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农产品贸易困局及其突破路径

在民进党恶化两岸关系,以及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等因素叠加影响下,近年两岸经贸发展环境明显转向不利,由此激化了两岸农产品贸易长期累积的诸如市场开放不对等、贸易深度有限、贸易结构失衡等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两岸贸易环境动荡、经济制度化合作停摆,使两岸农产品贸易由稳定、快速增长转向结构性振荡下滑,遭遇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突破两岸农产品贸易困局,当务之急和根本之道在于消除“台独”分子政治干扰、重启两岸互动协商、改善两岸农产品贸易环境。现阶段,较为可行的途径应是借重两岸民间功能性沟通平台谋求局部突破;长期而言,应探索打造共同市场路径,矫正市场扭曲,促进两岸农产品贸易渐进回归市场经济轨道。

自贸试验区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自贸试验区建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两者之间存在较强的内在联系。自贸试验区建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而两者的中介目标和重点工作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其中,制度创新是自贸试验区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为关键的路径。

我国创汇林业发展的战略与重点研究

发展创汇林业是解决我国目前林业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战略，加大创汇林业发展力度，优化创汇林业结构，在积极发展木质林产品贸易创汇的同时，搞好非木质产品、非林产品贸易创汇，发展森林旅游，开辟非贸易创汇新领域，加强国际林业技术经济合作，有组织有计划地建立起一套完整高效的创汇林业体系。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影响的微观探讨

通过构建一个使用进口资源和本地资源进行生产的企业微观模型,就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率对我国出口贸易企业产量及利润的影响展开分析,并得出汇率波动率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取决于企业规模经济状况的结论:对于生产规模报酬递增的企业,实际汇率波动率的增大会使其产量减小,而对利润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对于生产规模报酬递减的企业,实际汇率波动率的增大会提高其产量,并增加企业利润。通过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中国出口额的数据进行协整关系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证明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率对我国出口有显著影响,也基本证实了这一理论模型的结论。

美国贸易逆差:增长惯性与可持续性

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特别是贸易逆差“历史悠久”,尤其是近年来高速增长,已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本文作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美国贸易逆差已很难单从汇率、贸易政策及产品竞争力等单个变量来加以解释。通过运用滞后一年的时间数列相关分析及回归分析,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当期美国贸易逆差是前期美国贸易逆差的惯性增长,并且只要美国资本与金融账户的盈余足够冲抵贸易逆差,美国的贸易逆差便具有可持续性。针对近期美国人制造的“人民币升值论”,结合近十年来中美双边贸易现实,说明美国贸易逆差与人民币汇率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人民币升值也不可能改善美国的贸易收支状况。

实际汇率变动对海峡两岸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

基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选取海峡两岸2009—2014年不同行业进出口季度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人民币兑新台币实际汇率变动对两岸不同行业进出口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实际汇率变动对两岸不同行业进出口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别,大陆向台湾地区出口的汇率弹性远大于大陆从台湾地区进口的汇率弹性,说明大陆向台湾地区出口更易受两岸实际汇率变动的影响;但随着行业技术含量的增加,受实际汇率变动的影响逐渐减小。因此,企业应加强汇率风险管理,提高产品技术含量;货币当局应维持两岸汇率稳定,共同努力降低汇率变动给两岸贸易带来的负面影响。

货币政策、所有制差异与商业信用再配置——兼论新常态背景下供给侧治理的微观路径

以2007年～2013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企业商业信用再配置行为在新常态下的存在性、异质性及其演变逻辑，并以所有制差异为视角，揭示了货币政策对再配置行为的异质性影响。实证发现：与经济高速增长期不同，新常态下，国有企业呈现出比民营企业更强的再配置意愿，国企更大程度上推动了资本要素在微观主体之间的结构性再平衡；宽松货币政策对国有企业再配置意愿的强化效应高于民企，鉴于国有企业的融资比较优势，上述异质性提升效应意味着全社会资金再分配成本有所降低、资本要素在微观主体之间再平衡的效率有所提升。本文为理解新常态下的企业财务行为决策及其政策协调性、理解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企业通过财务决策来优化要素配置效率的能动性及其政策联动性提供了研究视角和分析逻辑，也为分析货币政策对供给侧微观治理的影响及优化政策评价机制提供了实证参考。

金融发展、需求侧市场变迁与贸易收支

基于金融发展视角从需求侧探究金融发展通过需求侧市场结构变迁作用于贸易收支的运行机理,选取2000-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会显著收窄贸易顺差,不同自然资源禀赋、地理区域、人均GDP以及金融危机和汇率改革的前后,金融发展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均存在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发展规模通过需求侧市场结构变迁作用于贸易收支,而金融结构则没有此中介效应。研究结果为立足国内大循环,协同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提供了政策启示。

自贸区背景下的厦门总部经济发展探析

基于经济发展、产业集聚、区域位置和人居环境等方面的良好基础,厦门总部经济已初具规模,而福建自贸区建设的推动更使厦门总部经济在投资、贸易、金融、政府运作管理和对台交流等方面获得了更大的运作空间。在此背景下,厦门应重点进行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协调发展,推动传统优势产业走出去,推进物流业和金融业共同发展,并且还应做好与海峡西岸经济区其他区域的协调分工配合,强化政府部门的服务水平,从产业基础、产业发展、配套支持、区域协同及政府服务等方面推动总部经济的发展。

几种不同测算方式下的中国外贸依存度比较研究

对中国外贸依存度的准确把握关系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对外贸易政策的制订与实施。文章运用汇率法匡算了中国外贸易依存度,同时考虑到购买力平价方法估算一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中国地下经济规模大小以及加工贸易规模大小等对中国外贸依存度进行了修正。文章认为汇率法明显高估了中国外贸依存度,对中国外贸易依存度的修正显示中国外贸依存度明显低于汇率法,但过去几十年来外贸依存度提升在中国仍是不争的事实。

汇率影响贸易竞争力的供给侧渠道效应研究

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取得显著成效,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不断完善,波动幅度不断扩大;与此同时,我国对外贸易也扭转了粗放扩张的局面,提质增效趋势明显。分析汇率影响贸易竞争力的供给侧渠道机制,并使用2002-2017年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总体效应和区域差异,结果表明:(1)人民币实际升值通过直接激励效应、刺激技术创新、抑制外商投资有利于贸易竞争力地提升,但升值促进资本密度提高会对贸易竞争力产生消极影响。(2)东中西部地区的渠道效应存在差异:东部地区贸易竞争力同时受直接激励效应、出口学习、技术创新驱动;中部地区更加依赖出口学习、劳动力优势;西部由于承接产业迁移呈现出与东部类似的渠道效应,但更加依赖出口学习,受外资的不利影响也更大;(3)汇率制度改革及实际升值总体有利于贸易竞争力提升,这种积极效应由东部向中西部逐步减弱。总体上,东部地区在汇率制度改革和升值的冲击下表现出较强的调适能力。

海峡两岸经贸合作结构分析

基于政策和市场双重因素,海峡两岸经贸结构严重失衡,台湾长期顺差。通过分析海峡两岸贸易合作结构和产业投资合作结构的现状,得出海峡两岸经贸合作结构性失衡缘由。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优化海峡两岸经贸结构的对策:(1)充分发挥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合力,突出政府主导作用;(2)加强两岸资源整合,提高两岸新兴产业经贸合作比重;(3)把握比较优势,优化提升两岸产业分工结构,使经贸合作在促进两岸产业结构升级转型中发挥更大作用。

开放经济下人民币汇率体制与贸易政策协调新机制探讨

在开放经济下 ,随着我国国际收支顺差扩大和外汇储备的急剧增加 ,给我国经济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货币政策实施难度与外汇市场干预风险加大 ,政府出口津贴的财政负担加重 ,对外贸易摩擦凸显等。为此 ,应加大人民币汇率体制市场化改革力度 ,重新调整贸易政策和贸易发展战略 ,建立新的汇率体制与贸易政策协调机制 ,从而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提高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实施效果和减少对外贸易摩擦。

转型经济体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在总结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理论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时间序列折线图的初步直观描述,再运用面板数据协整检验方法,对12个高增长的转型经济体样本期间的实际汇率与相对人均产出序列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样本期实际汇率与相对人均产出之间的协整关系成立。这表明,实现经济转型后的高增长转型经济体的实际汇率与相对人均产出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内在关联关系,其实际汇率基本变动趋势可由相对生产率的变动所解释。

共同市场——海峡两岸经贸合作深化发展的最佳选择

从两岸经贸合作的现状出发,分析了当前两岸经贸合作存在的问题,认为其根源是台湾当局限制性的经贸政策造成的不对等经贸格局。通过对共同市场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分析,认为共同市场是海峡两岸经贸合作深化发展的最佳选择,因为只有从实现区域内商品、资本、人员、技术的自由流动角度去构建两岸共同市场,两岸经贸才能有效整合,两岸经济才能长足发展。

生产者货币计价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

利用12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非平衡面板样本数据,对微观、宏观和其他因素对生产者货币计价(PCP)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指出经济规模、市场份额、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币值的对内稳定性和产品差异化程度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而出口商的谈判能力、币值的对外稳定性等因素也对PCP的选择有一定影响。根据实证检验结果,对人民币作为贸易计价货币的条件进行评估,发现其优势在于我国的经济规模、出口商的市场份额及其谈判能力以及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性;劣势在于相对落后的金融市场、不可预期性较大的通货膨胀水平以及产品的差异化程度。

两岸经贸交流时空演进:历程、现状与趋势

二十多年来,两岸经贸交流获得了长足发展,推进了两岸经济的一体化,促进了两岸不同属性经济空间的交接、重组和整合,使海峡经济区日益显现出来。然而,由于台湾推行限制性两岸经贸政策,迟滞和延宕了两岸经贸交流的时空演进,从而使海峡经济区存在诸如“信道阻塞、”“网络结构单一”、“偏在”等问题。但“障碍”是一时的,在全球化和区域化洪流的推进下,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主导下,两岸经贸交流的深化发展、海峡经济区的发育完善是历史的必然。

人民币汇率与世界经济平衡分析

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再平衡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问题,近来美国把中美贸易失衡归咎于中国汇率低估,使得人民币升值则成为世界经济的焦点问题。本文分析认为单纯依靠人民币汇率升值并不能改善美中贸易逆差,达到世界经济再平衡的目标,反而会给世界经济的复苏进程造成负面影响,并且不利于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全球经济再平衡需要各国调整产业、储蓄、消费等经济结构。

人民币汇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空间计量研究——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风险较大,人民币汇率变动引起的经营风险是其中之一。本文选取"一带一路"沿线44个国家2003年—2018年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运用stata15.0、matlab2018软件,实证检验人民币汇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升值显著促进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东道国市场规模、开放水平与腐败控制程度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在空间相关性和正向的第三国效应。研究认为:中国企业应重视人民币汇率变动风险,合理使用避险工具。在对沿线国家投资时应考虑沿线国家的市场规模、开放水平与腐败控制程度,选择重点国家并制定适宜的投资方案;优化对沿线重点国家直接投资的空间布局,围绕重点产业实现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集聚,形成沿线国家产业链各环节的分工合作。

举步维艰的日本经济:现状、症结与展望

虽然当前日本经济继续保持着恢复基调,但复苏的速度比较缓慢。受全球通胀和日元贬值等因素的影响,日本国内物价显著上涨,对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形成较大压力;由于进口价格大幅上升,对外贸易持续逆差,并带动经常账户盈余明显缩水;就业形势有所改善,但工资涨幅低于物价上涨幅度。日本经济的萎靡不振与复苏艰难并非始于三年疫情影响,而是泡沫崩溃后长期慢性衰退的延续。超低的经济增长率导致社会总收入增加缓慢,经济活力下挫,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从中长期来看,随着外部经济环境趋于改善,日本国内也在做出适应性调整,但是,日本经济和社会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难以解决,恐难摆脱慢性衰退。