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的生态智慧助力民族地方经济发展的路径研究——以海南黎族民歌为例

民族文化以民族社会为根基。黎族民歌作为黎族群众社会生活的缩影,承载着其在物质实践中所孕育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是面对特定情境中求得更好生活、生存状态的智谋和策略,并以此引导其成员形成天人和谐价值追求、防范生态破坏行为规范及践履社会生态责任等意识,这与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相通之处。积极汲取黎族民歌的生态智慧,传承其绿色发展意识,构建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生态经济体系,依托自然建立环保制度,可为实现黎族地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注入绿色动力。

壮族歌咏文化传承的情感德育价值及其实现

壮族歌咏文化传承是情感德育在地方社会日常生活的实践。壮族歌咏文化传承具有鲜明的情感德育价值,其传承内容、形态与情感德育的内涵具有一致性,通过对壮族歌咏文化传承的情感德育价值及其实现进行探究,可为岭南优秀民俗文化的长久传承和情感德育的地方实践融合提供有益参考。

摭议黔东南侗族民歌的传承困境与转型策略

侗族民歌植根于侗族传统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具有悠久历史和独特魅力,承载着丰富文化与深厚情感。它不仅是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侗族人民凝聚力和文化自信的象征,更是增进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力量,具有不可小觑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然而,近些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以及网络信息产业的兴起,侗乡封闭的生活环境渐被打破,侗歌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日益弱化,传承危机和转型挑战不容忽视。当前,在乡村文化振兴和重视非遗传承的时代背景下,传统侗歌亟需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传统侗歌只有与现代技术和现代生活相结合,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才能经受住市场的考验,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北疆文化语境中的呼伦贝尔民歌

呼伦贝尔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属于中国北部边境地区,毗邻俄罗斯和蒙古国,为蒙古、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以及汉族等40多个民族的聚居地。这些民族共同缔造了呼伦贝尔地区的传统文化。其中,以各族民歌为代表的呼伦贝尔音乐文化,作为北疆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地理、民族、文化等多个领域,为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例证。

从《诗经》到壮族民歌——通向生活世界的审美与情感

壮族民歌在现代社会中的魅力,不仅在于其文学与文化价值,更是一种民众生活世界的鲜活生命力展现,与《诗经》有着密切的审美与情感渊源。从《诗经》到《越人歌》,再到现代的壮族歌圩,一脉相承的审美心理和自由情感得以生生不息地延续。壮族民歌可以看作是《诗经》在时间与空间线上的传续。民歌的深刻文化源头,即是生活世界中的民众将日常生活付诸诗性思维的审美意境和情感自由表达的真实实践。

赣闽台客家民歌旋律形态研究——以《正月闹花灯》《采茶灯》《病囝歌》为例

客家是一个跨越地理区域的族群,民歌是客家各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民间艺术形式。《正月闹花灯》《采茶灯》《病囝歌》是分属于赣闽台地区的民歌,通过对不同地理区域三首民歌节奏节拍、调式落音、句式、句幅与细部旋律等维度进行分析,发现三者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个案分析显示,赣南、闽西与中国台湾的桃竹苗地区是客家族群在线性迁徙中的三个重要“节点”。

民族志诗学视角下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的民族文化呈现研究

从民族志诗学视角,基于许渊冲诗歌翻译“意美、音美、形美”的“三美”论,遵循对民族文化的包容和理解原则,分析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的民族文化呈现。对《许渊冲英译毛泽东诗词》这一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的文本微观分析发现:“许译本”的民族文化呈现主要体现在词牌名和民谣的翻译层面,具有继承性、民族性和包容性特征,传递鲜明的民族语言音响效果和表演特征,凸显语言和情感张力,对于地域知识和全球概念、民族文化和他族文化等概念对子之间的界限具有一定的消解性。

彝族传统民歌与流行音乐交汇的时代文化记忆研究

彝族传统民歌与流行音乐的交汇,影响了彝族时代文化记忆的表述。通过对彝族传统民歌与彝族流行音乐作比发现,不论是传统民歌,还是流行音乐,都体现了民族的时代思考与文化智慧。彝族传统民歌以生产生活和神话、历史等为基础进行编唱,倾向于描述场景或民俗文化,进而表达感情。彝族流行音乐则以传统文化为引,吸纳时代文化元素,借用流行音乐的要素创作,形成新型彝族民歌。在数智时代背景下,传统民歌与流行民歌呈现受众广、传播路径多元、形式多样等特点,并共同传唱民族文化。由此,彝族传统民歌与现代流行音乐的交汇,丰富了民歌的形式,影响了民族文化的时代表达。

少数民族“新民歌”创作与现代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生成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民歌运动",虽然没有真正地为中国诗歌发展开拓出新的道路,但却创造了新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群众文艺创作潮流。少数民族人民深具民族传统、政治认同并且是真情实感的新民歌创作,对少数民族群体内部建构关于新中国的现代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在创造性的集体合作大生产和声势浩大的新民歌个体创作过程中,少数民族人民将自身传统的民族话语、地方话语及乡土话语与新中国的国家话语相统一的新民歌创作,既让他们实现了从传统的"民众"到新中国的"人民"的发现,也铸造了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实体,并让少数民族人民的"新民歌"创作具有了人类学的伟大价值与意义。

民俗传统:京族民歌传承的文化生态

京族民歌是在本民族文化土壤上盛开的艺术奇葩,它植根于京族民俗文化环境之中,生产习俗、节日庆典、婚恋习俗、民间信仰等民俗传统文化对京族民歌的生成、传承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民歌则丰富了民俗文化的内容。

南北朝乐府中少数民族民歌对词体的影响

关于词的形成,民族文化对其有着重要作用。南北朝乐府中少数民族民歌对词体的产生有着积极影响。北朝乐府少数民族民歌影响了词体长短句的产生。南朝乐府少数民族民歌影响了文人词的创作。南北朝乐府少数民族民歌共同对词体产生了积极影响。

羌族二声部民歌酒歌的变异及选择性——以松潘县镇坪乡新民村的羌族酒歌为例

羌族二声部民歌酒歌是一种多声部民歌口头传承的艺术。随之把演唱多声部民歌的人定为表演民俗音乐本质的传承者。通过口传过程发展下来的音乐传统的生成物说成民俗音乐时,形成羌族多声部民歌的要素可以归纳成以下三种。第一,具有连接现代与过去的传承性;第二,由个人或集体的创造性运动中生成的变异性;第三,根据人民群众对至今保留下来的音乐形态做出的选择性。

从原生态民歌看我国民族音乐的多元发展

我国的原生态民歌艺术是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各个历史时期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原生态民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弘扬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源泉。完整地继承和科学地发展原生态民歌及其演唱特点,对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多元发展具有一定推动作用。

论白族民歌曲调的忧伤色彩

白族民歌曲调普遍具有一种忧伤情调,这可能受到远古先民悲歌曲调的影响。这种忧伤曲调既可吟唱深沉缠绵的情歌,还可演变成轻快优美的欢歌。忧伤既是白族民歌曲调的特点,也是其优点。

迁徙的部落,流动的景观——蒙古族土尔扈特部民歌研究

17世纪30年代,蒙古族土尔扈特部落从中国西迁至俄罗斯伏尔加河畔,140余年后东归回到中国新疆,现今仍分布在俄罗斯、蒙古国、中国等多个国家与地区。他们的迁徙路线贯穿欧亚大陆,是草原丝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迁徙区域既是一条北方商贸大道,也是草原各民族交流融合的文化通道。跨越东西的历程使得土尔扈特人的音乐文化高度统一与巨大差异并存,并在地理空间中不断产生动态变迁,成为关注"声音景观"互动关系的鲜活样本。土尔扈特部在跨国的不同境遇中,其音乐与国家、地域、地理等人文生态环境共同构成一个复杂实体,继续沿着昔日迁徙路线交流互动,与其他各民族共筑草原丝路画卷。

从仫佬族民歌看仫佬族文化特征

仫佬族民歌是仫佬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淀着仫佬族人的情感、心理、意识和体验。从中可以窥见具有仫佬族特征的崇德尚智的民族品格、重情感恩的民族性格、质朴的自然审美观、多元的宗教信仰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形态。

全球化语境中怒江傈僳族民歌传承的变化

在传播手段和技术日新月异的情况下,怒江傈僳族民歌传播在与传统的"口耳相闻"特色的比较下,出现了一些体现着时代特征和变化的新趋势,并对民歌传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民歌传承在这样一个必然的存在环境中,面临着冲击与发展并存的境遇。

中越京族民歌音乐形态比较研究

中国京族民歌主要流传在广西东兴江平镇京族三岛,其独唱或对唱中有30多种曲调,兼唱京语和汉语粤方言。越南京族民歌主要流传在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北宁、河内、海防等地,有200余种曲调,以京语演唱,其最具代表性的有海防福礼社的情歌、北宁官贺民歌,以男女情歌对唱为主。受不同国家主流文化、国家政策、社会经济及语言导向的多方面影响,中越京族民歌的调式音列、旋律节拍、修饰润腔等存在差异,但总体来看共性大于个性。京族民歌作为中越京族的文化传统,是这个族群共同的历史记忆,也是族群认同的符号标记,在历史长河中承续和变更并存。

瑶族历史民歌的生态美学思想解读

以瑶族历史民歌生态美学为选题,介绍了瑶族历史民歌的文化特征,揭示了其对瑶族历史文化发展、民族统一、社会和谐,以及民族信仰的重要影响,从而得出结论:历史民歌是瑶族人民在长期的劳动生产和生存斗争中所形成的民族文化精髓,不仅折射出该民族灿烂的文明,还蕴含着丰富的生态美学成分。

巴渝民歌语言的方音特质与族群心理认同研究

巴渝民歌方言作为巴渝民歌的载体,侵染着浓厚的巴渝文化特质和风采魅力。取语言学的研究视角,以巴渝民歌为对象,试图通过巴渝民歌语言方音特质的分析,由此来探寻巴渝民歌的族群心理认同机制,为深入推进巴渝民歌研究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