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习惯在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中的当代价值

苗族传统文化长期积累的议榔、贾理、理老断案习惯,蕴含了丰富的社会治理价值和纠纷诉解工具价值,议榔、贾理、理老断案习惯的精神理念,包含有培育温情家庭邻里社会的伦理基础,补缺国家刚性司法不足的柔性调适作用,塑造个人人格行为模式的文化功能,促进民主和谐共生社会关系生成的社会机制。从价值分析的角度,许多价值对当下化解家庭邻里等基层社会矛盾纠纷,推动社会协调有机运行具有积极的价值,应当加以利用,与国家司法诉解纠纷互促互进,融通协调运行。在当代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过程中,利用议榔、贾理、理老断案习惯,应当发挥好习惯的文化教育引导作用,为法治社会打下良好的道德伦理基础,用好习惯在法治留给社会自治空间中的规范调节作用,规避习惯的消极因素,使其在法治的引导下与时俱进。

从族群与国家认同矛盾看阿拉伯国家的国内冲突

在阿拉伯世界,族群、国家、民族、宗教多元认同的存在决定了阿拉伯国家的国家认同深受多元认同的困扰。本文主要探讨了种族、语言、宗教、教派等族群认同对阿拉伯国家认同的挑战,分析了阿拉伯国家族群冲突的四种主要形态:权力分割族裔化而引发的国内冲突;权力垄断族裔化而引发的国内冲突;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族裔群体的冲突;跨界族群寻求自治与独立引发的冲突。阿拉伯国家的族群冲突反映了阿拉伯民族国家建构存在的问题和遭遇的挫折。

民族群体性事件的类型演化与冲突干预研究

组织性是群体性事件研究的一般维度,宗教情感性是民族群体性事件的一个特殊维度。根据民族群体性事件的组织性与宗教情感因素两个维度,通过2×2矩阵将其划分为四种类型:原态型、反应型、主动型与竞争型;在此基础上归纳民族群体性事件的特殊类型演化机理,进一步分析民族群体性事件的干预时机并提出相应的干预策略。

移民与族际冲突——东汉时期武陵、长沙、零陵三郡“蛮变”动因浅论

东汉时期武陵、长沙、零陵三郡土著"蛮人"曾多次武装反抗当地官府的统治,以往的研究者在论及其动因时,大多仅在当地官府的压迫和剥削这一层面上做文章。本文以为,三郡"蛮变"具有深刻的移民背景,由中原汉族移民的大量迁入而引发的族际冲突,可能是三郡"蛮变"的深层原因。

非政府组织与菲律宾族群冲突的解决

各种因素使得困扰菲律宾多时的族群冲突迟迟得不到彻底的解决,这严重影响了菲律宾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市民社会健康、和谐的发展不仅可以减少发生族群冲突的可能性,也会在缓和已有冲突并最终建立持久和平方面有所贡献。菲律宾的非政府组织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尝试。

近代云南段国界线变迁与跨境民族身份认同的形成

云南跨境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既是长期以来社会文化发展形成的结果,同时还与各种政治历史变动密切关联,在这些政治历史事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近代以来云南段国界线的变动。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导致中国边疆危机,发生在云南的中缅、中越、中老边界交涉活动,通过国家政治以及国家意志对云南跨境民族身份认同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族群冲突及其进程的心理基础与心理解释

族群冲突是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议题,而政治心理学则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研究进路。从族群冲突及其进程的心理因素来看,心理因素既可能是族群冲突的诱因,也可能是族群冲突进程中的参与者。对于这一心理基础和心理进程,学界形成了资源竞争论、社会学习理论、权威人格理论等解释路径,并通过自我实现的预言、羡恨交织等学术概念拓展了研究手段。然而各种单一理论无法有效解释复杂多变的族群冲突及其进程,因为复杂的社会事实超越了单一理论的边界和适用范围,这迫使我们采用综合理论来解释复杂事实。但问题在于,不同学者对于不同层面因素的作用给与了不同的权重,对同一案例中不同因素的作用大小甚至也争论不休,这将使得综合理论框架面临内在矛盾。因此,对于族群冲突及其进程中的心理基础,尚需要更为精确的作用机制分析和定量分析。

少数民族工业化过程中的时间冲突——以一个云南彝族撒尼村寨为例

在少数民族现代化过程中,全球统一时间常常与地方性时间产生矛盾冲突,导致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陷入困境。除了工、农业生产方式所产生的时间制度和时间观念差异外,引起少数民族社会时间冲突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工业时间与当地社会文化逻辑的矛盾,工业时间及其所蕴含的理性化、个体化价值取向与少数民族传统的共同体社会结构相抵触。在重视社会关系积累而不是财富积累的少数民族社会中,时间主要被用来生产社会价值而不是经济价值。

侗族款文化与现代法治的冲突及互补

侗款文化是我国侗族地区的特色文化。侗款文化的核心侗款在本质上是民间法、习惯法,能够起到社会控制的作用。侗族款文化虽然包含了很多积极因子,但是由于民间法、习惯法本身与现代法治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因而侗族款文化与现代法治之间并不完全吻合,两者之间存在习惯法与国家法冲突的一切表征。当然,这种冲突与矛盾并非不能化解。如果能够有效地化解两者的矛盾冲突,则能够进一步发挥侗族款文化的积极意义,与现代法治形成互补作用,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法治的实现。

论族际个体矛盾的“去民族化”

族际个体矛盾与民族矛盾两者存在一定关联,但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社会现象。族际间个体矛盾的发生兼具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在现实生活中极易被有意无意地导向民族矛盾,这种"民族化"的倾向对于多民族国家建设极其有害。要针对族际个体矛盾"去民族化",需要从"去政治化"、"去敏感化"、"法制化"以及"领域分立"等多种途径探究其解决方法,这对我国和谐民族关系的发展和依法治国的推进都有着理论和现实的意义。

边界内外:从文化冲突到文化融合——以峨山县塔甸彝汉两村为个案

塔甸彝村和街子汉村位于滇中峨山彝族自治县西北部山区。由于历史上的资源占有、政治隶属以及经济共同体的发展等原因,两村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立场,一直以来发生着一系列彝汉矛盾。当地链接两村彝汉民族的街子及其开新街仪式活动,充当着彝汉族群边界的角色,划定和界分着彝汉两个民族的身份和文化认同。近年来随着经济一体化发展,国家和谐社会建设以及公民社会养成的推进,彝汉族群边界逐渐出现弱化和跨越现象,两村彝汉民族关系呈现出和谐的局面。

再论“族群”概念与解决民族内部矛盾的路径

自从族群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引入中国以来,族群与民族、族群意识与民族意识已经成为民族研究的主题。在本文中,笔者尝试着再次对“民族”与“族群”概念、民族意识与族群意识进行了回顾与分析;接着对美国和我国所采取的族群政策的变化进行了一番仔细比较分析;对解决族群矛盾提出了一些建议,认为只有淡化“族群意识”,加强各族群之间的文化认同,遵循族群发展的自主性和客观规律才能较好地解决我国的族群问题,维护社会稳定。

跨界民族、错误知觉与大国对冲——后冷战时代俄格冲突特征再考察

国际冲突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议题。在冷战后全球化背景与和谐世界话语氛围中,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冲突虽不合时宜,却也呈现自身特征与逻辑,有必要予以理论与事实考察。俄格冲突在后冷战时代具有典型意义。这一冲突过程主要涉及跨界民族歧异、行为体认知偏差与大国对冲均衡。从这些维度出发可以进一步探讨冷战后国际冲突特征与接续意义。

学校教育与图瓦人传统体育文化的耦合与断裂——来自新疆喀纳斯村小学的田野调查

学校教育是文化传承的主阵地,但在现代文化的冲突中,图瓦体育文化教育出现了割裂的困境。应通过加强学校教育的方式来消解文化冲突,让图瓦民间体育文化得到有效传承和发展,从而保留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

班洪事件新论:以南京政府的应变和佤族的民族认同为视角

1933年底,缅甸公司在英国殖民当局的护送下,进入班洪地区企图开发炉房银矿,结果激起当地佤族的抵抗,史称班洪事件。中英双方均十分重视此事,由此重启了中断30余年的联合勘界。学界对班洪事件的相关研究,目前存在一褒一贬的评价,即高度赞扬佤族的抗英行为,同时批评南京国民政府的处置。然而,根据相关史料的梳理,南京国民政府对此事的应变实际上颇为值得称道,得到当时舆论的普遍支持。而当地佤族的所谓"中国认同",结合时人的记载,有理由相信,并不是其心迹的真实体现,其中另有隐情。

试述淮河流域早期的族群融合

淮河流域早期族群被史称为夷、东夷、徐夷、淮夷,创造了独特的文明。淮域族群在发展过程中,与夏商周三代多次发生不同程度的冲突,由冲突而融合,文明相互交流而融汇,社会结构由血缘关系而地域关系。秦汉时期,淮域族群终被编户齐民,成为夏夷一体。通过对相关问题的探索,可加深对中华民族一体化进程的了解。

清代贵州苗疆民族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与司法制度的冲突表现及其成因

清代贵州苗疆是一个集合多种要素的司法场域,苗人遇有民间纠纷或轻微刑事犯罪,固然有向官府告讼的情况,却由于语言不通、书写困难、缺乏费用、交通梗阻等因素,使得司法审判在贵州苗疆,尤其是“生苗区”判案不多,主要依靠民族民间纠纷解决机制调处纠纷和裁审犯罪。清代贵州苗疆的民族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与司法制度既有冲突又有配合,共同构成该域多元复合的审判与解纠机制,二者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价值追求、裁审依据和审执程序等方面,其主要原因为经济基础、法制观念与民族文化等差异。

缅甸族群冲突与族群和解进程探究

自执政以来,缅甸民盟政府尽管倡导并积极推进"21世纪彬龙会议",但目前取得的成效有限。缅甸持续近70年的族群冲突问题是多种因素不断累积造成的。整体而言,这些因素主要包括根源性的历史—殖民因素,结构性的国家制度因素,不同时期累积起来并得以持续的族群政策,以及族群武装组织本身的一些因素。目前来看,缅甸尚未完全具备通过政治谈判来解决族群冲突问题并真正实现族群和解所需要的主客观条件。因此,采取有效措施实现对族群冲突的有效规制,创造各种支持族群和解的条件,对于继续推进缅甸族群和解进程具有重要的作用。

近代中国西南国界线变迁与跨界民族身份认同的形成

西南跨界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既是长期以来社会文化发展形成的结果,同时还与各种政治历史变动密切关联,在这些政治历史事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近代以来中国西南国界线的变动。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导致中国边疆危机,发生在云南的中缅、中越、中老边界交涉活动,通过国家政治以及国家意志对跨界民族身份认同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漠北回鹘汗国境内的粟特人——以粟特人与回鹘互动关系为中心

744年回纥汗国代突厥第二汗国而兴,标志着漠北地区进入回纥/回鹘化进程。漠北回鹘汗国境内的粟特人与回鹘,在政治、经济、宗教等领域呈现频繁互动乃至深度融合,推动了回鹘族群的熔铸和成型,北方草原文明也推进到以尊奉摩尼教为突出特点的回鹘文明时代。但是,粟特在与回鹘的互动、融合过程中,亦时有不谐与矛盾,回鹘内政的动荡和对外(唐)关系的紧张以及漠北回鹘汗国的败亡,其辖境内的粟特人也难辞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