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额宝对商业银行业务的影响——基于事件分析法的实证研究

该文重点研究了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对商业银行业务的影响,将两者进行深入全面地对比分析。通过构建事件分析法论证,余额宝对商业银行存款业务的实证结果表明:余额宝类理财业务上线对商业银行是个负面消息。该消息短期导致商业银行负向绩效,而随后不断趋于平稳的股票收益率,表明它不会对商业银行造成颠覆性的影响,反而加速了商业银行的改革创新进程。

法治评估实践的效度--基于＂余杭法治指数＂的文本研究

"余杭中泰垃圾焚烧厂事件"的发生撕裂了法治评估与法治现实,令法治评估效度成为重要问题,引起人们关注。所谓法治评估的效度,即法治评估的有效性,包括内容效度和结果效度两个层面。通过对指标体系构建、评估信息收集、评估数据处理、评估报告结论等余杭法治指数报告核心内容的文本研究发现,余杭法治评估实践存在评估的效度上事实与宣传的背离。而这一情况是评估技术不完善、评估缺乏有效接纳等内外因共同作用下结果。

李渔“结构第一”理论的思路与内涵新探

李渔"结构第一"理论的思路具体体现在七条原则的关系上。这七条原则皆针对"传奇所用之事"立论,论述思路总体上是总分关系,而非并列关系,其中"立主脑"为核心原则,是对总论中"有奇事方有奇文"原则的进一步阐释,其他六条原则皆是这一核心原则的生发。这七条原则所体现的论述思路正应合了李渔的"点血"论和"立主脑"原则的旨意,而事奇、文奇的内涵又表现出了李渔"结构"论的理论渊源,它与此前小说、戏曲批评中所倡导的事奇、文奇原则有着精神上的相通和明显的承续关系。

论周必大《玉堂杂记》的编撰特色及其价值

周必大的《玉堂杂记》成书于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主要记载了南渡后翰林院的典章故实,并收录了周必大、宋高宗、宋孝宗、程泰之、史浩等人的诗文。《玉堂杂记》在编撰方面主要体现了工于考据、躬身经历的特点,而在价值方面则主要体现为其不但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而且有些条目也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

于右任新闻思想浅议

于右任是中国近代著名报人,他的新闻思想具体包括:报纸兼具革命喉舌与民众喉舌的双重功能观,首重社评的言论观,德才兼备的新闻人才观。在新闻业务方面,于右任认为报纸要重视记者队伍的建设、重视外电翻译与国际新闻报道、重视报纸的经济属性、要有丰富多样的专栏形式。

吴虞与“‘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之称——以“艳体诗”事件中吴虞的“八条”为中心的辨析

"‘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这一称号常用来指认吴虞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但具体到影响吴虞晚年甚深的"艳体诗"事件时,有些论者以为他自己并不赞成这一称号。文章重返"艳体诗"事件的历史语境,对吴虞常引人误会的回应文章——即他自谓的"八条"——进行审慎辨析,并将考察视野拓展至吴虞"艳体诗"事件前后的行为、思想,认为吴虞对自己的反孔斗士角色有着清醒认知,对"‘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称号,不是不赞同,而是非常珍视,他当年在"八条"中的相关言说,只是在论战中采用的一种策略而已。

双重概率筛法与素数分布──关于Goldbach猜想、Hilbert第八问题与余新河猜想的研究

用双重概率筛法证明了下列定理：①随机整数x的素数概率；②随机函整数x的素数概率；身随机整数x1，…，xn-1与关联整数xn＝N＋Σεixi同时为素数的概率；④模k的一些简化剩余类中的随机函整数x1，…，xn-1与关联函整数xn＝N＋Σεixi同时为素数的概率（以上εi=±1，1≤i≤n－1）；⑤模a的简化剩余类中的随机函整数x与模b的简化剩余类中的关联函整数y同时为素数的概率由此导出了各个不同领域中素数分布的精确公式，解决了Goldbach猜想、Hilbert第八问题和余新河猜想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并预言了在等差级数中的素数分布、孪生素数分布和Goldbach猜想、余新河猜想的解组以及其它场合都存在精细结构所得结果经计算机大范围验证，与实际情况符合良好。

吴虞“艳体诗”事件始末考

吴虞1924年遭遇的"艳体诗"事件是其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但在学界本就薄弱的吴虞研究中,对该事件的研究更为缺乏。文章立足于对原始文献的梳理,从事发因缘、"艳体诗"事件的第一回合与第二回合、事件的余波与回声这几个层面对该事件的始末进行了历史呈现。

简析徐继畬的制夷之策:阳示德意,阴为钳制——以神光寺事件为例

神光寺事件是因两名英国人在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租赁福州城内的神光寺而引起的一场外交纠纷,当时由徐继直接负责处理此次事件。徐继的制夷之策"阳示德意,阴为钳制"在当时具有合理性。但从长远来看该策略只是权宜之计而非长远之策。

余叔岩艺事评论浅议

余派艺术批评从初创期(1910年代后期)到完善期(1980年代中期),大约经历了60多年,贯穿着三种批评态度和两种路径。三种态度即把演员当艺术家的主观立场、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学术型的研究思路,两种路径即艺术鉴赏及将鉴赏上升到学术研究层面。余叔岩艺事批评始于内行、细致、到位的鉴赏,戏迷关注的是身上功夫,同台演员则注重内心体验和动作逻辑。"余迷"中有一批具备现代批评意识的文人、学者,他们用品鉴诗文的严肃态度对待余叔岩的舞台艺术和演唱艺术,使余叔岩艺事评论上升到学术研究层面。还有一批新音乐工作者以现代文艺观从事"余评",为余叔岩艺事评论赋予了现代意识。

美学视域中的李渔戏剧结构论

李渔在总结前人戏剧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阐述了自己的戏剧理论主张,拓荒性地提出"结构第一"的戏剧创作原则,"一人一事"成为"立主脑"之核心。他的戏剧结构论透视出重戏剧结构、戏剧叙事性和有机整体观的审美趋向。戏剧结构论成为李渔戏剧理论中的一个以叙事性为中心,以有机整体性为灵魂,且二者高度融合的美学范畴。

江南文化视阈下的余秋雨事件

关于余秋雨及其散文,众说纷纭。文章从江南文化角度来解读余秋雨事件,指出敏感、狂放、亦雅亦俗的品质使得江南文化在散文的模式、人格论争、商业宣传上起到了发生和推动的重要作用。

贾雨村讹夺石扇案辨正

学界历来认为讹夺石扇为贾雨村欺压良善的铁证,不假辨别地信以为真,对其人品大加挞伐,实属误会。讹夺石扇是平儿、贾琏合谋的谎言,是对纳妾鸳鸯事件的影射,并非贾琏挨打的真相。贾琏挨打的导火索是鸳鸯事件;远因是大不孝——无子。

兰成渝管道混油异常原因分析与处理技术

成品油管道在顺序输送过程中会产生混油,减少混油量成为管道运行中的重点和难点。针对兰成渝成品油管道混油异常增多问题,分别选取混油正常、异常2种工况为研究对象,通过混油量的理论计算和现场运行数据对比分析,找到了混油异常增多的原因是江油站越站流程存在缺陷,提出了在江油站越站流程中的单向阀之前加装截断球阀的改进措施。现场数据的验证结果表明:改进措施较好地解决了混油异常问题。

不同边界层参数化方案和陆面过程参数化方案对一次梅雨锋暴雨显式对流模拟的影响分析

利用WRF模式对2007年7月8日淮河地区特大暴雨过程开展显式对流(1.1 km)模拟试验,比较两种边界层参数化方案和三种陆面过程参数化方案对降水模拟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边界层参数化方案和陆面过程参数化方案主要影响模拟的强降水位置和强度,而对雨带位置的影响不大。采用MYJ边界层方案模拟的强降水更接近观测,采用YSU方案模拟的强降水偏弱;陆面过程参数化方案对比,简单的热扩散方案模拟的强降水最强、最接近观测,而RUC方案模拟的强降水最弱,Noah方案居中;同时改变陆面方案和边界层方案比单一改变其中一种方案对模拟降水的影响更大。造成强降水模拟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模拟的近地面(约1 km以下)大气的湿度和温度不同,导致支持对流发生发展的入流空气的对流有效位能(CAPE)不同,进而影响模拟的对流强度和地面降水量。对强降水模拟较好的试验模拟的近地面大气湿度更大,环境入流空气的CAPE更大,对流发展更强,地面降水也更强。

《宋故武功大夫永康府君张公墓志》考释

《宋故武功大夫永康府君张公墓志》收藏于重庆市南川区文物管理所。墓志主人张俣史书无传,潞州潞城人,生前曾知南平军、永康府。曾参加宣和年间北宋对西夏及收复燕云等战争。靖康之变后转战江淮平定叛乱,绍兴二十五年终于南平军。墓志内容丰富了两宋之际的军事史、重庆地区的移民史,为深入理解两宋之际的社会背景提供了有益的资料,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论于坚诗歌中的细节策略

细节策略是于坚诗歌的写作策略之一,于坚诗歌中的细节包含过程细节、场面细节和数字细节。过程细节推动了事件的发展,也让事件具有戏剧化效果;场面细节则再现了场景和事物的空间布局;数字细节直观具体,其背后常暗含诗人的态度。

关于《世说新语笺疏》的几点辨析

《世说新语笺疏》是余嘉锡先生的力作,内容极为广泛,且注重考案史实。本文通过对文中发现的四个可再商榷的问题进行稍作辨析,以期对考辨魏晋事迹、补充魏晋史实提供借鉴。

芥子园与昆曲

芥子园是明末清初文化名人李渔在南京营建的私家园林,从营建伊始便与昆曲有着密切的联系。李渔在芥子园生活期间,出版了《笠翁十种曲》和《闲情偶寄》等与昆曲相关的著作,作品中多有与芥子园相关的记载。李渔又组建了芥子园家班,邀请文人雅士到芥子园鉴赏昆曲,并经常携班四处演出,往来顾曲家对芥子园及芥子园家班多有题赠。近年来,南京老门东重建了芥子园,并在园中演出昆曲,芥子园对于昆曲的当代传承与发展有着独特的文化意义。

《肉蒲团》事件与中国文学的域外发生

上世纪50年代末轰动一时的《肉蒲团》瑞士庭审事件,可界定为中国文学在二战后德国的发生过程中的一个始原性事件。详细解读此事件中的要件,以及和之后李渔的经典化历程的联系,可以发现,抗辩人和法庭的关系乃是汉学研究中隐蔽的交流结构,汉学家履行抗辩人/法官的双重功能,依具体场合在两种身份间摆荡。从而揭示一个事实,中国文学能否进入西方知识系统,既不决定于文学对象个体,也不决定于译介者个体,而是出于系统自身的结构性要求。结构性关联超出了一切主观意志,往往以偶然事件的形式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