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基于免疫学的信息安全威胁预警方法

为提升信息安全威胁预警准确度和事件响应速度,模拟生物免疫系统组织、结构、功能及识别自我排除非己等机制,提出一种信息安全威胁预警方法。首先部署入侵检测节点,设置关联规则;接着刻画信息系统正常行为轨迹,设置数据流转区域及路径规则,运用马尔科夫链、有限状态自动机等算法,设置数据流转时空规则;然后围绕资产脆弱性及中观态势,设置预警攻击向量。入侵与已设置规则匹配时,及时预警或处置威胁。实践表明,该方法可有效降低人员的技能依赖,提升人员的事件响应速度,具有一定推广价值。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评析

第59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肯定了国家豁免是一项国际法原则,对限制豁免进行了认定。当今的国际社会,限制豁免更易被接受。限制豁免是国际法规范的发展趋势。我国应制定《国家豁免法》,明确规定限制豁免的做法。

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视野下机场安检行为分析

美国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规定:个人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不合理搜查和扣押。机场安检涉及扫描、拍身及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在没有获得令状的情况下,是否违反了第四修正案的要求。美国法院在一些重要的判例中,采用了Terry原则、同意例外、边境检查及行政检查等令状主义的例外理论,对机场安检行为合宪性进行不同角度的分析。这些研究及判例可用于分析中国机场安检的正当性与安检新措施的选择。

对国家豁免的规范审视与理论反思

作为国际法的一项重要制度,国家豁免具有其历史渊源和发展过程,在现代国际社会存在着豁免范围的争论。随着《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的通过,具体操作方面的争论会逐渐减少。然而,从理论上,国家豁免这种制度本身是值得诘问的,随着国际法治的健全,随着对国家地位和主权原则认识的逐渐清晰,国家豁免制度可能会慢慢退出历史舞台。

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威慑功能的弱化——兼评赫尔英案对“善意例外”的扩张

美国2009年的赫尔英案创设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善意例外"的新类型,即因客观上合理信赖其他警察部门记录而取得的非法证据不予以排除。赫尔英案对"善意例外"的扩张反映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威慑功能的弱化。回顾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历程,它的例外不断创设、威慑功能逐渐式微是贯穿其间的主线。反思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它在威慑警察违法方面具有内在局限性,本质是让全社会为警察的行为承担责任,惩戒警察个人才是防止违法取证的最有效途径。我国的非法物证排除规则以法官裁量排除为原则,以减少冤假错案为目的,有效遏制警察违法行为依然需要强化警察惩戒机制。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家主权豁免原则:基于主权财富基金的司法实践和理论盲域

变局下的主权概念和主权原则仍然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包括主权财富基金在内的市场参与者正在以一种缺乏透明度和政治驱动的方式参与全球商业活动。国家通过这些投资工具,以非传统的方式追求外交政策战略目标,深入参与政治经济领域,扭曲了国际法中的现有概念。主权财富基金既从事商业活动也从事与国家有关的统治权行为。这样的二元功能可能制造一个国际法上的"黑洞"。限制豁免学说已经成为一个议题,但各国法院判决几乎没有提供明晰而一致的指导。与主权财富基金有关的豁免原则和主权原则需要深入探讨。主权国家政府对国有企业和主权财富基金的控制力以及实现功能存在差别,使得适用于国有企业的主权豁免原则不能完全适用于主权财富基金。有鉴于主权财富基金的重要性和竞争中性原则的国际法化,需要对主权财富基金参与国际经济活动时涉及的主权豁免原则进行重新审视。

跨国文物追索诉讼的国家豁免问题

国家豁免原则的立场选择是以国家为当事方的跨国文物纠纷能否诉诸司法裁量的关键。在国际条约无法适用和习惯国际法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一国法院原则上适用法院地国现行有效的国家豁免立场。在管辖豁免层面,性质标准构成跨国文物追索诉讼中涉诉国家行为是否符合商业行为例外的主要判定标准;征收例外则构成追索战时劫掠文物最常援引的豁免例外。在执行豁免层面,外国文物的可执行性取决于其是否用于商业目的,而司法免扣押制度则可以为外国借展文物提供特殊豁免保护。中国应将流失文物追索放在涉外法治建设的系统工程中加以推进,尽快制定体现限制豁免立场的综合性国家豁免立法,并在此过程中系统构建契合文物追索现实需要的国家豁免规则。

美国司法豁免认定权的配置及其启示

司法豁免认定权是在跨国诉讼中对外国被告是否享有司法豁免进行认定的权力。在美国,司法豁免认定权之配置一直徘徊于行政部门与法院之间,该权力的配置变化经历了法院相对独立认定、遵从行政部门豁免建议、法院主导行政部门辅助认定这几个重要阶段。导致司法豁免认定权产生配置问题的内因在于司法豁免认定权的混合权力属性以及该权力主体的复合性;外因在于被诉国政府的施压、美国行政部门的风险研判、法官自身的政治偏好以及美国法对司法豁免认定权配置的规制张力。对于美国司法豁免认定权配置的实践,中国可从中得到两方面启示:一方面,中国被告在美国被诉时除积极运用美国法进行管辖权抗辩外,应审慎对待行政部门的豁免建议;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的国家豁免立法应当构建司法豁免认定弹性机制,允许行政部门对外国司法豁免问题发表意见,合理配置中国的司法豁免认定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