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源治理视角下我国企业合规制度的改革

诉源治理以“源头预防为先、非诉机制挺前、多元主体共治”为基本理念,旨在通过多种治理方式从源头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实现社会治理的高效性。在诉源治理已上升为治国方略的时代背景下,作为社会治理模式之一的企业合规制度改革应当遵循诉源治理的基本理念,正视自身所存在的企业合规内在动力尚未激发的源头问题、行政合规的预防功能尚未彰显的诉前问题、多元主体的治理格局尚未构建的主体问题,逐步实现从“被动整改”向“主动预防”的转变,从“事后合规”向“事前合规”的推进,从“一元治理”向“多元共治”的迈进。

适应我国高集中度电力现货市场的发电侧市场力辨识方法

我国电力现货市场发电侧拥有高市场集中度的特点,市场力的滥用辨识变得尤为重要。对美国事前市场力的辨识方法进行了详细综述,分析指出了行为-影响测试方法更适用于我国电力现货市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提出了高市场集中度下的事前-事后市场力辨识方法,包括用于辨识潜在市场力的剩余供给指标测试法和市场模拟仿真法、用于辨识事中市场力的行为-影响测试方法和从市场整体运行情况、用户侧、发电侧和电网侧4个维度进行全面评估的事后市场力辨识方法。最后,通过算例分析,论证了所提市场力辨识方法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医疗保险会引致道德风险吗?——以城乡居民医保为例

文章使用2005—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的五期平衡面板数据,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对老年人道德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参保并不会引致老年人不健康行为增多的事前道德风险,但会带来医疗费用支出上涨的事后道德风险;年龄越小、健康状况变差的老年人在参保后更易出现医疗费用支出上涨的事后道德风险;相较于城镇居民医保,老年人在参加新农合后更易出现医疗费用支出上涨的事后道德风险,参保引致的事后道德风险主要来源于门诊支出上涨。这启示我们一是要清晰认识医疗卫生政策评估的多维属性,二是要创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发展理念。

价格与质量双重决策下电商平台的事前/事后信息共享策略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和大数据的发展,拥有海量市场需求信息的平台企业是否会将信息分享给合作伙伴?对此,本文考虑市场需求同时受质量与价格影响,分别构建了批发模式和代理模式下的电商供应链博弈模型,分析了不同销售模式下平台的事前/事后信息共享策略。研究发现:(1)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和产品的质量成本系数是影响平台进行事后信息共享的关键因素。(2)批发模式下平台只有在质量成本系数较小时,才会与供应商进行事前信息共享;而代理模式下平台总是共享。(3)两种销售模式下平台选择事前信息共享都能提升供应商的利润,在代理模式下选择事前信息共享总能实现平台与供应商之间的“双赢”;而平台进行事后信息共享则可能损害供应商的利益。

衔接事前监管与事后规制——数字市场反垄断的新方向

数字市场的崛起向传统反垄断事后规制模式提出挑战——基础理论和技术失灵、严重的滞后性以及威慑度不足等缺陷在网络效应的影响下被无限放大。对欧盟和美国电信行业的成功案例进行分析发现,诸如《数字市场法》等事前监管措施介入数字环境下的反垄断领域具有必要性和正当性。事前监管与事后规制之间存在天然界限,需要在错误成本最小化的基础上合理分配管控范围,同时两者务必保持各自的独立性,不可贸然将事前监管纳入既有的反垄断体系,而应坚持其对市场秩序和安全的追求,发挥其独特的价值功用。我国在引入事前措施的过程中应立足国情,建立公平竞争的审查机制,明确司法程序各阶段的主导治理力量,事前与事后呼应以保证良好的衔接与互动。

收入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12-2021年共6期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利用事前非参数法分解得到努力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从结构分解的研究视角揭示了收入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努力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存在正向作用,机会不平等产生负向影响,这一研究结论经相关稳健性检验后仍稳健可靠。本研究利用分组回归和双边随机前沿模型探析了这一影响效应在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区域以及不同年份的异质性特点。进一步地,本文构建起中介效应检验模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在机会不平等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作用路径中,社会公平感发挥着不容忽视的部分中介效应。本文研究结论为提高我国居民幸福感水平、寻求“伊斯特林悖论”的破解之道提供了政策启示与建议。

城市轨道交通弱电系统设计联络会阶段的监理工作探讨

设计联络会是城市轨道交通弱电系统建设过程中的重要环节。监理工程师理清本阶段的监理工作任务,积极介入设计联络会,是做好事前控制的前提。本文结合城市轨道交通弱电系统监理过程中的实际经验,梳理总结了监理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常见问题,探讨并提出设计联络会阶段的监理主要工作任务,以期能对弱电系统设备监理工程师的监理工作起到借鉴作用。

Optimal Licensing Policy for an Incumbent Firm with Fixed Cost Advantage

This paper primarily focuses on two problems which aim at improving the results of the recent work of Yi S.S.(Yi S.S., Entry, licensing and research joint ventur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999,17:1 24).Firstyly, two improper viewpoints are pointed out and rectified. Under his model, Yi argued that the potential entrants can be better off or worse off under the incumbent firm's strategic use of ex post licensing policy, but it is shown in this paper that the strategic licensing undoubtedly reduces the entrants'expected payoffs. Yi also noted wrongly that industry profit is a convex function of the number of firms in the product market by the Cournot oligopoly with a linear demand and constant marginal costs. However, in this paper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industry profit in such a market is a concave convex function of the number of firms. Secondly, a thorough study of the optimal licensing policy for the incumbent is made on the basis of the correction of the second error.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 incumbent will choose ex post licensing, ex ante licensing of one entrant or ex ante licensing of both extrants are given.

互联网平台反垄断法律规制的范式转型——反垄断法事前干预范式的构建

传统的反垄断法事后干预范式难以对互联网平台垄断力量的不断扩张形成有效约束,存在放纵垄断者的伪阴性风险。事前干预通过要求垄断者承担积极竞争义务来对垄断力量进行预防性控制,能够有效克服事后干预的伪阴性弊端。平台反垄断事前干预建立在互联网平台具有必要设施这一属性的基础上,需求侧规模经济的存在使大型互联网平台具备了控制网络竞争瓶颈的必要设施地位,对其施加积极竞争义务具有可操作性与有效性。平台反垄断事前干预的义务承担主体为必要设施互联网平台,义务内容为要求必要设施互联网平台无歧视地向竞争对手开放互联网平台生态,义务履行范围应限定于纵向市场竞争对手,以避免过于宽泛的积极竞争义务产生抑制市场投资的负面激励。我国的《平台分级指南》和《平台责任指南》应在主体、内容与履行范围方面作出相应的完善。

中国方案:欧盟对数字平台“守门人”监管革新的启示

互联网平台在全球数字经济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少数超级平台基于强双边连接性与强数据垄断性的特点,很容易滥用市场权力,成为设置市场进入壁垒的数字平台“守门人”,从而损害消费者权益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作为一部专门针对互联网平台的行业立法,欧盟出台的《数字市场法》突破了传统竞争法下的监管框架,其中加强事前监管、对“守门人”施加数据可携带以及互操作义务等监管革新,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国际互联网平台监管新趋势。我国未来可适当借鉴欧盟立法经验,加强对互联网平台的事前监管及分类监管,并进一步探索平台数据可携带以及互操作的本土进路。

反垄断视角下促进大型平台开放数据的三重路径

数据是平台企业参与数字市场竞争的关键资源,大型平台获取海量数据后拒绝开放数据将产生排挤竞争对手的效果,损害数字市场上的创新与竞争。促进大型平台开放数据,保障数据自由流动是平台数据垄断的核心治理策略。促进大型平台开放数据的路径有三:其一,反垄断合规路径,大型平台建立内部控制机制,预防数据封锁风险,自愿开放数据;其二,反垄断事后执法路径,针对大型平台封锁数据行为开展反垄断执法,破除数据壁垒;其三,反垄断事前监管路径,事先为大型平台设定特定义务,通过强制大型平台履行数据携带、数据互操作等义务保障数据的开放与共享。反垄断合规路径重引导,强调平台自治,反垄断事后执法路径与反垄断事前监管路径重强制,强调外部管控。三条路径内外共治、紧密协作,形成对大型平台拒绝开放数据行为的综合性治理体系,保障数据有序、有度、有效开放。

欧盟《数字市场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囿于传统反垄断法应对平台市场力量的不足,针对数字经济领域的竞争问题,世界范围内已经形成了改良传统反垄断法、全面的事前规制和持续的机构监管三种路径。作为事前规制路径的典型代表,欧盟《数字市场法》已于2022年11月1日正式生效。通过考察该法出台的主要动因、政策目标和调整机制可以得出启示:中国竞争政策目标设定不仅应关注本国相关市场竞争状况,更应本着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中美欧数字博弈的大背景下综合考量;数字竞争政策存在多种路径,应综合权衡个中利弊,结合本国制度基础和市场发展阶段谨慎选择;在数字竞争政策的设定中也应注意与其他数字、数据政策的冲突与协调。

成本效益分析在事前绩效评估中的应用探讨——以L县供热政策性补贴项目为例

将成本效益分析纳入事前绩效评估,是预算绩效管理进入改革深水区的尝试与探索,是实现预算管理与绩效管理一体化的必由之路,更是当前财政压力增大背景下优化财政资源配置的重要途径。基于此,本文将成本效益分析在事前绩效评估中如何有效应用作为一个突破口,在详细阐述将成本效益分析纳入事前绩效评估的具体实施步骤基础上,以L县供热政策性补贴项目为例进行实践探讨,发现根据成本效益分析核定的政府补贴定额标准和供热政策性财政补贴资金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核减。这为增强预算绩效管理科学性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

中国通货膨胀预期和Ex-ante实际利率的测度

本文使用SVAR方法将中国短期名义利率拆分成预期通货膨胀率和Ex-ante实际利率两部分。为了解决SVAR模型识别条件不足的问题,本文使用BQ方法,认为实际利率冲击对名义利率没有长期影响,名义利率的长期波动全部来源于预期通货膨胀率的波动。随后,使用Band-Pass滤波方法得到实际利率的主趋势,通过累加SVAR模型中短期冲击得到Ex-ante实际利率的随机波动,主趋势和随机波动相加得到Ex-ante实际利率,进而得到预期通货膨胀率序列。本文最后分析了货币政策的倾向。

基于事前生命周期评价方法的低碳技术研发潜力分析

低碳技术是实现中国双碳目标的关键之一,然而从生命周期角度而言,新技术的工业应用也需要额外的资源投入并会带来新排放,碳减排效果具有不确定性,因此需通过生命周期评价(LCA)量化所有单元过程对碳足迹的贡献,指导低碳技术的工艺设计和流程优化。传统的LCA方法依赖工厂清单数据调研,可定义为技术工业化应用后的事后评价,但对于尚处于试验规模研发的技术,难以获得LCA所需数据。因此,针对尚未工业应用的新兴技术,事前LCA方法论研究将有潜力成为未来产业生态学领域的重点方向。总结了目前事前LCA方法论存在的清单数据收集、系统边界定义和结果解释等主要问题,提出事前LCA方法除应用于粗略预估新技术潜在的碳足迹等环境影响外,更重要的功能是通过量化与新技术相关的工业生态系统的碳足迹现状作为新技术研发基准目标,发现和优化环境影响较大的过程,为工业应用提出低碳设计建议。通过归纳总结具有代表性的新兴技术事前LCA案例,发现基于试验规模数据计算得到碳足迹与实际工业规模有数量级差距,因此建议在研发过程中投入少量额外人力及软硬件资源,以实现工艺过程的放大模拟,预测其工业规模能耗和投入产出清单并开展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价。最后以废弃聚氯乙烯脱氯资源化技术碳足迹评估为例,通过融合基础试验、过程模拟和事前LCA方法量化不同反应物浓度、处理量、反应器设计、运行条件等过程变量对能源与原辅料消耗、直接排放、产物收率、废弃物产生量等过程投入产出清单的影响,并实现以碳足迹作为评价指标,指导新技术低碳工艺设计和运行条件的研发。

反垄断监管与事前监管——互联网平台监管模式的二元建构

反垄断监管是一种典型的事后监管,表现为禁止性规范为主的立法模式、合理原则为主的分析模式和消极性义务为主的救济措施,应用于平台监管中存在滞后性、威慑效果不佳等不足,反垄断法内部变革举措的实际效果也较为有限。相较反垄断监管的事后属性,事前监管通过创设积极性法律义务,实现对垄断结构引致不可逆损害的风险预防。为避免“假阳性”错误,引入事前监管须证明细分市场存在高而持续性的进入壁垒、欠缺有效竞争的动态趋势、事前监管收益大于成本三个累积性标准。平台事前监管的总体目标是推动市场从封闭到开放的回归,监管主体上成立专门事前监管机构并且采取合作制监管架构,监管对象的选取遵循“相关市场分析+显著市场力量确定”的基本框架,监管措施包括服务互操作、开放特定数据、平等对待不同主体提供的服务等。与反垄断监管的衔接包括建立分工监管的机制和可反驳的违法推定规则。

算法垄断风险的事前预防:理论证成、实践反思与路径优化

数字经济时代,面对具有复杂性、隐蔽性和技术性的算法垄断风险,过于倚重事后规制的传统反垄断实施方式呈现出威慑不足、成本较高且救济乏力的功能局限。基于风险控制的现实需求、预防垄断的立法原意、域外经验实践的成果,以及填补事后规制不足的考量,对算法垄断风险施以事前预防具有合理意义。审视当前的反垄断实践,可以发现,算法垄断风险的事前预防流露出了干预节点前置化、调整范围扩大化、实施手段多样化以及作用对象特殊化的倾向,虽有探索创新之价值,但也易于陷入激进预防、过度干预的误区。为框定事前预防的合理边界,应确定以“预防中性观”为内涵的折中改良理念,借助比例原则构画审慎实施思路,同时澄清事前预防的功能补充地位,实现算法垄断风险的理性控制。

人工智能驱动下算法价格歧视的反垄断规制:一个法经济学分析

人工智能的发展让经营者基于消费者信息精准预测其支付意愿从而进行价格歧视成为可能。从经济学角度,算法价格歧视能够提高静态效率,且在特定市场条件下,能够促进动态效率,提升消费者福利。然而,如果科技巨头利用价格歧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可能会产生排他性和剥削性效果,引发反垄断担忧。因此,是否对其规制以及如何规制需要反垄断执法机构从法和经济学角度综合权衡。我国《反垄断法》及其配套规范为监管数字垄断市场上的价格歧视提供了事后救济路径,而《价格法》等作为反垄断规制的补充,通过价格调控、个人信息保护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方式,为规范竞争市场上的违法价格歧视提供事前监管路径。该监管体系为解决数字市场上价格歧视反垄断担忧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但执法效果仍需实践检验。

信号分析视角下公共安全治理模式转型的情报工作研究

[目的/意义]公共安全风险的不确定性、模糊性等特征严重影响了公共安全治理过程中风险线索发现、风险预警及风险治理决策的有效性。探寻情报赋能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的工作路径是实现风险预控、增强社会安全韧性的关键所在。[方法/过程]从思辨层面解读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的情报工作本质以及情报赋能公共安全治理模式转型的作用机理,从信号分析视角分析公共安全风险识别的情报工作路径,并提出未来情报工作在公共安全治理中应关注的问题。[结果/结论]在实现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的过程中,未来情报工作应重点关注公共安全治理本土化的问题、综合型情报人才培养的问题以及情报方法中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的融合问题。

限制契约自由视角下强制性规范与公序良俗条款的适用研究

《民法典》第153条规定了强制性规范与公序良俗条款的适用规则,此为结合限制契约自由的事前模式与事后模式适用之典型,应作体系化解读。协调两种模式在合同效力判定中的适用,合理划定以强制性规范为核心的事前模式适用范围,明晰强制性规范的适用边界。对于未被立法者明示性质的规范,应以任意性规范推定原则的适用为基础,在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前提下,由法院根据公序良俗原则发挥事后模式的补足作用,以期对合同效力作出清晰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