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少数民族活态文学英译:现状与反思

四川少数民族活态文学英译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川少数民族活态文学英译分布不平衡性,译本选择较为拘窄,英译模式与策略较为单一。针对四川少数民族活态文学英译现状,结合民族活态文学的民族性、流变性、表演型和即兴性等特征,提出以下几点:加强战略规划,改善生态平衡;完善翻译模式,提高翻译质量;调整翻译策略,再现口传特质。四川少数民族活态文学英译研究不但能促进我国民族活态文学翻译的学理研究,对提高我国民族文学与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也大有裨益。

从彝族创世史诗《梅葛》《查姆》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彝族创世史诗《梅葛》《查姆》中关于汉族、彝族、哈尼族、傈僳族、白族、傣族、佤族、苗族、藏族、回族等多民族共同体的记忆与叙事,表达了中华民族“同出一源”的血缘认同、“区域共生共存”的地缘认同和“兄弟理喻”的情感认同。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交错杂居,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从多元凝聚为一体。正缘于此,梳理这两部史诗中的多民族共同体叙事,不仅可以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而且对讲好中华民族故事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纳西族三大史诗英译诗味损失与补偿策略分析

作为少数民族的经典文化作品之一,纳西族“三大史诗”是云南丽江纳西族聚居地特色文化的缩影。对“三大史诗”的既有翻译研究多以赏析为主,以致史诗的相关研究局限于某一学说或者研究路径。以符号学、语言学、翻译学等为理据,对纳西族“三大史诗”汉译英译介予以分析,基于“史”和“诗”进行诗味损失品评,应该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现有的史诗翻译研究格局。

新发展理念下的彝族史诗支格阿鲁文创产品开发策略

基于新发展理念,结合彝族史诗支格阿鲁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发展需求,对当前文创产品开发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提出彝族史诗支格阿鲁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新思路与推广策略。

史诗之谜与族群记忆——汉民族没有史诗的深层原因探析

史诗作为一种韵文体神话作品在我国的许多族群中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但是占我国人口多数的汉族有无史诗,却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作为族群的一种集体记忆,史诗的形成与族群的早期历史密切相关。族群记忆的多元化和以书写记忆为主的存储方式,以及汉族知识分子对民间口头记忆的消解和重构是导致汉族族群未能形成史诗的主要原因。

活在传媒时代的苗族史诗《亚鲁王》

2012年初流传在贵州麻山地区的苗族口传英雄史诗《亚鲁王》(第一卷)出版,改写了苗族没有长篇英雄史诗的历史,为当代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抢救的重大成果。通过实地考察和参加唱诵《亚鲁王》送灵仪式,理解参与者如何在言语交流中共同完成意义的生成和情感的传递,体会仪式中过去与现实的"共在"、神话岁月与传媒时代的无缝衔接。《亚鲁王》既是苗民的"圣经",又是他们的"百科全书"和"族系家谱",对其整理发掘研究,将会对中国史诗学甚至国际史诗学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学理思考。

文化翻译观下的锡伯族史诗《西迁之歌》英译探讨

《西迁之歌》是一部反映清朝锡伯族人民西迁新疆伊犁,守卫祖国疆土,建设边疆的英雄史诗。本文以《西迁之歌》的英译为例,从文化翻译观的视角探讨《西迁之歌》英译中应遵循的原则、适用的策略和方法。旨在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弘扬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实现不同文化背景中文化信息的传递,从而使得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成为可能,进而传播与弘扬中华文化之精华。

景颇族史诗神话中的民族认同

景颇族史诗神话对景颇族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景颇族民族认同的重要标识之一。景颇族史诗神话所包含的共同的族源神话、集体记忆、宗教、生活习俗等都是民族认同的基础要素。

试论赫哲族史诗《伊玛堪》中的程式语翻译——以《香叟莫日根》为例

每一种语言和文化都有大量的积淀,随着不同的文学体裁和语言模式的传承发展,这些积淀以某种独特的方式被保存下来。程式语是民族文化在语言方面传承积淀的一个类典型。特别是在具有典型民族文化传统的史诗中,程式语在叙事结构中的使用尤为突出。口头程式理论对赫哲族史诗翻译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以《香叟莫日根》的翻译为例,呼语程式翻译、韵律程式翻译和回环组合程式翻译都非常突出。影响程式语翻译的原则主要有两个:一是语法明晰化,二是认知增量。

傣/泰族群的史诗传承人:从布摩到章哈的发展

“章哈”是傣/泰民族的史诗演述者,他们最早是从“布摩”(巫师、祭师)演变而来的。本文基于老挝北部,越南西北部和我国西双版纳的傣/泰族群聚居社区的田野作业,找到例子实证这一发展过程,并指出两类性质不同的章哈——普通的“章哈”和“章哈丢拉”。章哈丢拉是在祭祀仪式上演述史诗的人,他们具有巫师、祭司的社会职能。如果将“布摩”视为传统意义上的祭司,将“章哈”视为职业化的歌手,那么“巫章哈”就是处在他们之间的过渡阶段,他们已经具备了章哈的演述形式,即成双成对出场,一人执扇演述,一人吹笛伴奏。但是所唱的内容和预期达到的目的并不相同,一个在于助兴娱人,另一个则为娱神和禳灾。

论《诗经》史诗的民族理性精神

《诗经·大雅》中《生民》、《公刘》等6首诗歌,不仅记叙了周人的发祥史,亦反映出周人勤劳自足、和平善良、以民为本的理性精神。周人民族理性精神的特征为实践理性和本位理性,而民族理性精神的形成是特定地理环境下特定经济的产物,这种民族精神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发展,有着深刻而全面的影响。

陇蜀族群史诗:白马藏族叙事的追忆、认同与写定——《阿尼嘎萨》(《阿尼·格萨》)文本搜集整理问题探微

陇蜀族群白马藏族的民间文学较为发达,其长篇英雄史诗《阿尼嘎萨》(《阿尼·格萨》)具有鲜明代表性,目前存在的整理文本,体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和优劣。一个能达到该民族英雄史诗内涵的、较为全面的科学性写定本还没有出现。从多年实地田野调查情况看,叙事的追忆、认同与写定,是不可忽视的三个重要基点:叙事追忆要重视《阿尼嘎萨》本身的特点;叙事认同要在整理文本时兼顾不同地域传承情况;文本写定时要在文学本与科学本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兼顾社会普及和科学研究。

彝族英雄史诗《阿鲁举热》概论

《阿鲁举热》是云南彝族唯一的一部英雄史诗。最近收集、整理、改编的《阿鲁举热》文本共2500余行,具有历史性、民族性、传奇性和变异性的特点。新整理的彝族英雄史诗《阿鲁举热》内容更丰富,人物更丰满,故事更曲折,篇幅与四川凉山彝族的《支格阿龙》篇幅相当。

彝族英雄史诗《支格阿龙》的民族学叙事价值刍议

彝族英雄史诗《支格阿龙》作为一部彝族先民们在蒙昧时代创构的旷世宏歌,"支格阿龙"所代表的彝族文化现象,不仅具有厚重的文学艺术审美价值,更重要的是史诗所蕴藏的厚实的民族学价值和文化学意义,更凸显出这部史诗在研究西南各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衍变过程中所具有的不可或缺的民族学或人类学意义。

傣族创世史诗《创世纪》研究初探

《创世纪》是一部面世不久的创世史诗,主要流传在德宏傣语方言区。内容叙述了天地开辟,江河湖海形成,人类与万物起源等内容。本文从文本形态、叙事结构、神话母题和程式特点等方面来初步探析这部史诗。史诗中有丰富的叙事传统,反映了傣族的本土文化和原生信仰。同时该史诗受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影响,带着明显的佛教色彩。可以说,这部史诗是先民基于口头传统与佛经文学的再创作,它是生长在傣族贝叶文化土壤中的产物。

苗族史诗中的哲学社会思想萌芽

苗族史诗主要有创世史诗、婚姻史诗和迁徙史诗。创世史诗探究宇宙初始、天地万物的起源、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婚姻史诗有着“关于过去的回忆”,留下了“历史的影子”;迁徙史诗记载了民族悲壮的迁徙史。苗族史诗孕育着十分丰富的哲学社会思想萌芽。

西部少数民族史诗的类型及其特征

西部少数民族史诗可分为创世史诗、英雄史诗和迁徙史诗三大类型。创世史诗歌唱的是创世神话,常有宏大、深远的绮丽想象;英雄史诗歌唱的是民族英雄,常有伸张正义、慷慨激昂的抗争意识;迁徙史诗歌唱的是迁徙的历程,常有背井离乡的隐隐哀伤。西部少数民族史诗在内容和形式上表现出独特的特征,特别是迄今依然在传唱的史诗,其特点处在不断的变迁中。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西部少数民族史诗在类型和分布上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西南少数民族史诗包含了创世史诗、英雄史诗、迁徙史诗三大门类,其中创世史诗、迁徙史诗最为丰富;西北少数民族则以英雄史诗最为显赫。

苗族古歌研究论述

苗族古歌的研究目前已取得比较丰富的成果,形成了一些苗族古歌的研究专著,研究论文颇丰,呈现出多学科以及多角度参与的态势。就学科而言,出现了文学、历史、哲学、音乐等学科的探讨。以角度而言,出现了文学、文化、比较、传承等研究视角。但仍存在研究视角、理论探讨和方法不足等问题,需运用学术前沿研究视角,从多学科的研究理论对苗族古歌进行深入研究。

北京木刻本《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中的“鄂托克”与“兀鲁思”考

北京木刻本《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中多次出现“鄂托克”与“兀鲁思”等词汇,进行考证认为,“鄂托克”一词出现于15-17世纪的蒙古文献中,代替了蒙古汗国时代的“千户”。“兀鲁思”一词源自突厥语,8世纪左右被借入蒙古语。“兀鲁思”与“万户”等同,且是在“鄂托克”之上的一种政治联盟。“兀鲁思”包括若干个“鄂托克”组织,北京木刻本《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中出现的“三个鄂托克兀鲁思”即以三个鄂托克组成的万户。通过以上词汇的考证可知藏族《格萨尔》传入蒙古地区的大致时代为15-17世纪,传入后与蒙古原有的文化相融合,出现了进一步本土化的现象。

中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中身体叙事的文化维度

不同民族对身体有着不同的理解与态度,三大英雄史诗的文本肌理中潜藏着关于身体的社会理念与文化隐喻,英雄是自然(物质)身体糅合了社会身体与文化身体的聚合体,既有历史的维度又有文化的维度。探寻身体属性及其复杂面相,不仅有助于理解史诗文本中的身体形象与身体意识,更重要的是通过自然身体到文化身体的嬗变去触摸身体叙事的文化表征,进一步接近文学叙事中身体问题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