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在到自觉: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发展和形成

“中华民族”是梁启超于1902年首先提出和使用的。到了民国初年和五四运动后,首先是“中华”作为国号或国名的确立,其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及其影响,再次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广泛传播,这三个方面因素促进了中华民族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中华民族观念虽然在民国初年和五四运动后有了发展,但并没有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已经形成。原因一,当时人们使用的主要是“中国民族”而非“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虽然只有一字之别,但含义是不同的;原因二,很多人是在“汉族”的含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其原因有三个方面:“中华民族是生死与共、命运与共之共同体”的意识开始形成,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扩大,中华民族观念广泛传播。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标志是1939年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的发表。

美国加州K-12族裔研究课程探绎

近年来,美国加州政府开展了一项极具话题性和挑战性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即在K-12阶段推行族裔研究课程。K-12族裔研究课程以批判性种族理论为理论基础,主张通过“反叙事”打破白人对主流课程的叙事控制、文化独裁和知识霸权;超越教育机会与过程平等,力主教育结果平等;揭露、反对教育中的“色盲”现象。为保障K-12族裔研究课程的实施,加州教育厅研制了《族裔研究示范课程》,从目标、原则等方面对课程进行了规范与指导。在加州政府的支持下,K-12族裔研究课程在合法化、制度化的进程中取得了初步成果,但仍面临多方面争议,其发展前景尚不明朗,实际成效仍有待考察。围绕K-12族裔研究课程展开的“大辩论”是美国无休止“文化战争”扩大化的缩影,它折射出当前美国社会的紧张和分裂。

东北少数民族支持抗日联军史料拾零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侵占东北。为了加强其殖民统治,把魔爪伸向东北的鄂伦春族、赫哲族、朝鲜族、满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奴化教育,在经济上掠夺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日军的残酷统治,激起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反抗。这一时期抗联官兵宣传的抗日主张和民族政策,得到少数民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自愿为部队官兵引路、送信、筹集和运送物资,并积极参加抗联队伍,成为骨干力量。抗联部队联合吸收少数民族群众,不断壮大力量,并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后方基地。少数民族群众与抗联部队密不可分,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为抗日战争做出积极贡献,在参加抗日斗争的同时,实现民族发展、进步与解放,谱写了东北少数民族抗战史、革命斗争史。

全面抗战时期民族主义视域下的西南民族研究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日本全面侵华所带来的亡国危机激发出强烈而广泛的民族主义思潮,深刻影响了西南民族研究的目的、理论以及所取得的成就。民族主义视域下的西南民族研究肩负起了赓续中华民族生存、重塑中华民族文化多元内涵、反击帝国主义文化殖民图谋等重任。在民族主义思潮激荡之下,理论上出现了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宗族论”等争议,但在西南民族研究过程中又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整体认同和尊重国内各民族多元文化的新进路。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促使学者群趋西南民族研究并取得丰硕的成果。他们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田野调查和研究,丰富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元文化内涵;对汉族和西南少数民族交往融合历程的研究,促进了中华民族一体意识的深化;对多学科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借鉴与融汇,使得西南边疆民族研究成效卓著,不仅打破了长期以来帝国主义在西南民族研究中的优势地位和文化殖民意图,而且使得这一区域研究的话语权逐渐为国人所拥有。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抗战政治动员刍议

抗战时期,伴随抗日战争形势日趋严峻,西南一域于抗战时局而言愈发重要,而其间,久处边缘的西南少数民族备受重视,国民政府亦比以往更加关怀西南边域,对西南少数民族产生了特殊的民族认知与政策。在此种特殊的环境、认知与政策驱动下,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采取了内含情感、利益、统治、政党等多重逻辑而又独特典型的政治动员,政府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等多方互动由此渐趋频繁。尽管国民政府竭尽全力地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抗战政治动员,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其政治动员的开展状态,反映着互动过程的逻辑展开,更反映着动员失败的内在顽疾,致使其自始至终均未获得西南少数民族群体的真心认可。故此种立体、动态而又终归失败的典型动员案例,无疑对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民族地区共同富裕提供颇多历史殷鉴。

族群战争的爆发：一个广义理论

基于两个分析性的创新:对社会事实秉持以机制为基础的理解路径和对动态交互影响的强调,作者提出了一个有关族群战争爆发的广义理论,并利用两种元机制——安全困境/螺旋模型和群体间–群体内互动——作为"元综合器",将战争的影响因素与冲突行为的直接驱动力联系起来,对散布在现有文献中的众多因素和机制加以综合,形成了一个更具整合性且动态的族群战争理论。该理论不但整合了既有文献中已经识别的众多因素和机制,而且揭示了先前被隐藏或被忽视的因素、互动和机制,由此指明未来在这些方向的探究将是硕果累累。

司马迁的战争观(一)

司马迁是一位通晓兵略的历史学家,他对战争和军队问题有系统而独到的理性认识。他的战争观是其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司马迁对战争起源、战争定义、战争性质及民族战争等有深刻的见解。司马迁的战争观直到今天仍有其闪光之处,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叙利亚内战的宗教族群派别冲突状况分析

本文试图梳理叙利亚内战中错综复杂的宗教族群派别以及这些派别和周边国家和地区不同势力的微妙关系,这有助于对叙利亚局势的判读,也有助于中国相关部门着手建立多个双边关系,为今后顺利参与内战结束后的重建工作做准备,也确保中国在中东的整体利益不受或少受损害。

抗战时期西部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发展及其历史反思

在抗战时期的特定局势下,西部民族地区的文教开发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重视,国立及地方办理的民族学校增多,使西部学校教育较过去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但仍存在着很大的不足与缺陷,其经验教训值得反思与借鉴。

20余年来大陆学者关于华侨华人与抗日战争研究述评

20余年来,大陆史学界对华侨与抗日战争关系的研究硕果累累。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华侨投身抗日救亡运 动的原因和特点,华侨对祖国抗战的主要贡献,抗战期间有关各方的侨务政策,战时华侨领袖和著名人物以及华侨与太平 洋战争等方面。

抗战时期湘西民族地区现代教师队伍建立和发展的历史考察

抗战时期,随着大量湘西籍精英的回迁和外地教师的内迁,湘西民族地区教师队伍的地缘、学历、性别、年龄结构都出现了重大变化。与此同时,湘西地区现代小学教师队伍快速壮大,现代中等教育教师队伍也长足发展,一支现代教师队伍建立并成熟起来。

邓小平军事伦理思想简论

军事伦理思想是邓小平军事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包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事伦理原则 ;反对霸权、争取和平的战争伦理观 ;以“服从国家建设大局”为出发点的军事道德意识以及以“革命英雄主义”为主旨的军事道德准则。研究邓小平军事伦理思想不仅有理论意义 ,而且具有实践意义。

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形成

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是战后澳大利亚现代化发展的产物。社会的需要导致移民的涌入,进而引发澳大利亚社会出现以族群认同为基础的文化多元化发展趋势,推崇多元文化主义逐步成为社会共识。因此,在"白澳政策"被废止后,作为战后澳大利亚政府处理族群和文化多样性问题的基本国策,多元文化主义政策逐渐形成,并在实践中不断变化与完善。针对全社会,其主旨是将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置于首位为前提,不分民族与文化背景,尊重全体澳大利亚公民的平等和自由等合法权利,维护社会公正与公平。

国际关系的伦理审视

探讨国际关系伦理,明确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以避免战争,尽量减少战争带来的伤亡,维护世界和平;各国要相互尊重,平等地开展国际合作,共同发展,实现世界的共同繁荣;南北国家要加强交流与合作,寻求最佳的结合点,共同致力于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各国必须以伦理道德为依托来解决国际人权问题,必须承认人权的普遍性和多样性,确立一个同纷繁复杂的文化多样性相协调的普遍的最低道德标准。

花鼓灯抗战灯歌与国族表演场域的建构

花鼓灯抗战灯歌顺应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时代需要,打破了日常表演以家园空间想象为主的惯常出场方式,致力于国族表演场域的建构。为此,国族意识包括疆域感、方位感、空间感等民族国家空间意识的强化成其为主要的价值取向。从场域学说角度审视抗战灯歌的国族表演场域的建构,既是对当代社会空间理论的积极呼应,也是深刻释读抗日战争时期花鼓灯灯歌艺术场域特征和文化表征的重要向度。

湖南少数民族对抗日战争的重大贡献

在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湖南少数民族同胞与各民族一道,英勇抗击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湖南少数民族红军将士北上抗日,喋血华北;在后方,湖南少数民族仁人志士奔走呼号,抗日救亡,各民族、地方武装也纷纷揭竿而起,树起了反蒋抗日的旗帜;湖南少数民族许多爱国将士也投入抗日的洪流之中,驰骋疆场,浴血奋战。湖南少数民族人民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族裔政治与“他方”的战争——以陈河海外抗战小说为中心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海外华侨华人投身国内抗战或在侨居地抗战不仅牵涉民族国家大义,也与他们具体的历史处境以及现实境遇有深刻的关联,抗日战争意味着族裔政治影响下的个人/族群选择。对海外华侨华人来说,抗日战争又是一场"他方"的战争。"他方"一方面指海外抗战在空间地理上与中国本土的疏离,另一方面也指海外华侨华人参战立场的特殊性。陈河以海外抗战小说发掘加拿大华裔士兵、马来亚华侨华人海外抗战秘史,重现海外华人的战争创伤,重建历史记忆。同时,突破中日二元视角,以及马华文学族裔历史书写的困境,为抗战文学增添华侨华人独特的战争体验和历史维度。

认识美国的另一面——托马斯·索维尔论常识、事实与愿景

当前的美国社会明显处在某种严重的分裂之中,包括政见、价值观、党派,媒体和自媒体的分裂。了解托马斯·索维尔的思想有助于认识美国的另一面,也就是主流媒体和知识界没有充分反映的另一面,亦即保守主义思想暗流涌动的一面。托马斯·索维尔的思想受到其自身生活经验的激发,他重视经济学中有关稀缺性的基本常识,也在事实和愿景的比较中反复进行分析和批判性思考。常识是有关生活事实的常识和有关行为准则的常识;事实是有关人性的事实和有关行为的过程和结果的事实。人们的愿景有“受约束”和“无约束”之分。愿景不可没有,但不可违背基本常识和人性事实,且需要根据行为的过程和结果进行调整。基于这些基本的思想方法,索维尔还对美国社会的重要争议问题,诸如少数族裔、文化战争和经济福利等发表了看法。

鸦片战争前后民族史学思想的新发展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民族史学思想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其明显表现在:一是对传统夷夏观念的突破,这一时期,史地学者普遍认为夷夏问题不再仅是中原农耕地区与周边游牧民族的关系问题,而主要演变成中华民族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问题;二是在如何面对和处理国内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上,史地学者普遍从安定少数民族的民心,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稳定发展的高度出发,阐发了他们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思想。

同治回民战争后陕甘地方志的价值重构及当代思考

同治回民战争后,陕甘地区一些州县纷纷开始编修方志,方志编纂以发生在回民战争期间的各州县的"忠孝贤烈之士女"事迹为标准,通过方志的编纂、留存与传播,重新建构了一套符合正统思想的价值理念与评判体系,从而达到教化人心、凝聚认同的目的.这也为人们今天如何维护人心稳定、社会稳定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