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民事公益调查取证权强制性之否定——兼论取证难问题的解决

我国对检察机关在民事公益诉讼中调查取证权无强制性的规定是一以贯之的。近来,随着取证难问题的凸显,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因强制性的缺失遭受诟病,“赋强说”兴起且成为理论界实务界的主流声音。取证难问题的解决虽与调查取证权“赋强”二者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但手段并不具有妥当性。“赋强说”内部的赋强逻辑存在诸多误区,且悖于民事诉讼固有的价值理念和基本原则,甚至会引发对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正当性的诘问。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赋强不是取证难问题解决的最优解,该问题的解决应着眼于现有制度的完善和潜能发掘,以及检察机关客观举证能力的提高。

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理论重塑——兼论制度的可行性

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理论和实践在我国一直停滞不前。201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次明确提出具有可行性的基本方案,以往对该制度的排斥主要来源于对该制度本身定位不明、动摇检警结构的平衡、影响侦查效果等的质疑。最高人民检察院此次提出的改革方案和以往的"提前介入"有明显不同,只是希望建立起检警双方的工作沟通,并不是对检警关系的颠覆性变革。在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背景下,本次改革可以提高起诉质量,符合检警双方共同利益,应当尽早形成具体制度。

论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职权

法院是民事纠纷的裁判者 ,裁判权是其最基本的职权 ,然而 ,在围绕着这一职权的行使而展开的一系列程序中 ,又衍生出诸多权利 ,如程序控制权、程序事项裁决权、调查取证权、释明权、事实认定权等。程序控制权和程序事项裁决权是法院控制诉讼的发生、发展和终止的节奏和方式并对程序争议事项进行裁判的权力 ;调查取证权、释明权和事实认定权作为法院的三大审理权 ,在不同的诉讼模式下是有所区别的。笔者认为 ,在我国 ,法院不应通过职权干预调查取证 ;释明权作为一把双刃剑 ,应正确把握和运用 ;而事实认定权的行使 ,则必须通过建立一套科学的证据规则 。

论电信诈骗犯罪侦查中的现场取证——兼论电信诈骗犯罪侦查国际警务合作现场取证的要点

电信诈骗犯罪案件侦查中,由于犯罪嫌疑人人数众多、证据形式多样化且多为电子证据,特别是在跨国(境)联合侦查中,法律制度不同,侦查方法、技能、语言不同,现场取证活动往往面临较大困难。电信诈骗犯罪案件侦查的现场取证,首先应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包括详细查明现场情况、加强跨国(境)联合侦查中双方的协商沟通、做好现场取证的物质准备;现场取证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很可能逃跑或毁灭证据,侦查人员应采取措施控制现场及犯罪嫌疑人,同时,为确保证据的有效性,必须规范实施取证活动。

计算机犯罪现场中的取证技术及应用

科学有效地应用计算机取证技术是侦办计算机犯罪案件的关键。计算机取证也称为计算机法医学,是把计算机运行环境看作是犯罪现场,运用相关的辨析技术,对计算机犯罪行为进行法医式的解剖,从而搜寻确认罪犯及犯罪证据,并据此提起诉讼。从理论上讲,计算机取证人员能否找到犯罪证据取决于有关犯罪证据是否被覆盖。但从海量的数据里面寻找蛛丝马迹是一件非常费时费力的工作,侦查人员必须具备相应的专业技能,并按照科学合理的步骤来实施计算机犯罪现场中的取证工作。

提升电子证据取证规范化水平的策略研究

电子证据作为新型的证据类型已被法律赋予了独立证据地位,在司法审判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现阶段电子证据取证过程中,由于存在一些不规范化问题,严重影响了电子证据在法律上的证明力、可信度。因此,通过完善立法、加强取证能力建设、规范化取证流程等方面提升电子证据取证规范化水平,为司法机关开展科学规范取证工作提供参考和指导。

侦查机关适应“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思考

侦查机关适应"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前提是正确理解其含义。我国"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基本要求是在不变动现有司法格局的基础上,强调侦查和公诉按照审判时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标准和要求进行,同时承认审判在认定事实和法律适用方面的最高权威。侦查机关适应相关诉讼制度改革的关键是认清侦查与审判、公诉和预审之间的关系。取证能力的提升是侦查机关适应"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核心,可从建立以客观性证据为中心的取证模式、完善侦查取证指引体系、促进取证措施的科学化和规范化等方面着手提升取证能力。

我国区际司法协助现状及其区际调查取证问题探讨

我国区际司法协助的现状是:送达难的情况仍然存在、调查取证难更是突出、相互承认和执行对方的司法判决还须做艰苦的努力。文章着重对我国内地、港、澳三地调查取证制度作了比较,而后提出解决实施我国区际调查取证的建议和设想,包括调查取证的范围、途径、方式和适用的法律等。

辩护律师获取证据制度的完善——以新《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为分析背景

为使律师辩护达到实质效果,保障辩护律师获取有利于被追诉者的证据和充分知悉控诉证据是我国刑事辩护制度亟待解决的问题。鉴于辩护律师自行调查取证面临结构性障碍,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间接保障律师知悉或获取证据,保障辩护律师申请调查取证以及申请调取证据权的实现;充分保障辩护律师与被追诉者的会见交流权;保障律师阅卷的全面性;对于辩护律师提出的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的审判机关应予以满足;增加规定辩护律师申请证据保全的权利;并对剥夺辩护律师获取证据权利的,确立程序性制裁。以上措施的完善可以有效弥补辩护律师调查取证能力的不足,实现律师辩护的实质化。

民事抗诉中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透视与前瞻

检察机关办理民事抗诉案件具有一定的调查取证权是其履行法定职责的必然要求,其中书面审查应是检察机关办理民事抗诉案件的主要方式,调查取证则是检察机关办理民事抗诉案件的有效补充。检察机关审查民事抗诉案件的调查取证应在立法上予以明确。

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思考

非法证据的排除在理论上已经形成共识,但在刑事诉讼实践中未形成行动中的共识。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问题是其中的重点和难点。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不仅是法治精神的底线要求,也是防止错案、保障人权的必然要求。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必须改变观念,检视当下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存在的问题,在侦查机关内外建立排除非法证据的发现、审查、认定和制裁机制。

职务侵占、挪用资金案件侦查中应注意的若干问题

职务侵占、挪用资金案作为最常见的经济犯罪案件类型,正朝着涉案金额巨大化、犯罪主体智能化、犯罪手段复杂化方向发展,给公安机关打击惩治犯罪带来诸多新的挑战。公安机关在办理此类案件时,要把握好初查、取证环节上应注意的若干问题。

论反黑工作中的卧底侦查

黑社会性质犯罪、黑社会犯罪组织严密,具有经济基础和权力背景,首要分子具有双重身份且远离犯罪现场,证人证言难以获取,一般的侦查手段难以对其成功地追诉。 反黑工作中卧底侦查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而又十分必要的侦查手段。要成功实施卧底侦查,卧底人员的选择是先决条件.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成功打入内部后.要取信于敌,正确使用各种取证技术和谋略。卧底任务完成后应妥善安排好撤离工作。

办理民事抗诉案件调查取证问题探研

一直以来,我国法律对于检察机关在民事抗诉中的调查取证问题没有给予明确的规定,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对此问题存在较大分歧。对检察机关审查过程中取得的证据效力如何认定各地法院做法也不尽一致。文章仅就检察机关在办理民事抗诉案件中的调查取证问题略作探讨和研究。

谈计算机犯罪的侦查与取证

为严厉打击计算机犯罪,有必要着力研究计算机犯罪的概念和特点,利用科学的手段确立计算机犯罪的形式,采取有力的措施进行侦查与取证。

证据不足不捕案件后续处理监督机制实证研究——以B市C区检察院2016年证据不足不捕案件为样本

聚焦重点领域深入开展侦查监督工作是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强化监督职能、提升监督质效的主要着力点。对证据不足不捕案件后续处理情况的跟踪监督,是检察院开展侦查监督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相对薄弱环节。实践中对该类案件的后续处理监督存在监督依据不完善、监督动力不足等问题。本文对B市C区检察院2016年证据不足不捕案件的后续处理情况进行实证研究,分析证据不足不捕案件后续监督的特点、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对证据不足不捕案件进行分类监督及具体建议,探索完善此类案件后续处理监督机制的路径。

侦查程序的非法取证问题评析

非法取证是我国刑事诉讼中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说明我国现行的侦查程序存在缺陷:侦查目的发生偏倚,强调起诉、审判准备忽视独立价值;侦查价值发生倾斜,强调打击犯罪忽视保障人权;侦查权力也失衡,权力缺乏权力(权利)的监督制约。我国当前应当树立相对独立的侦查目的,形成有中立第三方介入的特殊三角结构,建立侦查行为的可诉性机制。

计算机犯罪侦查及取证

随着我国社会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计算机网络的迅速普及,计算机犯罪也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所造成的社会危害也越来越大。计算机犯罪作为一种高科技的智能型犯罪,其侦破难度大,但仍需坚持传统的侦查方法,结合计算机犯罪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进行侦查取证。

论沉默权对传统侦查取证理念的冲击及应对策略

沉默权与我国传统诉讼价值观念的冲突 ,实质上是权利本位与义务本位的冲突。沉默权制度在我国刑事制度中的最终设立 ,必将给侦查取证活动带来最直接的冲击。如果不完善相应立法和执法环节 ,不仅使沉默权的设立目的难以实现 ,也会使侦查取证工作加大执业风险。因此 ,从立法上要尽快明确无罪推定原则 ,取消立案程序 ,重新设置强制措施的体例 ,明确技术侦查手段的法律性质等 ;要改变侦、控分离 ,缺乏司法审查制约的体制 ,加强取证人员的科学物证意识 ,加大侦查工作的技术含量 ,以应对沉默权带来的挑战。

侦查阶段会见权和调查取证权问题探讨——以新《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解释规定的实施为视角

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对辩护制度进行了重大的改革与完善,有利于进一步维护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然而,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关于侦查阶段辩护制度的个别规定仍然较为粗疏,且过于原则,有的规定甚至可能会阻碍辩护制度的顺利实施。2012年底通过的司法解释、高检规则以及公安部规定等文件,对侦查阶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被监听、凭"三证"可以会见以及调查取证权等问题进一步予以明确,并细化了侦查阶段法律援助的相关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