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视角下民族节庆空间重构过程研究:以侗族喊天节为例

以民族节庆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话题。文章以侗族喊天节为研究对象,基于权力视角构建了民族旅游节庆空间建构的理论框架,并通过长时序田野调查全面刻画节庆旅游化过程中节庆空间重构的过程及特征。研究发现,在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诉求和文旅深度融合的趋势下,侗寨喊天节经历了复杂的人-人互动、人-地互动的动态发展过程。具体而言:(1)节庆空间是节庆权力主体互动关系造就的空间,节庆空间重构的本质是人-人、人-空间在权力场域下对互动秩序不断调适和重构的过程;(2)节庆主体之间通过权力合作→权力支配→权力共有与激励等权力流动方式,形成了传统的单核权力结构→制度与传统互构的双核权力结构→单核多主体权力结构,重构着节庆内容和节庆空间的秩序;(3)以喊天节为代表的民族节庆由此呈现出“封闭神圣的仪式空间→舞台化的展演空间→复合的旅游空间”的空间表征变迁特征,以及由集聚到拓展再到蔓延的空间结构变迁特征。

我国民族民间体育高质量发展研究

运用文献资料、专家访谈、逻辑分析等方法,深入探究我国民族民间体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未来图景,并提出发展路径。价值:助力全面建设体育强国,巩固乡村振兴发展成果,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未来图景:以产业为导向,提升经济效益;以创新为动力,焕发文化活力;以数字技术为手段,开发新平台。路径:赛事品牌与体旅产业共创经济价值,深入挖掘与创新发展共拓文化内涵,数字服务与数字文创共建全新平台,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共营和谐环境。

复杂权势关系下的话语实践:以电影《绿皮书》为例

本研究以电影《绿皮书》为例,基于Fairclough关于话语实践及话语权力的相关理论,通过分析影片中主要角色的话语实践,比较黑人——白人种族权势关系、雇主——雇员机构权势关系在话语中的建构过程,探讨复杂权势关系下话语实践的运作方式,以期揭示复杂权势关系在话语实践中的运作机制。研究发现,权势上位者在对话语关系和主体位置的控制中,经常受到权势下位者的挑战。但双方却都会做出一定妥协,使交际不至于破裂,从而建构出变异权势关系,实现最终的交际目的。

体育强国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助力体育强镇建设路径研究

文章以乡村体育发展为切入点,结合国家相关政策文件和战略目标,分析民族传统体育与体育强镇建设的内在逻辑关系。研究发现,民族传统体育在推动全民健身进入乡村、丰富农民体育生活、拉动乡村旅游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此外,民族传统体育还能丰富农村文化业态、提升农民精神风貌,促进文明村镇建设,同时提出了加强群众体育、培育体育产业和丰富体育文化的路径,以实现乡村体育的全面发展,为推动乡村振兴和体育强国建设提供了思路和指导。

女性权力与族群认同:阿玛拉松塔政治参与二重向度的考察

526年,东哥特王国的开创者塞奥多里克去世,王位由外孙阿塔拉里克继承。因阿塔拉里克年幼,其母阿玛拉松塔摄政。阿玛拉松塔有意在王国中促进罗马元素与日耳曼元素的融合,这一目标同哥特人日益强化的族群意识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其施政引起哥特贵族势力的反对。阿塔拉里克去世后,阿玛拉松塔失去权力并丧命。古代晚期地中海世界缺乏保证女性独立执政的社会环境、法律基础和权力机制,女性权力具有显著的依附性,这是阿玛拉松塔摄政政权垮台的关键原因。阿玛拉松塔政权的垮台则成为该时期地中海世界政局发生显著变化的重要契机。

论监察全覆盖下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权力运行

监察全覆盖是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权力运行的必然要求,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权力运行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权力运行法治化、权力运行常态化有效监督、各民族一律平等、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权责统一等基本原则。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权力运行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自治机关权力运行存在法律规范不够健全,自治机关缺乏资源汲取、整合能力和治理创新活力,监督机制有待完善等。应当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根本保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完善的自治法律规范为法治保障,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根本目标,积极构建特色权力监督体系,优化完善自治机关权力运行机制。

辇路埋秋藓——元代奉元路安西王宫城政治文化意涵考释

元代安西王(秦王)一藩两府,皆为宫邸,分别在奉元路和开成路。本文首先通过梳理中外历史文献,廓清了安西王世系封建废黜和宫城兴建废毁的历史脉络,及其与蒙古皇室的纠葛、与伊斯兰教的联系。其后以考古实证为基础、参考史料记载、结合前哲的设想,考辨了奉元路安西王宫城建筑形制和空间布局的特征、规律,进而比较了两座安西王宫城与元大都宫室、宋代宫室、蒙古毡帐、西域伊斯兰建筑的关联。在此基础上解析了奉元路安西王宫城对于城市形态的塑造作用,通过引鉴西方现代社会思想家的观点和方法,探究了城市空间结构所体现的社会秩序、民族关系、政治角力、文化意涵。本文通过考释安西王宫城的空间布局,对其间发生的同化、异化、涵化,以及汉化、华化、夷化等现象作出解析,进而对西安古城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统治策略进行批判,这对于更加深刻清醒地认识现代国家的民族、宗教、文化战略具有一定意义。

权力“属性-结构”视角下民族旅游社区精英的变迁特征及机制研究

社区精英直接决定着社区治理和旅游发展的方向和效果。文章以贵州省黔东南州黄岗侗寨为案例地,构建基于权力“属性-结构”的民族旅游社区精英分析框架,探究社区精英的个体和群体变迁特征并归纳其机制。研究发现:(1)旅游驱动下社区精英的经济资本市场化、知识资本应用化、文化资本公有化、政治资本集中化、社会资本利益化特点显著;(2)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权力作用范围扩大,知识精英权力作用转型,传统精英衰退且作用范围缩小,精英呈现家族式集聚的特征;(3)社区精英权力关系网络结构紧密且互动频率增加,政治精英的网络中心性地位凸显,精英作为中间人频次增多且角色日渐丰富;(4)社区经济和社会结构变革、旅游市场需求规模化增长、特有的社会关系与民族传统、权力资本特性等因素合力推动了民族旅游社区精英权力属性和权力结构的变迁。

明代番将掌兵及军权分配之族群差异

明朝卫所、军府等军事机构里,以军事将领面目出现的降附少数民族及其后裔构成了明代番将群体。明初按“不许番将掌兵”的原则授予番将军职,即不许番将担任各级军事机构的最高军职、掌握统帅权。到明中期,番将终获与汉族将领对等的军职待遇。番将群体的形成及其军权的扩张,与明代对少数民族的管理政策及番将自身的军功成绩息息相关。纵向比较,明代对番将掌兵的限制与元代不许汉人、南人统帅蒙古军队有相似之处,都是国家统治中推行族群等级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元明两朝的军职限令在推行时限及程度上有差异,究其深层原因,是在不同的国家管理政策导向之下,两朝多民族民众建立的国家认同程度不一致。

边疆地区人口较少民族脱贫后发展内生动力研究

我国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在这一过程中,边疆地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云南省怒江州作为我国民族族别成分最多和人口较少民族最多的地区,在脱贫过程中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之后,怒江州的发展应该更加注重主动转变思想、主动发掘特色产业、主动学习先进典型等自身内生动力,从而增强该地区的主体意识、主体实力和主体凝聚,增强自身内生发展能力,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促进地区可持续发展,也为其他民族地区提供可借鉴的发展经验。

明清西南山区聚落分布的族群特点与水田开发——以云南顺宁县为例

明清是西南山区国家力量推进的重要时期,中央在山区一带改土归流、编排里甲,地方聚居族群逐渐成为了国家的“编户齐民”。同时,随着大规模移民的进入,山区族群分布呈现多样化,改变了聚落的族群特点。从对云南顺宁一带明清时期形成聚落空间分布来看,国家力量介入引发的族群特点变迁推动了聚落成型和山区水田开发。这一时期,与山区聚居族群生计相契合的梯田式水田开发出现了新的农作技艺,改良了族群的生计方式,适应了地方生态,促成了国家力量在边区山区的深入程度。

民族餐馆里的主客互动过程研究——以丽江白沙村为例

民族旅游中的主客互动是旅游人类学和旅游社会学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且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目前的研究多聚焦在主客互动的性质与结果上,而对主客互动的微观过程关注很少。文章以民族旅游地区云南丽江白沙村的当地民族餐馆作为研究的微观场所,借用微观社会学的主要理论流派符号互动论关于社会角色与地位等重要范畴的理论,对当地居民与游客之间的角色协商以及地位与权力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由于主客互动发生在由当地少数民族居民所熟悉和掌控的特定空间中,当地居民因扮演着"主人"和特定文化"圈内人"的角色而控制着主客互动的过程,从而使得他们拥有主导性权力。据此,文章就中国民族旅游的宏观结果即民族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与中外学者展开了对话与讨论。

论云南跨境民族教育的软实力

跨境民族教育软实力是文化教育软实力在边境民族地区的体现,教育文化软实力既有教育的核心软实力,也有教育的边缘软实力,在国家沿边境跨境民族地区,跨境民族教育充分体现了教育的边缘软实力。跨境民族教育具有独特的教育功能和边疆安全功能,跨境民族教育软实力体现一个国家国门教育的软实力、文化安全的软实力、固边防边的软实力和民族对国家认同的软实力。因此,大力发展沿边境地区跨境民族教育不仅是建设和谐边疆的需要,也是维护边疆社会稳定的需要。

国家、民间权威、族群:清代民族边缘地区乡村社会的权力关系——以鄂西南土家族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以国家、民间权威和族群作为三个能动的主体,以鄂西南土家族地区为中心,考察清代民族边缘地区乡村社会的权力关系。清初国家强化了对这一区域乡村社会的控制,清代中后期,随着民间权威和族群在社会秩序建构中力量的加强,国家权力日益被地方性知识所消蚀。三者在地方社会秩序的建构中,构成相互依存而又相互矛盾的统一体,并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之中,共同完成了这个区域的历史变迁。

基于文化软实力提升视角下的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开发途径研究

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国家软实力息息相关,开发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对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以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开发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方法,对文化软实力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关系进行分析,并找准其自身的定位与开发的途径。

“化外”与“化内”交织：清末广西龙脊壮族习惯法的权力结构--以潘日昌案为例

法律儒家化是中华法系发展的主流历史轨迹。在古代中国的许多少数民族地区,民族习惯法虽然也是中华法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与国家制定法相比,却并未完全"儒家化"。民族乡土社会仍然处于"化外"与"化内"的抗衡过程之中,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民族习惯法也呈现出"化外"与"化内"交织的特征。清末广西龙脊壮族习惯法"族权为主导,王权作威慑,家权来配合"的三位一体权力结构就是这一特征的具体体现。我们在看到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主流——儒家化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少数民族地区习惯法的非儒化特征,重视对古代民族习惯法的研究。

从民族学/人类学的视角看文化建设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把文化建设列为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以及社会建设同等重要的四大建设任务之一,并对如何加强文化建设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和要求,这是我们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程中的又一项重大理论创新。从民族学/人类学的视角,通过对该学科领域关于"文化"等关键性概念的系统梳理,结合云南省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的实际,提出对当前加强文化建设的关键环节的初步认识:即应当更好地把握住世界观、价值观以及信仰等理念层面的因素,在保护和传承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构建"和谐文化",通过"文化自觉"这一根本途径引领其不断与"全球化"以及"现代化"的潮流相适应。

民族旅游中的权力问题及其思考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旅游作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之一,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那些第三世界国家或经济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旅游接待地带来了一系列权力问题的困扰。文章分析了民族旅游发展过程中权力问题的表现,并提出若干应对方案,期望能为广大发展旅游的少数民族地区在面对全球化浪潮带来的权力问题时提供借鉴和参考。

民族互嵌型社会的动力结构及优化模式

多民族共存的区域长期面临着各民族融合发展的议题。新型城镇化作为集合经济发展、空间优化、社会创新和民生进步的国家战略,对促进相对落后的西部边疆地区发展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城镇化超结构化的"动力总成"模式和空间重组、家园重塑、生产重构、文化互尊、社会融合等机制,可以提升民族互嵌地区各民族群众的生产水平和生活质量,建立全新的现代人格,并推动更加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民族互嵌型社会的构建,最终促进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安定。

中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权力结构变迁对体育的影响

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与考古等方法,综合分析了政治权力结构变迁对古代南方少数民族地区体育发展的影响。从汉朝至明清时期一系列封建的民族政策,对古代南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梳理和研究。其一,汉朝时期"初郡政策"不仅为各代中央王朝治理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提供政策参考,也为中原汉族体育文化在南方初郡地区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其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动荡,出现了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对流,大杂居、小聚居格局的出现,推动了南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衍传"发展;其三,隋唐至明清时期,随着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结构的不断改进与完善,汉民族与南方少数民族的进一步迁居、扩散,促进了南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形式的丰富多样。古代南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多元变异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多样性产生了巨大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