强传统村落普查、申报与建档;加强跨区域府际合作,形成区域协调机制;探索传统村落保护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机制等建议,对推动南岭传统村落跨区域保护和连片集中保护工作有一定参考价值。

河西走廊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整理与传承研究

甘肃省河西走廊地区文化遗产是一个集多民族传统文化为一体的巨型混合文化圈.文章以河西走廊地区省级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调查法、逻辑分析法对河西走廊地区的省级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挖掘整理,并将其归为四种类型:体育游戏类、传统武术类、民间舞蹈类、社火节庆类.同时探讨河西走廊地区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当代困境,并提出传承策略:增强传承主体的文化自觉意识、融合文化体育旅游有效发挥其经济价值、丰富展演竞赛活动营造全民传承氛围、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新性发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形成有机统一的传承体系.

当代“锅庄”:藏彝走廊民宿空间内的主客互动与族际交往

作为旅游设施的民宿不仅提供着食宿等基本功能,而且自身也构成一个游客与当地人互动交流的空间。在藏彝走廊的多民族情境之下,民宿内主客之间不同的民族身份与文化背景使得这一互动呈现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涵。四川省丹巴县中路藏寨的民宿呈现了以其为中心的空间转换,当地民众与游客之间展开着频繁且深入互动,发展出一种“游客—朋友”融洽关系并超越时空限制实现跨区域的交往。当前旅游情境下的藏彝走廊民宿类似于历史上汉藏贸易中的“锅庄”,不仅承载着贸易或旅游等基本功能,而且自身也构成联结不同人群并促进多民族交往的枢纽空间,并推动着更大范围内多民族的社会交往与文化交流。

南岭民族走廊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南岭民族走廊"是费孝通先生对南岭瑶山进行社会历史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80年代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与"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并列为中华民族格局中的三大民族走廊。南岭民族走廊既是一个地理学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学概念。数十年来,学术界对南岭民族走廊的研究涉及理论概念、地理交通、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民族互动与交融以及少数民族教育等诸多方面,初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体系。学术交流和争鸣不断推动南岭民族走廊的研究继续深入发展。随着相关研究机构的完善、研究队伍的壮大、研究方法的创新、研究内容的拓展及学术交流的频繁,南岭民族走廊研究的前景将更加广阔。

论民族走廊研究中的三个问题

当下的民族走廊研究虽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但问题也很明显。在概念界定上,民族走廊研究不仅存在过于强调或者弱化"走廊式"地理特征的不足,而且忽略了它的世界意义。由概念界定不准所引发民族走廊的研究定位以及对"民族"涵义的理解也存在一定的偏差。

西北民族走廊宗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西北民族走廊宗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作为样本,运用ArcGIS10.2空间分析工具对西北民族走廊宗教类非遗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开展研究,结果表明:西北民族走廊宗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结构以民俗、传统音乐和传统舞蹈为主,传统医药、曲艺以及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的分布较少;西北民族走廊宗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上呈现集聚分布的特点,总体空间分布密度以西宁—海东为中心向外围扩散,体现出"东密西疏"的特点;其在市域的数量分布以及类型分布上存在不均衡性。此空间分布格局的形成与地形因素、水文因素、交通区位、民族分布以及人口因素息息相关。最后就进一步促进西北民族走廊宗教类非遗空间格局的优化与保护利用提出对策建议。

试论康区的人文特点

康区作为藏族三大方言区和三个传统的人文地理区域之一,因其地理环境复杂多样,文化与社会的差异性、多样性突出,民族支系繁多等特点,人们对康区人文特点的认识一直存在着困境和障碍。也造成康区研究较之于卫藏和安多一直相对薄弱和滞后。本文在综合并兼顾地缘、经济方式、民族交往与互动、历史演变、文化特点等诸多因素基础上,对康区人文特点进行了初步的归纳和讨论。提出康区具有五个突出的人文特点:一是康区是农牧混合与农牧过渡地带;二是康区地处民族走廊地带,是藏族与西南众多民族互动与交融的地区;三是康区是藏、汉民族交流互动及西藏与内地之间的连接通道;四是康区是一条历史文化沉积带,积淀着许多古老的历史遗留;五是康区地域文化具有突出的多样性、复合性与兼容性。

民族走廊研究的路径与方法

本文针对1980年代以来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民族走廊"学说,重点以南岭走廊为例,在概述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南岭走廊研究的大体现状与趋势的基础上,聚焦于对如何从文化上理解民族走廊,以及阐释民族走廊研究的不同路径、分析民族走廊的方法。

通道·边界·生存空间:略论南岭民族走廊的形成与演化

南岭并非天然的"民族走廊"。今日我们所见的南岭民族走廊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而形成,这一进程既包括不同族群的迁徒与互动,也包括南岭作为地理空间的开发史、作为文化象征的意义建构史,南岭作为民族走廊的形成过程也即此三者的演化、整合与变动过程。概言之,本文将透过族群、地理空间与文化象征三者的历史进程来对"南岭民族走廊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问题作出简要回答。

论武陵民族区与民族走廊研究

武陵地区以土家、苗、侗为主的少数民族有非常密切的互动关系,而且呈现多元文化特色。武陵民族区从民族学、人类学角度而言是富矿区,武陵民族区与民族走廊问题的研究颇富文化意蕴。因此,必须加强武陵民族区的综合研究、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

明清时期河湟民族走廊文化治理的路径及影响

明清时期河湟民族走廊地区的文化治理不单指儒学教育,而是以社会教化为中心的综合文化治理,包括以官方正祀为引导对民间信仰的整合,以儒家伦理为指导对社会风俗的治理等。这一系列的文化治理加速了河湟民族走廊地区的“内地化”进程,使得多民族社会的国家文化认同增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促进了河湟民族走廊地区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形成,亦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形成的一个缩影。

南岭民族走廊族际经济互动研究

南岭民族走廊族际经济互动主要包括市场型与互惠型两种模式,是经济意义与文化意义的有机统一。从经济视角看,族际经济互动实现了不同群体之间生产生活资料的互补,其内在驱动力是为了满足生存与发展需要,这是由不同民族群体对物品需求的多元性及所处生态环境制约所决定的;从文化视角看,经济交往是族际间最基本、最重要的交往方式,其蕴含着交往双方对彼此文化的理解尊重与价值认同,从而进一步促进族际间民族文化的互动交流与融合发展;同时,南岭民族走廊族际经济互动对“一带一路”建设及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推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人类学视阈下的河湟民族走廊——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缩影

河湟民族走廊地处中国地理几何的中心,是我国北方蒙古高原游牧文化、青藏高原游牧文化圈和中原农耕文化的交集重叠地带。它丰富的多样性表现在生态、经济、民族、宗教、语言等方面,尤其多元民族与多元宗教文化共构了河湟民族走廊文化的表里结构,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嵌入式的区域文化特点,是我国文化多样性最为丰富、积淀最为深厚的一个独特的文化区,更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缩影。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民族走廊研究的新分析框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当前民族工作与民族学研究的主线。以往的民族走廊研究基本是从区域内部的视角展开,注重对民族走廊内部各民族交往的历史与现实经验及其理论生长进行纵向研究,忽略了其所处的中华民族话语叙事的宏观社会背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现实与实践的三个维度为民族走廊研究提供了宏观层面的分析框架。从历史维度看,民族走廊研究要关注中国古代边疆与中央之间的关系、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经验、中华民族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从现实与实践路径维度看,要关注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共同发展,以及各民族文化与旅游发展、乡村振兴、科技进步等的关系,这一分析框架将有助于推进中国民族学派的进一步发展。

论重庆市高校体育教育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通道的构建

运用文献资料、专家访谈、实地调查和逻辑分析等方法,在对重庆市各高校体育教育、教学环境条件以及重庆市所特有的人文地理环境、少数民族体育文化资源进行实地考察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重庆市高校体育的开发与发展应与民族传统体育相结合,以构建独具特色的重庆市体育文化通道。并以此为契机更好地开发整个西部地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使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现代体育教育中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

唐贞元铁桥之战后滇西北地区民族分布的变化——兼及唐代藏彝走廊南端民族迁徙的原因

公元794年,南诏北击吐蕃并夺取滇西北铁桥地区,吐蕃势力由此退到金沙江以北。铁桥之战使原迁徙到滇西北地区的吐蕃移民北移,战后南诏又采取强制手段将一些民族部落迁出、迁入滇西北地区,使这一地区民族分布出现了重大变化。与滇西北一样,在唐代,整个藏彝走廊南端的民族迁徙活动的主要原因是唐、吐蕃、南诏长期的政治、军事角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