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间的信任变迁--以契约与赦令为中心的考察

游牧族群的武力征服及文化的冲击与渗透,使古代中国各个历史时段的整体社会文化环境出现了重大差异,形塑了不同时代人们的性情、观念与精神世界,产生了不同的生活与行为模式,并外化为契约及实践。由两汉到隋唐,中国民间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在整体上呈现出“恶化”趋势。在此过程中,契约的内容与条款日益细密、丰富。与此同时,法律的地位与权威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成为建构与维持交易秩序,重塑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的重要手段。因此,在中原一统王朝重新建立的唐代,朝廷采取了种种为法立信的措施。

中华民族共同体框架下民族信任的内隐心理结构探究

基于激活扩散模型,以民族信任为靶词,要求667名被试对其进行词语联想后,对收集到的3994个词汇进行汇总、同词合并简化等分析。以联想频数前100个高频词汇(占总频数的81.50%)作为分析单元,另请31名被试进行分类任务,依据词语间内在关系的亲疏程度实施系统聚类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结果显示:1.“民族信任”一词在中国人头脑中可表征为四个方面:互惠共生关系、个人道德规范、中华民族一家亲和社会道德规范。2.民族信任内隐心理结构呈现二维空间结构,包括“人际-群际”自我类化维度和“熟悉-陌生”关系亲疏维度。以上结果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框架下各民族对民族信任的概念理解,有助于推动民族信任领域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民族旅游地游客的地方信任变动及主体响应策略

在地方消费与情感消费叠加的背景下,地方信任日渐成为民族旅游地的新型旅游资源,关系到其可持续发展以及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文章以凤凰古城作为典型案例地,通过深度访谈、非参与式观察、网络民族志等质性研究方法开展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游客的地方信任具有鲜明的变动性,具体表现为时空变动性与结构变动性两个层面。时空变动性在时间层面意味着在旅游前、旅游中以及旅游后的时间维度上,游客的地方信任账户因游客的地方想象与临场体验的不断协商而有所变动,在空间层面上体现为游客的地方信任在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之间双向迁移。结构变动性在信任状态层面处于信与不信交织的状态,在信任对象层面表现为地方品牌信任、旅游消费信任、地方政府信任之间互相传递,形成一幅由不同情境、不同信任对象、不同信任状态拼贴而成的马赛克式信任景观。游客、商家、地方政府分别采取自我应对与协同应对、主动履行公民责任、给予制度保障等策略以响应动态变化的地方信任。

信任视角下民族互嵌型社区的实证研究——基于青海藏区的调查分析

信任机制作为冲突缓冲带是促进民族互嵌型社区多民族和谐共生的关键要素。文章以青海藏区三个民族社区的调查数据为例,着重分析社区邻里信任、政治信任与民族互嵌的关系,通过构建模型加以验证。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各民族的社区邻里信任是民族互嵌的活化剂;二是政治信任是多民族国家民族互嵌的基石;三是社区邻里信任与政治信任是推动多民族参与公共事务的直接动力。在未来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更多关注点应放在基层社区邻里信任和政治信任的建立与维护上,在此基础上多民族社会信任与政治信任的提升将会大大促进真正的民族互嵌。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信任机制及特点研究——以某混合社区为例

研究发现,当前城市社区信任是在现代化发展与传统伦理本位文化延续共同作用下发生的。在两者影响下城市社区信任呈现为:人际信任愿望强烈,但信任感低,基于社区交往的趣缘信任渐成社区人际信任主要来源;制度信任培育程度参差不齐的特点。该研究的政策启示是: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应加强社区组织建设,提升制度信任水平;鼓励居民参与,提升人际信任水平。

政治传播与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

有效的政治传播是有效治理的基础,无效的政治传播则是无效治理产生的根源,其中,相对无效的政治传播引致相对无效的治理,绝对无效的政治传播则导致绝对无效的治理。在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治理实践中,政治传播的失效引发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信任赤字,并成为引起部分边疆地区社会治理失序的重要原因。信息通道的缺失是导致政治传播在部分边疆地区相对失效的原因,也是通过改进政治传播来改善边疆多民族地区治理的关键。

社会信任和民族刻板印象在农民工流动中的作用——基于在京彝族建筑业农民工的个案研究

在京彝族建筑农民工的流动展示了与普通农民工不一样的特点,以彝族包工头为中心,对于在其手下工作的彝族农民工,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信任关系在其流动中起到了巨大的支持作用;对于大分包商,建筑公司,劳务公司,其关系的建立和维持是依赖于无形和有形两种资本的投资实现的。彝族建筑工人与汉族社会信任的建立还受到了民族刻板印象的影响,双方了解越少,刻板印象越强,信任的建立就越困难。研究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影响社会信任建立和维持的机制,还能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为少数民族所遇到的不同问题提出适当的解决方案,从而促进不同民族的交流,构建和谐社会。

石砫土司统治与民族间信任和谐研究

石砫土司作为重庆民族地区重要的少数民族地方势力,统治石砫土司地区800余年。其间,石砫土司正确地处理了与中央王朝、周边势力、辖地百姓的复杂关系,民族间形成了政治军事互信、经济文化互动、民族和谐相处的信任和谐局面。这种和谐民族关系局面的形成,为我们今天正确地处理民族关系、促进民族间信任和谐与地区稳定发展提供了历史经验。史实告诉我们,正确地处理民族关系、促进民族间信任和谐,就要正确地处理不同民族的利益诉求,努力促成民族间的信任和谐和民族地区的稳定发展。

饮酒习俗如何建构信任网络——以青海省互助县东河乡尕寺加村的经验观察为切入点

通过对青海省互助县东河乡尕寺加村五组这一农牧交错区域跨族群村落的参与式田野观察和体验,发现在类似的村落中,实现跨族群村落内聚的"通用介质"主要是"情",而不是所谓的一般意义上的"理"与"法"。"胡风汉韵"的酒文化之"划拳词令"在这里得到了较为完整的保留和传承,而正是经由"饮酒即信任"这一民间习俗规范所体现出来的"信号传递—合作模型"的日常实践,才使多个在历史文化信仰上具有异质性的族群和平栖居于同一个村落共同体之中。在这里,能够亲眼目睹到"夏夷并用"和"求同存异"等华夏早期文明的活性因子,能够切身地体会西北民族地区特有的一种政治文化景观——"族群间性"。显而易见,在中国农牧交错带的跨族群内聚之历史和现实经验中,蕴藏着拉铁摩尔所说的中国"贮存地"核心特征或密码。

民族互信与和谐社会的政治生态构建

民族互信是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形成与发展的基础,而良好的民族互信关系构成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政治文化特征。民族互信体系的建立与健全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治生态的重要内容。

信任与海外华商族群网络研究——来自田野的调查与思考

论文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浙江义乌及青田三地田野调查之基础上,以从事中国商品国际贸易及相关产业的海外华商为研究对象,探析中国传统熟人社会中的"信任"与海外华商族群网络的关系问题。研究指出,人际信任,尤其是特殊信任是海外华商族群网络建构的基础。借助于信任,华商可以获得赊款采购、赊款货代、信用担保等优惠,进而有助于拓展其商业网络。商品交易过程中的信用实践、国际产业链的分工与合作关系以及"集体制裁"等,促成了华商族群网络中信任的产生及维系。

北齐汉化大臣民族关系思想述论

北齐由"胡化"汉人所建立,皇帝多以"胡化"著称。但是,一些地方官员和军中要员仍然继续在"汉化"的道路上行进,他们对民族关系的思想认识和实践活动比较符合儒家思想及其行为准则,不断彰显着"汉化"特征,有些思想认识比同时代其他政治家和思想家更有高度。源彪的"以恩信治边"、段韶的"北虏侵边,事等疥癣"、王纮的"相与影响"和元景安的"被以威恩"思想,不仅丰富了北朝民族关系思想史,而且都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他们得到了百姓的爱戴,青史上留下了英名。

刍论双语教育对维系新疆民族和睦关系的作用

新疆地区的稳定和安全关系着国家的发展。影响新疆地区稳定和发展的因素很多,双语教育在维护民族团结,提升民族互信,加快民族区域发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因此,要逐步推进双语教育,加大双语教育投入,培养双语人才,以发展新疆经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

美国智库民族教育政策研究的差异性公平观建构——以教育信托为例

民族教育问题是美国智库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差异性公平观建构是美国民族教育政策研究代表性智库教育信托的研究与倡导特色。教育信托构建差异性公平观的维度一是倡导和维护有色人种家庭学生受教育权;二是推动实施促进差异性公平的教育问责制;三是疫情防控期间提供在线资源及行动建议促进种族教育公平。其特点体现为以实现种族间差异性公平为价值取向,政策影响对象精准化与方式多样化相统一,政策工具数据化与可视化融合,进而塑造教育利益相关者共识并促成政策实现种族间差异性公平。但是,教育信托的民族教育政策研究与倡导逻辑偏重于种族间教育公平,导致一定程度忽视了教育个体平等的实现,形成新的逆向歧视。我国智库可吸取美国智库基于差异性公平观进行民族教育政策研究与倡导的经验,践行中国特色差异性公平观,致力于实现人人享有公平优质的教育;多维度创新影响民族教育政策的方式,提升智库政策影响力;开发教育大数据工具,推动智库民族教育政策研究范式转型。

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族际信任现状及提升对策分析——以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回汉关系为例

目前,对于回汉关系问题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民族区域自治地区,只有少部分研究着眼于大中城市的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本文是在对相关概念、学界研究现状以及朝天区回汉关系现状进行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对朝天区大滩镇进行的实地走访考察和调研的资料,经综合分析后得出其存在的问题并深入分析其原因以及相应的对策。

多民族社区人际信任构建——蒙汉杂居C社区向互嵌型发展研究

信任是民族杂居社区向互嵌型社区发展的关键要素。通过对内蒙古自治区蒙汉杂居C社区的问卷调查,发现C社区的人际信任期望较高、同民族间信任度高、对社区工作人员信任度高、信任浅层化、以工具性信任为主和信任多源于文化。民族、年龄、居住时间、个体经验、社区参与、邻里交往、社区公约是影响C社区人际信任构建的主要因素。其中,社区组织参与和邻里交往与社区人际信任显著相关。基于社区社会工作的地区发展模式,提出营造社区公共空间、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助推民族文化交往的社会工作介入策略,以此构建人际信任,推动杂居社区向互嵌型社区发展。

西方代表性官僚制理论的局限及超越——基于地区-民族匹配视角下民众对地方政府信任水平的考察

基于CGSS2010数据,分析地区情境中的民族代表性与地方政府信任水平间的关系,以检验并反思代表性官僚制在中国的应用与限度。研究发现,增加地区因素后,代表性官僚制的作用机制和作用强度发生了变化,不同地区情景下的汉族民众和少数民族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存在差异。在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高于汉族民众;在汉族地区,少数民族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仍然显著高于汉族民众。另外,少数民族地区汉族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亦高于汉族地区民众。西方代表性官僚制对此现象不能提供合理的解释,结果证实官僚代表性程度并非是衡量代表性官僚制的唯一标尺,这意味着代表性官僚制存在可拓展的空间。为此,构建了以官僚代表性程度与利益实现程度为标尺的代表性官僚制理论,从而增强理论解释力。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创建中的信任维度:以广西为实证

打造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环节,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离不开信任这一心理基础。信任是民族平等团结的凝聚力量,民族团结进步视域下的信任关系蕴含着丰富的信任因素。无论是各民族率先整体脱贫凝聚的信任因素、各族人民自觉践行“五个认同”的信任记忆,还是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信任元素,都是反映信任在广西打造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功能呈现。巩固广西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地位需要注入信任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汇聚信任促进政治发展的力量,发挥信任促进文化聚合的力量,进一步夯实民族团结进步的根基。

唐后期政治博弈对族群认同的影响

"安史之乱"爆发后,朝廷与地方势力展开了一系列政治博弈,对唐帝国的族群认同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肃宗以降,朝廷围绕文化而设计的博弈战略冲击了唐前期"夷夏一家"的族群认同理念,进一步造成"夷夏之防"意识的强化,并促使族群认同产生质变。"会昌灭佛"实际上是政治博弈的产物,它标志着唐代夷夏一家族群理念的结束。唐后期政治博弈对帝国族群认同的影响既深且远,由此产生的夷夏之防意识也不时困扰中国士人,直到近百年来才逐渐缓解。

政府绩效、政策公平与少数民族的政治信任

为研究少数民族平权政策和政府绩效对民众政治信任影响,对广西地区民众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政治信任没有显著的差异;政府的一般社会政策和政府绩效对民众的政治信任都有显著的影响,对政府回应性、政务公开、社会政策的公平性和社会保障政策的评价越高,民众的政治信任就越高。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对民族平权政策的公平感提升了少数民族对政府信任,而享受少数民族平权政策并非显著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