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为一种传统的博雅教育及其范式

博雅教育是西方历史最为悠久的教育传统,深刻地影响着西方社会的教育。一部西方教育史,可以说就是博雅教育的发展史。对博雅教育目的的理解可上溯到亚里士多德提出的Eudaimonia理念。要超越Happiness作为博雅教育目的的主张,需要探索Human Flourishing作为博雅教育目的的真正理据。对博雅教育价值与意义的理解与把握,要与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永恒主题联系在一起。作为西方教育的一种鲜活传统,博雅教育出现了五种范式,这些范式是进一步理解博雅教育理论和实践变化的具体途径。基于教育传统框架分析博雅教育的历史演变过程,分析其中的延传变体链,有助于理解其中产生的冲突与复杂性,对未来的博雅教育研究会产生许多有益的启示。

是单纯享乐还是自我实现?顾客参与生产性消费的体验价值

随着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心理需求的增加,越来越多消费者不再满足于物质消费或被动娱乐消费,而希望通过参与产品的生产过程以追求更高层次的心理体验。本研究提出生产性消费这一议题,关注诸如手工DIY、采摘、垂钓等需要顾客利用自身知识、技能,通过劳动将商业化产品作为原料或工具生产自己想要结果的消费现象,借助积极心理学"实现型快乐vs.享受型快乐"的最新研究成果,采用行为实验、实证调查及神经营销学等多种研究方法,深入解读顾客在生产性消费过程中付出辛苦却乐在其中的心理体验机制,并从企业产品或服务设计的角度,关注顾客参与生产过程中快乐感的形成机制,及其对消费决策和购买行为的影响。预期成果有助于了解顾客在生产性消费这一新兴消费现象中的心理感受和需求,帮助相关企业更加科学有效地进行体验产品的开发与管理。

怎样花钱更幸福？购买类型对幸福感的影响

以往研究认为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后,消费者购买与幸福感不显著相关。近期研究发现,购买是否能够提升幸福感,取决于如何购买,例如购买体验产品比物质产品更有利于提升幸福感,但存在边界条件。文章从个人层面的享乐适应、预期利益、非对称后悔视角及社会层面的社会利益视角对这一结论进行解释,并从个人因素、情境因素及幸福感的类型三个层面识别了物质购买在提升幸福感上表现更优异的边界条件,同时对该领域未来可能的创新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德性是实现幸福最可靠的唯一保证——论荷斯特豪斯的德性幸福思想

荷斯特豪斯认为,德性是实现幸福生活所必需的品质特性,德性有利于德性拥有者,但德性并不是获得幸福的充分条件,而只是最可靠的唯一保证。荷斯特豪斯的德性幸福思想既延续了亚里士多德主义所一贯主张的德福一致思想,又为现实生活中的"无德有福"现象留下了存在空间。

"我们"在何意义上"能够是幸福的"?——一个依据《尼各马可伦理学》的阐释纲要

在我们灵魂自然赋予的“接受德性的能力”未丧失、未受损的前提下,作为一个“认真的实践者”,我们能够通过正常地运用使它们得到实践的培养;能够通过“实践的学习”使我们的感觉-行动能力与思想能力相互协调地发展,使灵魂获得新的能力;能够像一个“认真的人”那样,“关心”地运用我们由此获得的灵魂能力、感受与品性,使之成为灵魂的新的自然,接近并获得德性,令我们的生命充实繁荣。而若我们能这样地生活下去,我们也将由是而能够去沉思永恒事物,沉思和把握我们整个生命就其自身而言的“是其所是”或“形式”。在这些意义上,我们能够“是幸福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不是在对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提出一个应当去过沉思的生活的论证或劝勉,而是在向那些具有理性的“认真的实践者”指出一条下面将说明的他/她将能够“是幸福的”的真实的“道路”。

善政、良品与好生活——亚里士多德美德政治学的现实关切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通过对柏拉图的政治学思想进行继承和改铸而得以成熟的。他的政治学有着美德政治学的一般特征,但是他更加重视在现实中建立优良政体,或者使现有政体得以改善。善政将能引导良品即美德的生长,有良品即可以过一种好生活。

追求意义能带来幸福吗?

幸福(Well-being)有快乐幸福(Hedonia)和心盛幸福(Eudaimonia)两种取向。心盛(Flourishing)是一种新兴的具有整体性、综合性和结构性的幸福评价指标,越来越受研究者关注。生命意义(Meaning in life)与幸福密切相关;它反映了人的存在价值和人生目标,具有动力作用,并体现于人的行动之中。生命意义包括意义拥有(Presence of Meaning)和意义追求(Search for Meaning)两个维度。意义拥有体现了意义与幸福的积极联系;而意义追求则反映了意义与幸福的消极联系,但这种消极联系具有短暂性和变化性。从心盛幸福(Eudaimonia)的视角来看,虽然负性经历和消极情绪会降低人当下的幸福感,但是人能在意义追求的过程中实现自我目标并体会到自我价值,从而获得内在而持久的幸福。

试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德性论的“建筑术”——兼与亚里士多德幸福论德性论“建筑术”比较

建筑术(architectonic)的问题在康德整个思想体系一直都是重要的。康德所理解的建筑术是一种理性的先天架构。从康德全部思想体系中的先天思想如何层层演绎和推理角度,可以探究其思想建筑术的线索;从康德德性论道德形而上学基本概念和论证出发,可以考察其建筑术之运思。亚里士多德幸福论的德性论中也存在建筑术,通过比较亚里士多德与康德建筑术,可以深化对两种德性论建筑术及其道德意识结构的理解。康德的德性论建筑术是一种道德性的建筑术,德性论中道德意识结构,即德行(Tugend)的存有论是行动出于德性(Sittlichkeit);而亚氏的则属于目的性的建筑术,德性论中的道德意识结构则是灵魂合于逻各斯的中道选择。

试论功利主义的合理性

功利主义是一种目的论,与亚里士多德和麦金太尔的伦理理论有某些相似之处。功利主义不是一种个人主义,而和社群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功利主义是一种幸福主义,而不是快乐主义。功利主义不只是强调效果,还强调动机。功利主义不但没有忽视美德,而且还强调了美德的地位。

试析亚里士多德的幸福之意蕴

在亚里士多德的眼中,幸福是人生的终极目的,是人之功能的最大实现;幸福本身即是完满的、自足的、固有的、本己的,且难于被剥夺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的本质在于德性,而有德的实践活动是通达幸福之途。围绕着幸福,亚里士多德着重论述了它与善、最高善、外在善、德性、思辩、中道、快乐等的相互关联与有机作用。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过于理想化,过于“圣化”,过分被渲染成难以达至,有了些许“阳春白雪”的味道;但对于我们而言,其仍不失为一种积极的、客观的且有益的人生感悟与幸福感言,是可以触及的。

从无我到自我实现: 基于自我发展的智慧历程

智慧者同时具备“无我”与自我实现两种特征。社会生态取向的智慧研究表明,去自我中心式的“无我”心态可以促进个体在人生困境或冲突类问题中的智慧表现;人格特质取向的智慧研究表明,智慧型人格与自我实现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并且短期追踪研究表明智慧可以带来自我实现的人生境界与体验。参照人格特质与情境的相关争论,整合智慧两种取向下与自我密切相关的实证研究,提出基于自我发展的智慧历程模型:“无我”基础心态促进个体在现实生活中的智慧实践,继而最终带来自我实现的人生状态或境界,同时伴随该境界的内心充实、满足与平静体验又会加强“无我”心态。未来具体研究方面:(1)关注不同文化下自我类型的影响;(2)揭示智慧型人格与自我实现幸福感的动态关系。

意义幸福倾向与幸福感的关系:亲社会行为和基本心理需要的多重中介作用

为了探讨意义幸福倾向对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心理机制,采用幸福倾向量表、基本心理需要满足量表、亲社会行为量表、积极-消极情感量表以及生活满意度量表对665名在校生进行施测。结果表明:(1)意义幸福倾向通过亲社会行为和基本心理需要影响幸福感;(2)亲社会行为与基本心理需要在意义幸福倾向与幸福感的关系中起并行中介作用。因此,意义幸福倾向不仅可以直接预测幸福感,还通过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和亲社会行为的并行中介作用间接预测幸福感。

论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

古希腊时期的幸福观大体上可归结为三大流派,即快乐论,德行论、完善论。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因崇尚理性、追求人类身心充分发展,既重视快乐的价值又避免了感官快乐主义,被称为完善论。这于现代幸福观的建构有着特别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

对当代幸福问题的反思——以《尼各马可伦理学》为视角

"幸福"是《尼各马可伦理学》通篇阐述的最重要的问题。它是普通人、有教养的人和哲人都追求的目标,而最终归结到哲人的沉思幸福。哲人可以用伦理学教化人们走向幸福,但其听众必须是事先有良好品格的人,也即在习俗和习惯中有所教养。政治学的目的之一就在于这种教化。当代的幸福观不过是一种"享乐"生活和欲望的满足,缺乏的正是良好的教化以及更高的哲学沉思。

从“量度”到“幸福”:柏拉图晚期伦理思想中的适度原则探究

理性并不足以代表哲学。哲学就像诗歌、小说和戏剧一样,是一种人为的艺术品。哲学家置身于特定时代和环境中,和平常人一样有血有肉,他们的思维不可避免地受到自己的见识和个人情感的影响。人们习惯把哲学家关于幸福的思考想象得古怪而高不可攀,而忽略了他们的哲学中也有反映普通民众的愿望、诉求和利益的思想。以柏拉图为例,其晚期作品显示出他对于适度原则的重视,以及他在"幸福"问题上的妥协。由此可以纠正以往对柏拉图伦理思想的一些偏见和误解。

理性价值的兴起——论亚里士多德的价值理论

在伦理学和道德哲学方面,亚里士多德提出一种以人类生活的善为导向的价值概念。道德价值是目的论的,与个人价值以及群体价值相对应。它意味着中间价值和终极价值之间的逐步区分。亚里士多德的价值理论是一元的,他将幸福视为个人的终极价值。为了达到幸福,人们应当在理性灵魂指导下进行活动。价值理论层面的理性表明了一种新的价值概念,即“理性价值”。亚里士多德的终极价值建立在其关于人的理性的论证之上。通过强调个人和集体在实现理性价值方面的重要性,它提出了一种生活,在这种生活中,个人不仅是集体的一部分,而且有自己理智上的独立性。

台湾生命教育的挑战与愿景

台湾生命教育推动十二年以来，有许多进展，但也一直面对许多困难。最重要的进展是高中有了生命教育选修课，而且，从民国99年起，所有高中生都必选一个学分的生命教育课程。此外，大专院校也开始重视生命教育，人们意识到，大专通识教育应以生命的唤醒为其核心价值。 本文之作在於检视与反省生命教育所面对的各种内外挑战，并勾勒出未来发展的愿景。文分三部分，首先说明我所谓的生命教育是什麽。接下来则针对生命教育所面对的各种挑战，进行讨论与回应。最後，针对生命教育的发展愿景，提出几点看法作为结论。

亚里士多德持有“神圣幸福论”吗?——努斯与幸福概念的划界问题

亚里士多德把最佳幸福界定为“灵魂合乎努斯的实现活动”。部分学者把努斯解释为超出人性界限的神圣之物,这自然会导向“神圣幸福论”,即只有神能拥有严格意义上的幸福。基于《论灵魂》等文本对努斯的分离问题的分析,可知我们没有绝对令人信服的理由认为“努斯分离于身体”;与之相对,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中存在着断定“努斯不分离于身体”的核心论据。因此努斯并非神圣之物,建基于努斯之上的最佳幸福概念也并未超出人之视域,而是蕴含在人一生的操持与做事之中。

论规范在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中的应有之位

随着当代美德伦理学的勃兴,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往往被不加反思地冠之以德性论或者美德伦理学这一现代标签。尽管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对德性的探究系统详实,但是并不能为了刻意凸显德性在其伦理学中的重要性而完全忽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对规范的讨论。何为幸福以及如何达至幸福是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要探究的核心论题,而规范无论对于城邦幸福的实现还是对于个人幸福的实现都是不可或缺的。规范在其实践哲学中所享有的应有之位并不是偶然的和可有可无的,而是由人的自然或者内在的灵魂结构所必然决定的。因此,规范在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两种“属人的善”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定义了两种“最高善”:一为沉思生活,一为道德德性与实践智慧的完满实现。本文试图论证,因为后者对前者的实现有着必要作用,故在衍生的意义上具有可欲性。对此的讨论或许有助于澄清“美德”概念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地位:无论选择何种“最高善”的定义,它都只在衍生的意义上可欲,而并非亚氏伦理学中的核心与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