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欧洲文明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看欧盟及其前景

近年来伴随着欧盟遭遇诸多危机,国际上出现了不少唱空唱衰欧盟的声音。如何判断欧盟的未来前景,不能仅从欧盟目前所处的困境出发,而需要审视欧洲一体化更深层次的文明因素。欧洲文明的统一性孕育了一体化的发生和发展,而多样性决定了一体化道路的曲折性,欧盟的韧性具有一定的抵御风险的能力。

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经验与现代启示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在5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及其先民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交融互动,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国数千年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给当今中国和人类世界留下丰厚的遗产和启示。认真总结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经验,对于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红山文化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重要意义

红山文化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之一,其分布和影响范围包括燕山南北,内蒙古东南部,西辽河流域,其年代距今约6500—5000年。红山文化发现和出土的半地穴式的房屋,各种玉器、陶器,都表现出与中原磁山文化、仰韶文化存在着不同地域间文化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碰撞、聚变,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进乃至形成提供了前提。本文将通过三个方面论述红山文化对中华各民族交流学习融合的重要意义,论证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渊源。

从“聚焦”到“延展”——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的多维研究与反思

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是西南边疆民族关系的历时性呈现,也是中国古代民族历史的区域性场景,在西南民族从“多元共存”到“渐趋一体”的发展进程中,其上承魏晋之分散格局,下启元明之合流动势,起到由表及里的“分化—整合”再到“重组—融合”的关键性过渡作用,受到学界的关注,亦不乏专门性质的学术研论。在族群关系活跃与政权博弈频发的唐宋西南边疆,民族之间持续进行的“交往交流交融”,成为民族关系研究的“一元内核”;“唐宋时期”与“西南边疆”则共同构成研究的“时空双重维度”;其中呈现出政治、经济与文化之“三层结构”,是西南民族多样的社会图景与历史关系的具体面向。在从“聚焦”到“延展”的渐进视角中爬梳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研究的相关成果,既有益于廓清西南古代民族关系史的发展理路,也可为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自在发展的内在机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路径提供坚实的学理基础。

中华民族共同体孕育时期的版画艺术流变史考略——以肃慎、戎狄到辽、金、西夏、两宋版画文物为例

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伟大民族。从诸夏的“雕板书”甲骨文和戎狄的“刻石画”开始,中原核心地带之华夏诸族与周边少数民族部落开始了长达数千年的族群、人文和艺术的交往交流交融。在这种良性的社会互动与族群审美的交流融合中,骆越人之花山崖画、匈奴人之阴山岩画、契丹人之“契丹藏”和套色漏印佛经版画、党项人之《观弥勒上升兜率天经》和世俗版画《四美图》《武将图》、女真人之《赵城金藏》《大金玄都宝藏》,都成为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上乃至世界文明史进程中光彩夺目的艺术品。它们构建了中华民族共有、共享、共同的精神家园和文化精神,堪称中华民族共同体孕育时期的代表性文化符号。

多元一体: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族际整合与合法性

多民族国家内部族际利益的整合对整个国家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将族际政治冲突控制在不致危及整个多民族国家生存的范围内,是所有多民族国家族际整合的底线,在这个底线以内,爱国主义无疑有着巨大的族际利益调适功能,这个调适过程是持续不断的,并应力求避免任何僵化的或倒退的方略。历史与现实都表明,民族的充分发育和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结成一个具有一致利益的共同体,更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我们所要做的是确保族际利益整合的公正性及建筑其上的政治合法性,追求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多元一体与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

如何协调民族多元与国家一体的关系,是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也是现代多民族国家面临的基本问题。"多元一体"是多民族国家民族结构的显著特征。我国是一个主体民族的多民族结构的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理论是对我国一个主体民族的多民族结构的理论升华,也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我国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要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作为现实起点。

整体性:人类思维方式的共同发端

不仅人类认识和思维的发展同思维方式有密切的关系,而且不同的思维方式会导致不同的认识结果,进而又会引起完全不同的实践行为和后果。思维方式通常被理解为人类把握客体的方式。不同民族由于文化背景、民族传统、生存环境等差异,可能会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但整体性思维方式却是不同民族思维方式的共同发端。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国表现为"天人合一"的整体宇宙观,在古希腊罗马表现为"万宗归一"的整体宇宙观。古代各民族千差万别的神话故事也无不蕴涵着一种带有神秘意义的整体观念。作为一种内在的整体观,"天人合一"不仅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内在的情感。它关注的是事物的整体、结构、关系、功能,而不是事物的内部构成;表现在思维方法上就是重综合而轻分析。古希腊罗马"万宗归一"的整体宇宙观是"外在"的统一,一开始就内含着主客两分的意蕴,潜存着主客对立和"分析"的趋势。

新时代“五位一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究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不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命运共同体,与之相伴而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实现中华民族这一大家庭繁荣昌盛的思想基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着眼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全过程,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新时代民族工作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我们要立足当代、立足国内国际新形势、利用优势、补齐短板、全方位的“五位一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巩固民族大团结和各民族全面发展的胜利果实,保证中华民族永续繁荣发展。

红色旅游发展中的央地关系研究——兼与Zhao&Timothy商榷

文章以广东省韶关南雄市为案例,运用叙事研究法,对南雄市申报中央苏区县以推动红色旅游发展的缘起与过程进行了回溯还原,揭示了红色旅游在国家意志、地方追求发展的动力和中华民族“感恩”文化的共同作用下被建构出来的过程。文章的研究结果驳斥了Zhao和Timothy将红色旅游发展中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视为控制者-傀儡关系的观点,并指出,中国红色旅游的发展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通过“目标/激励-责任/动力”方式进行社会交换、合作共创的结果。且这种交换嵌入了中华民族深厚的“反哺”“感恩”文化,超越了唯经济利益导向的理性博弈,呈现出中国在向现代国家治理模式转型过程中,将现代法治与德治相融合的治理理念。在这一过程中,红色旅游因其政治教化功能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同时满足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因而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维护政治稳定的一股重要政治整合力量。未来需要将红色旅游作为常态化的文化治理手段以保持其发展的系统性和稳定性。

西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学书写——以西藏汉语长篇小说为考察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藏的藏汉作家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围绕民族团结、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主题创作出大量脍炙人口的长篇小说,对藏汉民众间团结友爱、互通有无的亲密关系进行了全方位书写,既关照到了藏汉合同为一家的历史史实,也反映出各族民众世代传承的家国情怀,有助于西藏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增强各族民众的"五个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千孤儿入内蒙”历史佳话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诠释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各民族在历史进程中通过交往交流交融形成的民族实体,有着丰富而深厚的内涵。“三千孤儿入内蒙”是三年困难时期发生在南方孤儿和内蒙古大草原之间的历史佳话,是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历史见证,生动地诠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是相互依存的有机统一体和亲缘体,是各民族共同构建的共有精神家园和利益共同体,体现了我国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中华民族研究的两个命题

“一”与“多”间的哲学矛盾催生人类必然直面但无解的元问题,而作为和解之道的任何命题都因时空条件变动而改变。该元问题在民族研究领域可以表现为三种学术争端,即生成论与建构论之争、主体民族与民族平等之争、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之争,而具体到中华民族的议题研究,也因此出现不同的理论命题与主张。其中,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命题遵循的逻辑路径是,地方民族从作为部分之“多”的历史事实出发,追求中华民族整体之“一”的未来理想,该命题之所以在过去数十年得以称道与践行,在于尊重中国历史与现实条件,回应中华民族在民族研究领域面对的元问题。“一体多元”新命题是基于中华民族的现实与未来追求,倒转“多元一体”命题的逻辑路径与关系次序,二者构成有效的互补性关联。新命题对民族研究领域中的元问题有新的回应,有利于推动中华民族研究的再出发,有着更强烈的时代感和明确的未来追求,不仅肯定“多元”的历史构成,还把百年追求的“一体”理想确认为既成事实,进而为“多元”的稳定夯实基础与保障条件。

路学视野下文化线路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

道路是人类社会活动所建构的基础性文化景观,也是人类学进行区域研究的重要视角。道路在被建造的同时,其自身也孕育与联结着新的社会空间,道路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交互性影响。文化线路是历史上由于人类长期的跨区域流动而产生的道路轨迹,对于促进文化圈的延展与族群互动具有历时性的影响。以“路学”为视角对中国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多条文化线路进行研究后发现,文化线路在空间场域上展现出“连接-中断-连接”的曲折发展过程,其中“连接”是文化线路在时空中延续的常态化表征。文化线路的连接和流动促进了边疆与内地之间的相互依附、多民族之间的共生融合。在一定程度上,文化线路承担了推动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以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网络化作用。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文化线路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原创性论断,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凝聚了共识和力量。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如民族分裂势力和地区分裂势力依然存在、民族问题掺杂政治因素使相关问题变得复杂、部分学者对民族理论与政策的理解存在偏差、国际因素的消极影响依然存在等。狭隘民族意识和民族分裂思想的滋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有待深入、西方反华势力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是以上挑战产生的主要原因。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深化民族团结宣传教育、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应对以上挑战的对策。

中国古代华夷族群和合之道的现代启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的主线。历史和实践证明,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助推中国梦的实现。在先秦至清初的历史时空中,华夷族群遵循"华夷有别—华夷互动—华夷一体"的和合之道,演绎着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自在形态,维系了大一统格局。这一和合之道,既有一定的传承价值,又因落脚于新时代背景,更能发挥其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价值功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客观承认民族间的发展差距,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而这一凝聚历史智慧的中国方案势必为解决当前世界性民族问题作出重要贡献。

文旅融合背景下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研究——基于恩施州舍米湖村的实践

文旅融合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搭建了实践平台,可以作为协同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有效载体。文旅融合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具有根本一致的价值目标、高度契合的逻辑理路和广泛相交的实践路径,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文旅融合模式,要求以民族历史文化为基底、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目标、以文旅经济发展为途径,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全新契机。

从辽朝内民族交融看“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辽朝境内民族多元,契丹族与汉族、渤海族、奚族等交错分布,杂居共处。在互动过程中,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相互交融,彼此互通有无,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景象。追溯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可知,各族在汉族核心凝聚的带领下,逐渐形成“多元一体”格局。辽朝作为民族融合之关键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西北局与中华民族观形塑

西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地,民族构成复杂,宗教信仰各异。延安时期,面对日寇利用民族问题分裂中国及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政策,中共为构建“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因时因势着力于中华民族观的形塑,为推进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整合进行了有益探索。在中共中央指导下,身居西北民族聚集地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不断完善自身民族工作组织体系,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维度率先在西北地区进行了“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民族工作实践,促进了西北少数民族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认同建构,对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具有重要启示价值。

试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的路径和方法

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属历史学的专门史(专题史)研究范畴,它与传统的民族史、族别史和边疆史研究既有密切的继承关系,又有明显的发展。“三交”史研究,以史学研究为基础,采用多学科交叉方法,通过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四个专题领域,挖掘、整理和研究中华民族内部及其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基本史实,揭示出中华各民族在政治上凝聚共识、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最终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的历史。“三交”史研究,顺应新时代对史学研究的要求,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史观,坚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