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lor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Ethnic Music Elements into Modern Piano Art Creation

Piano originated in Western countries,so a large number of Western cultural elements are used in piano art creation,mainly to present Western humanistic thoughts and spiritual cultural cores to the audience.In recent years,with the modernization of piano art and culture in China,many Chinese listeners have begun to demand more ethnic and folk piano pie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In order to meet the audience’s pursuit of modern Chinese piano art,more and more creators are integrating ethnic music elements into modern piano art creation.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ntegration significance of ethnic music elements in modern piano art creation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modern piano art creation,and finds that ethnic music elements have positive help in enhancing the novelty,ethnic characteristics,and timeliness of piano art creation.Based on this,this article proposes several strategies for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ethnic music elements into modern piano art creation,including adapting traditional ethnic music elements,creating pentatonic tunes,and modifying work titles.The aim is to provide references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iano art creation and culture.

Exploration on the Foundations of Contemporary Education and Ethnic Music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al Instrument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ulticultural arts,music educ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educational research system.However,the teach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folk musical instruments,as an essential branch of music education teaching,has been neglected.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folk musical instrument education from three aspects:the history of Chinese folk musical instruments,the development of folk musical instrument teaching,and the integration of modern musical instrument education with folk musical instrument education.

湘黔边侗琵琶“嘎经”的音乐文本叙事与文化认同研究

“嘎经”属于侗琵琶歌的一种表演形式,它通过讲经与弹唱两种表演形式的交替,完整地演绎了故事文本,其文本的叙事逻辑主要在于三点:第一,故事中的“我”以及有着固定表演位置的开头歌中的“我”代表了“嘎经”音乐表演中叙事者的身份出现,这一“人”的出现说明叙事开始,并体现了故事文本人物角色的“我”与表演者“我”的双重侗族身份,代表了侗族百姓的身份认同;第二,讲述中以时间、地点、事件、音乐重复与交替四种策略与符号推动着故事发展,其中展示了侗族语言、历史、民俗等地方传统文化,代表了侗族百姓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第三,叙事结尾处的旋律有着现场对话与情感交流的作用,可以作为叙述者与受述者之间的沟通信息,不仅体现了侗族人崇尚教育的意义,而且也代表了文化认同。可见,侗琵琶歌的“嘎经”音乐表演以人—事件—音乐作为故事叙事结构,显露出侗族百姓的自我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

术语学:从国际传统音乐学会的更名谈Ethno-艺术学/musicologies

就民族艺术学与艺术学的关系而言,如果前者的建设宗旨是“民族艺术本质特征、创—演的基本规律,艺术创造与展示的实践,逐步形成以艺术理论研究、创作实践、传承与传播等面向”,去掉前缀的“民族”则与一般艺术学讨论无异。如果“民族艺术”以依托音乐舞蹈学、设计学、美术学、艺术学理论与民族学、社会学、教育学、新闻传播交叉作为构建“民族艺术学”的路径,其艺术中的分科与艺术外的交叉,又会是“多张皮”还是“共同体”?核心在于对“民族艺术”而言,这些分类是主体的“文化—形成”(Culture-emerging),还是观察者—施与(Observer-imposed)?本文以民族音乐学为背景,以术语学为切入点,从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Traditional Music,简称ICTM)的更名史及其研究范畴的变化,提供有关“民族艺术学”在理论范式或研究领域方面的参照。

民族音乐研究的面向与策略——西藏传统音乐研究个案举述

民族音乐研究的面向与策略问题是一个关涉很广的学术命题,不仅涉及理论问题,同时涉及实践问题。从民族音乐研究尤其不同民族传统音乐的多元化文化背景和多样性形态特征等方面看,寻求契合的理论模型和贴切的实践路径是研究成果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重要前提。文章从民族音乐研究的面向与策略相关理论研讨入手,延伸至西藏传统音乐研究实践的个案举述。

客家族群“新迁移”背景下非遗文化的“传统—现代”转型——以珠三角广东汉乐的在地化为例

与大埔县源发地的广东汉乐相比,珠三角广东汉乐在乐器组合、人员构成、活动特征、社会功能、乐曲选择、音乐风格等方面既有传承也有创新。珠三角广东汉乐的在地化与客家族群性格、国家在场等因素紧密关联,这对广东汉乐的传承与发展既是机遇也有挑战,典型地体现了客家族群“新迁移”背景下非遗文化的“传统—现代”转型,同时也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启示:传统与现代之间并非只有对立或趋同的生存形态,也有并存或联结的中间形态;传统文化的再生产、再创造,需要赋予新意涵和新形式,从而为传统文化的承续提供适宜的现代性语境。

区域国别学视域下中缅泰交界多民族乐种的分类与分层研究——以傣、掸、布朗诸民族声乐乐种群落为例

在云南与东南亚区域音乐文化研究领域,中缅泰交界地区的傣、泰、缅、佬及孟高棉语诸民族音乐及乐(歌)种的传播与分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类研究课题具有的特殊性文化意义和学术价值,一定程度体现在区域和国别文化因素交错并存、纵横叠立的语境下,作为研究对象的异源跨界族群音乐呈现出多样性的艺术风格特点和错综复杂、相互交织、区分不易的分布状况,由此成为该研究领域的一种难得的考察和分析样本,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着互相交融的关系,由此显露出一些明确的跨地域性(区域性)特征,同时又因为受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国别文化因素的影响,而使这种“地域—跨地域(区域)”的分布格局愈加复杂化,使之成为可以在区域国别音乐研究论域进行研究和讨论的一个有意义的学术性话题。

高职音乐鉴赏教学中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研究

音乐鉴赏是高职院校公共艺术教育的重要课程之一。在高职音乐鉴赏教学中为强化民族音乐文化传承效果,针对目前面临的年轻一代对传统音乐文化认知和认同感趋弱等突出问题,建设性地提出丰富课程内容、完善课程设置、优化教学模式以及营造浓厚文化氛围等策略建议,从而促进学生对民族音乐文化的认知提升,实现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中国民族音乐文化在医科大学美育教育中的传承模式与路径研究

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的高校传承是当今美育教育的热点之一。在医科大学美育教育中传承中国民族音乐文化,对于增强大学生的民族意识、民族自信、民族认同感,发挥民族音乐的医疗辅助效力,传承、保存和传播优秀的中国民族音乐文化遗产,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全面发展十分必要。通过研究实践建立的“4+3+5”传承模式与路径是以“四个结合”为基础、“三项措施”为保障、“五条路径”为抓手,以此来实施中国民族音乐文化传承教育的尝试和探索。

近代上海粤乐传播与新型民族音乐发展——以精武体育会粤乐部为中心的考察

奉行“精武主义”的上海精武体育会不仅是一个中国近代史上闻名遐迩的武术社团组织,还是一个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促进机构。该会开设了众多文化与音乐类课程,其中办学规模与社会影响最大的是粤乐的教学与表演。该会专设的粤乐部,有全职和兼职的粤乐教员及行政工作人员,有固定的粤乐教室与设置于总部及分部的教学点,更有络绎不绝的会内外学习者。在教学基础上,粤乐部又组建乐队,开展粤曲奏唱、粤剧排演、用粤调配乐伴奏“国操”舞蹈等演出,以及开发有西洋乐器加入的粤曲合奏与伴奏形式,还为其演出编印中西乐谱集。该会粤乐由此成为精武会组织发展与外联之名片、上海粤乐之翘楚,更因注入时代因子、都市特质及中西贯通人才的作用,而成为近代上海城市音乐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近代中国多元音乐形态中一支推动新型民族音乐发展的显要力量。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我国民族音乐对外交流与传播研究

以我国民族音乐对外交流与传播为研究对象,对“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我国民族音乐对外交流与传播的时代机遇、主要特征、重要价值、指导原则进行阐述;对多元文化冲击、国际文化差异、传播手段单一、人才队伍乏力等问题进行反思,分析其产生原因;最后从树立文化自信、实现文化共情、利用新兴技术、培养优质人才四个方面入手提出应对策略,旨在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推动民族音乐交流与传播,增强我国民族音乐文化的影响力,提升我国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话语权。

钢琴曲《夕阳箫鼓》民族元素运用与演奏技巧分析

钢琴曲《夕阳箫鼓》是20世纪典型的钢琴代表作品,由作曲家黎英海根据琵琶独奏曲《春江花月夜》改编而来,蕴含了丰富的民族元素,体现了浓厚的民族情怀。对《夕阳箫鼓》的曲式结构、民族元素和演奏技巧等方面进行分析,有利于演奏者更深入地理解作品。

文化传承视角下民族传统音乐保护与传承的价值审视与路径

在历史发展长河中,民族传统音乐随历史不断沉淀、随时代不断创新,承载着浓厚的民族情感与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彰显着独特的地域性与民族性特征。近年来,文化强国建设背景下,人们文化自信心逐渐增强,保护与传承传统文化意识不断提升,保护与传承民族传统音乐已成为必要之举。因此立足现实,分析当前民族传统音乐保护与传承的主要方式与现实困境,明确其价值意蕴,进而提出文化传承视角下可行的有效路径:发挥政府主导功能;融合多元主体力量;依托数字媒介支持;开展产业跨界协作。

传统戏曲演唱技巧在民族声乐中的应用研究——以《断桥遗梦》为例

传统戏曲是中国民族声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传统戏曲演唱技巧的传承和发展,将推动民族声乐向更高的艺术高度迈进。传统戏曲演唱技巧源于中国古代音乐的传统,包括曲调的变化、音域的运用、音乐节奏的控制等,将这些技巧应用于民族声乐中会使演唱更富有戏剧性和感染力。因此,在现代民族声乐发展中,应吸收和融入传统戏曲演唱技巧,以使民族声乐更加多样化和富有个性。

胡风汉韵的激荡与融合——论魏晋北朝时期的河北艺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剧烈动荡带来了河北地区各民族的不断融合,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以汉族艺术为主导,其他民族艺术为辅助的创作新局面。首先,游侠文化在胡、汉之间盛行,该文化所具有的强健之风给当时的艺术创作带来影响。其次,北方少数民族带来了大量的异族文艺,以西域乐舞为代表的胡乐与中原雅乐开始激荡融合。而佛教的流行则使人们对生命中的痛苦有了更深的理解,佛教的慈悲情怀慰藉着乱世中的心灵。总体而言,“力”与“悲”的张力在这个时期的艺术作品中留下了鲜明的痕迹,构成这个时代艺术最鲜明的审美风格。

黑龙江少数民族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校的传承与发展思考

黑龙江省少数民族类型众多,音乐风格别具一格,其中赫哲族的“伊玛堪”说唱艺术和达斡尔族的“乌钦”唱艺分别被收入到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可见少数民族音乐的稀缺性及重要性。因此,高校应承担起传承与发展的重任,通过合理设置课程、改革教学内容等方式,培养学以致用的人才,进而实现对黑龙江少数民族音乐非遗的有效传承。

海外音乐民族志研究刍议

海外音乐民族志研究是国内民族音乐学学者运用“双重语言能力”,在基于跨国境与跨文化比较视野下,以汉语为音乐民族志叙事与书写符号,对异国音乐文化展开的长期居住式的田野考察实践活动。同时,研究主体从西方学者的被表述与中国本土学者的自表述,转变成为基于全球视野下的针对异国他乡音乐为叙事主体的研究。研究的重点是从全球化文化维度重新思考音乐风格特征的生成、发展与文化变迁原因与其所在国经济、技术、媒体、意识形态、族群建构等文化景观的关系。海外音乐民族志研究除了聚焦国外原住民音乐的研究,更应关注跨界语境中的中国音乐的海外传播研究。

何谓“区域国别音乐研究”?——基于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史的回顾与反思

区域国别音乐研究主要以国别或国别中的区域音乐为切入点,借助于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等交叉学科思维,将海外音乐置于全球史或“世界性社会”维度中,针对其蕴含的民族性格(心理)、文化功能、社会功能、政治功能、宗教功能等展开长期居住式的田野考察,为洞察海外社会、文化、政治、民俗、宗教等历史发展与当代变迁问题提供研究依据。从世界民族音乐到跨界(境)族群音乐研究再到区域国别音乐研究三者之间的学术生成语境与历史演进来看,似乎看到了“音乐政治学”研究的回归。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研究与区域国别音乐研究在研究理念、研究目的等方面有诸多共性与细微差异之处,其概念生成既是为了贴合国家主流意识的形态学术话语,整合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关于世界民族音乐、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两者学术边界划分过细的问题,也是对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学科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的修正与反思。区域国别音乐研究不但可以有效助力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研究进程与整体性研究,而且有助于从艺术学领域推进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整体性构建。

共生理论视域下的甘青地区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研究

甘青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民族迁徙、民族杂居、民族融合等现象一直普遍存在,其民间音乐文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态势,各民族音乐文化相互交融、互通有无、共生共存共荣。本文着重从甘青地区民族民间音乐文化共生的背景、表现特质、核心理念与动力机制等三个方面进行剖析,阐释甘青地区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不断分化、融合和重构、再生的内在机制,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形成的缩影和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